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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赤脚奔逐在绿色的大地，伴着脚下溅起的朵朵水花，信手播下心灵的种子。
当然，我不是一个职业写家。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随意的事。我也没有既定的目标，就像一个云游四方的僧人，随便哪一座荒岭孤庙都可能留下我的形迹。许多年以来，我都是这样漫无边际地走着。有一位从事职业写作的朋友说：“你好似一个懒惰的农夫，懒得甚至不肯弯下腰来拾起那些已有的收获。”
我自有我的道理。中国有句老话叫“入乡随俗”，否则就会被视为异类。坦白地说，我还缺乏甘为异类的勇气。从学校一出来，命运赐给我的就是一块生长文牍的田亩。那么，我的主业当然是种好它。种不好，就会丢掉自己的饭碗。就是不从事业上去想，单论吃饭问题，也能充分证明我工作的现实意义。所以，在这块土地上我勤奋地劳作着，像一个本份的农民，守着分给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长年过着自得其乐的日子。
至于另一种意义上的写作，比如说散文、小说等等，在我所处的地界中是不能视为正常作物的。倘若你还敢进一步地号称自己是诗人，那么落到头上的桂冠肯定是“怪物”，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我还是在不经意之中掉下了一些种子，稀稀拉拉地夹杂在我的那片麦田中。这就是说，与邻人的耕作有了一点区别，有人看见了，就说我的地里长出了一些稗子。他们没有说错。严格地考察，在单一耕作的方式下，一丘良田生长的应该是优质而统一的品种，在大家都没有间作习惯的时候，你的地里竟长出其它植物，给它定义为稗子的确是一个恰如其分的结论。
不过，人们对我还是宽容的。对我那些他们认为没有丝毫意义的劳作报以淡淡的一笑。对此，我感到十分满足。尽管我知道有的笑容里藏着轻蔑的意思，但只要没有人开着推土机将我的自留地一股脑地铲去，我就感到万分庆幸了。至于别人的脸色，就像你左右不了的天气一样，“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好了。
于是，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在这台深黑色的电脑前，我随心所欲地走进了属于自己的这片土地。十指敲击着键盘，在过于沉闷的生活中响起属于自己的足音。还是那句话，我从来没有刻意地寻找什么主题和意义，更没有指望自己的收成会喂饱别人的肚子。我总觉得，自己启动的是一架摄像机，回录的是与自己有关的人和事。那些零碎的片断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既然存在于这个历史当中，就不能说与历史完全无关，从这个角度透视，我所做的事就不能说没有一点意义。
在我疲劳的时候，便会将一张VCD光盘插进电脑里。我最喜欢的是美国西部片，一个个像模像样的西部牛仔历尽艰辛，在让我透不过气来的磨难中寻找生机。我双眼紧盯着屏幕，在他们身陷绝境的时候，我在心里一次次替他们逃跑，逃啊逃，直到他们躲进我的心里。然后，我继续属于个人的工作，让阳光、森林、鲜花、河流以及人们感到鲜亮的日子熨平我的焦虑。再深深地吸上一口气，澄明的气流会分担我的重量，让我轻松得像一个快乐的王子，嬉戏在自己的后花园，任凭草色与花香过滤思想，之后，与那朵喇叭花一道，传递生命的律动和消息……
戏 子
？ 黄永厚 文画
画家是戏子，司马迁给定的“倡优”两千年不变。
画家作画又兼编导，口袋里装满了“名角”、“大腕”。一边是屈原、七贤、李、杜等等，另一头是锺馗、财神（或他的代表老虎）以及打心眼里就高兴接受屈辱的大肚和尚等等。不过，我不信锺先生是群众的朋友，他们只有被捉的份。举个例子，对宪法有最后解释权的前国家主席都被活鬼捉去弄成死鬼，直到今天还不许锺先生出面领情，你能打消我的怀疑吗？
开始文化搭台的九一年，我曾受邀给龙舟赛捧场，即化悲痛为逗乐，没成行，三闾大夫还是画了，画跋上说：王逸、朱熹、当代科学院前院长郭沫若做的学问都对屈原负责，屈原又对谁负责呢？——楚王。转来转去都转不出皇城那个黄圈圈。在那个讲王的时代，王只要一个，其他的人都是依附者，一旦被王抛弃，他就活不下去，丢魂失魄只有去跳水。屈原是绝顶聪明了，他的想象力甚至盖过一切时代。但朱熹在《楚辞集注》里却把他揭发了：“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祀，巫觋作乐，歌以娱神，屈原见逐，见而惑之（不高兴了），更定其辞，去其泰甚（大动刀斧），（以）彼事神之心，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从此俺沅湘老乡娱神自娱的快乐全被他毁了，留给我们的只是一部弃妇哭泣的、可供永远重复的美丽的唱本。
对于这位自比香草美人的屈先生，已有两位前辈说他像梅兰芳，取譬精彩而幽默，可屈先生为什么要带头反串旦角呢？胡适说了：“想当官！”胡先生这三字经还真透着一点时间特征，假若哪天再闹屈原热，你就知道什么权力又到交替的节骨眼上了。
东晋盘口壶
？ 田 原 文
读荒芜编的《我所认识的沈从文》一书，从中更认识了这位老夫子，更佩服他为文为艺的精神，更敬仰他为人的品格。
“文革”期间，我曾有缘和沈从文先生见过一面。那是在北京他的斗室里。我心目中，沈老是大作家，气度非凡，见面，得小心翼翼，不可冒失。谁知一见，却是个极其平凡的老头儿。说话湘西口音，似乎有点像四川话，听不真切。见我们去，从橱柜里拿出糕点让我们吃。老人热情，敢不从命，拿起一块就啃，啊，太硬了，一看，竟已出虫！我也不敢造次，把啃的一角，强咽下去。另一大半，就悄悄塞进口袋。当时，谈些什么，记不清了。我见桌上有本小册子，是先生的著作，是解放前出版的，纸有点黄了。沈老见我读得认真，随口说：“送给你吧！”我顿时惊呆了，这太珍贵了，怎能随意送人。为何说“珍贵”二字？因为书页的天地空白处，是先生用毛笔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字，细小而又恭正。回来详细拜读，原来是先生认为不妥处的批注，多么珍贵。我在写这篇小文时，这本册子却遍找不着。记忆中，是被人借去不还了，惋惜之至！
又在书中读到王亚蓉写的《沈从文小记》，文中提到罗叔子，我眼突然一亮。叔子，我的好友，趣味相投有三。一，他能画，而是大手笔，花鸟鱼虫皆精。见面兴来，他就挥毫。有次在四尺对开（直幅）纸上，为我画幅芭蕉。见他笔蘸浓淡墨，又蘸藤黄、花青，又蘸点胭脂，下笔如风扫落叶，一气呵成，水墨色彩变化，令人叹服。见他换支长锋描笔，在叶端拉出一条细细直线，末尾一顿现出一小墨团，加上几笔，原来是只蜘蛛！他还用沙哑的湖北腔叮嘱：“用笔要脏！”意思是，用多种颜色，显得丰富。这句话一直记取。二，我俩都爱篆刻。三，都喜工艺美术。王亚蓉写叔子是南京大学的，实是南京艺术学院之误。《中国工艺美术史稿》我见过，原是南师陈之佛先生遗稿，叔子接手完稿。经沈先生充实，诚是可贵！
叔子识古玩。见我一只瓷罐，他用朱笔在罐底注出，东晋物也。并翻出《文物参考资料》杂志对证，这叫四系盘口壶。此壶一直供在案头。老伴听说是墓葬品，不吉利，乘我外出，就掷向垃圾车里了。待我回来，问及，老伴被逼，如实告知，我急得直跳：“被你掷掉个宝贝！”从此老伴不敢再掷。此壶掷了，叔子也在“文革”中上吊自尽了！物去，人亡，思之欲哭！这只晋壶，是后来所得，比原来那只差多。你或许会说：“跑掉的鱼，都是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