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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时候我不相信文字，但现在又胡涂的写出了这些。也算是纪念自己罢。
此祝大安。
碧空楼书简——致程千帆（三）
？ 舒 芜三十七千帆兄：前函计已登览。函中说某某事；未及详；兹有资料二则；剪附。第一次报道近真；第二次更正；则以“原则错误”、“严重政治错误”等帽子相加，亦可知实质所在，而某某则在“核保护伞”之下也。许觉民兄云，该刊八十年代销数至十一万，今则数千而已。
日前陈致、陈冰梅（陈毓罴之女）夫妇自美国归，匆匆赴新加坡。陈致读博士生已卒业，论文尚未完成，先应新加坡大学之聘；俟论文完成，再赴美通过。陈冰梅先偕赴新加坡安家，然后返美，续读硕士生云。闻兄病目，不敢函渎，嘱代致候。专上，顺颂文祺。
陶芸大姐均此。
走出“一人学问”的殿堂
？ 王文元
中国人自古就喜欢大学问家，对“一人学问”有一种特殊癖好。所谓“一人学问”就是废黜百家，独尊一家之学。
尊敬学问家本是好事，然而过了头就成问题了。每每大学问家横空出世，好事者就会麇集在其麾下，吹喇叭，抬轿子，唱赞歌，立牌坊，将其推向极顶。比照人间的权力殿堂与“君臣佐辅”的等级序列，学问的殿堂在吹吹打打中也被建造了起来，而且更其金碧辉煌，更其等级森严，不容僭越：处于极顶的学问酷似“君主”，它统领与支配着余下的“臣”、“佐”、“辅”。这样，现实世界与学问世界就被对应了起来，人们必须接受两个世界君主的支配。这在世界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不同的是，现实世界的君主屡屡被他姓革命，江山像万花筒般地不断改变着颜色，而在学问世界中，则不太容易发生那样的变化，或者说它的周期比君主统治周期要长得多。在学问领域不存在那么多“革命”契机，因此无须像现实世界的君主那样走马灯似地频繁更换。不同的君主尽可与同一圣人共处，因此就有了中国的儒学统治长达两千年之久这样令现代人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死守一个人的说教两千年，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既是一个欲罢不能的宿命，又是一种让人欲哭无泪的悲哀。
儒学可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万能的，几乎一切存在或想象都被纳入到了它的范围之内。由儒学做道德的立法者，连宗教都成了多余之物（所以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宗教）。似乎只要有了儒学，我们就变得无比睿智，就能洞察百变的世界，把握眇忽的生命，驾驭骜獒的思维，平衡复杂的情感。本来，世界是多元的，人的价值观是多元的，人的情感世界也是多元的，有了儒学这个威严的“君主”，多元就归于了一统了：一种声音、一种步调、一种方式、一种价值观。其结果是，通往真理的路被阻塞，导致了思想的贫乏与生活的单调。
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理性与信仰的紊乱，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理性与信仰被合一了，信仰被糅到了儒学之中。本来，理性与信仰各有各的领地，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糅在一起，难免二者都被改塑得面目全非。对于宇宙与生命，我们应该有所信仰，而且信仰千年不变也属正常。我们匍匐在地，执着地相信某种约定俗成的定说，并不会失去什么，相反却会得到安宁；然而，对于理性的结晶——学问，非但不能向它跪拜，还要踩在它的肩膀上，以使我们离神圣的“天”更近些。遗憾的是，几千年来，我们的先人一直是跪着接受教化的，他们把圣人的学问视为圣物，惟恐新的学问动摇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精神殿堂。他们多了从一而终之习惯，却少了容纳百川之雅量。凭此一端即可断定：中国积弱、愚昧与落后尽在情理之中。因为无论多么好的学问，也不可能以其不变应对万变的世界。应对不了环境，当然就要陷入被动挨打之地。
孔子的确是一位大学问家。其知识、见识与胆识脱俗超凡，冠绝一时，不容怀疑。然而孔子留名于后世，不惟因其思想伟大，更因他是学问世界中的“君主”。在他面前，一切学问家都不敢再言创造性的治学，充其量只能对“正统”做些诠释而已。这样，中国的学问家大多成为了阐释大师。《诸子集成》中阐释篇幅远远地多于原文就是一个佐证。慢慢地，我们只习惯于通过儒学这个小孔来观察外面偌大的世界。以至于世界进入了工业时代，大清皇帝仍按一定之规“阐释”一切：把制造机器讥讽为“雕虫小技”；把西洋的社会文明贬斥为对祖宗之法的亵渎；甚至狂傲地说什么夷人的洋枪不如大清的长枪。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到此，学问已然变为了一场赌博，变为了一个思维定式，变成了一种执着的信仰，变成了一剂生存的依赖药物，变成了一道阻挡真理的屏障。大清皇帝的高论正是这一现实的反映。我们也不必过于苛求大清皇帝，他们怎可能于一朝一夕之间改变两千年之积习呢？怎可能一下子就能适应不借助那个小孔观察世界呢？怎可能丢掉温文尔雅踩在圣人的肩膀上呢？
遑论皇帝，就是现代人也不乏死抱着儒学不放者。前些年，甚至有用“儒家资本主义”来解释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幸亏由于发生了旷日持久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在于这些国家的现代因素——自由、竞争等——不足），这种解释才渐渐地喑哑了。否则，说不定儒学会再现昔日的辉煌。真若如此的话，不知九泉之下的孔子面对这飞来的不虞之誉作何感想。我想老夫子定会惊诧不已，因为他当初创造儒学时恐怕并没想过要将其远播四海。现代社会当然要用现代的准则来支配，这就如现代人必须呼吸现代的空气一样天经地义。人不呼吸空气不行，现代人当然也不能拒绝现代准则。
我们人类永远也不可能乘坐“一人学问”之船抵达彼岸。我们都拥挤在一条船上，船就要倾覆。一条船承载不下芸芸众生的躯体，更承载不下芸芸众生的思想。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相貌与指纹一样，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思想。人，天生就懂得坚守自己的思想，愚笨的人亦如此。人的思想远不像人的身体那样容易能被征服、被俘虏。司马迁的身体被征服了，但他还是在《史记》中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对当朝的不满；李贽的身体被俘虏了，但他还是冒死喊出了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强音。“一人学问”，即使百分之百的正确，也还是要和众人的思想发生龃龉，因为一人想不到的问题，众人会想到，想到了就势必要表达出来。在这种场合，要想保住“一人学问”的地位，只有压制众人的思想。思想专制于焉而生。
对于人来说，开发学问资源应该适可而止呢，抑或是多多益善？我以为答案是后者。既然人对物质的需求没有止境，那么，为什么要限制人的精神需求呢？！我们永远不能说：我们已经占有了全部学问。人类存在于这个星球上的最主要的动机就是一点点挖掘这些学问。一个人一个脑、一张嘴，无有例外。只不过有的脑更善于思考、嘴更善于讲话而已。那么，善于用脑用嘴的人与普通人究竟有多大的差别呢？差别当然很大，但总是在一定限度之内，无限地夸大它是违反事实的。试想，一个人是一个小包容，世界是一个大包容，以我们一个人的小包容去装载世界的大包容，那怎能装载得下呢？但以我们人类之和去装载这个世界，即使装不下全部，最少可以比一个人多装些。
也许有人会反诘：一百个傻子的智慧之和并不一定比一个智者多。此话固然有道理，但我现在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智者能否用其认知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把他一个人研究的成果提供给全体享用。我以为不可能。原因就在于人脑是有限的，而世界是无限的。就拿孔子来说，距“全知全能”就相差甚远：对于信仰（信仰乃是重要的认知方式）他几乎是一片空白，既不知人为何要信仰，也不知如何去信仰；孔子不懂让人同时受制于“机制”与道德比单纯受制于道德效果更好的道理，因此他一生都奔走在伦理的单行线上；孔子不了解欲望是我们人类的一切创造活动最根本的推动力，因此他从未研究过如何引导欲望的问题；孔子不晓得人除了应该接受文化的约束，还应该保持相对完整的人格与自主意识，应该有一个自我主宰的空间；孔子不明白道德不惟取决于修身养性，也取决于社会公正；孔子对公正的理解是“均”，但他不知道不解决“寡”的问题是均不起来的；孔子主张精英政治，崇拜周武王与周公旦，其实只有万机决于公论的政治才算得上理想的政治；孔子虽聪明，却未洞悉到竞争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车轮……
我这里丝毫也没有苛求孔子之意，这些本就是两千年前的人难于把握的问题，然而，倘若现代人还是一味拘泥于儒学，拒绝给这个世界以儒学之外的说法，就十分可怜与可悲了。近几十年来，世界变化的节奏明显地加快了，知识更替的周期在不断地缩短。在这种情况下，若还是固守某一学说，将一个学说凌驾于其他学说之上，只能受到历史的嘲弄。
当然，把儒学一棍子打死也不可取，正确的做法是把它视为文明之树上的一个枝杈。学问是人创造出来的，人尚且无完人，学问怎可能十全十美呢？从美学角度看，十全十美就不美了，诚如谚语所说“人无疵不可交，书无瑕不可读”。美表现在参差不齐的交错与变化之中，真理产生于正确与谬误的交锋之中，孤立的美不存在，孤立的真理同样难以存在。
文明之树非常奇特。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它的枝杈，永远也不可能明晰地分辨出其主干。一切枝杈都依附在主干上。主干承载的是宇宙的源头、人类的智慧以及把世界铸造成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