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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了，先生们！人民什么都没否定，什么都没抛弃，也没有把任何东西扔进阴沟里去。只不过是1848年的社会主义受到了排斥而已，但决不是受到人们的排斥。这种排斥并不能作为一个论据，自由主义藐视地践踏一个政治犯的尸体，只不过表示了它乐于通过一个对手来摆脱一个敌人而已。哼！自由主义者对这个过去的同盟者真是助了一臂之力呵。
等着瞧吧！这些尸体有时还会复活的。当然，在目前，1848年的社会主义进了坟墓。人们不许它再从坟墓里爬起来。此外，看守它的敌人也并没有睡觉。十六年来，他们如同坟墓一样保持沉默，并没有把一根头发来做合作的装饰品。所有的阵地都留给了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尤其是自从人们看到他们所谓蒲鲁东的信徒怎样理解和运用他的社会主义以来，这种主义显得更不可怕了。可怜的蒲鲁东啊！难道他曾想到过，一个包扎在他的理论的襁褓之中的婴孩，他名义上的亲生儿，会受到马尔萨斯之流的政治经济学的洗礼、宠爱、抚摸、教育和夸奖吗？
然而必须互相谅解。是的，在1848年存在着两个互相交锋的社会主义：一个是蒲鲁东的社会主义①，它建立在义务协作的温和个人主义基础之上；另一个是无名氏社会主义，它建立在普遍发展的协作基础之上。当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可能取得胜利。因为它们的胜利不是一天就能取得的。后来，它们两个都同样遭到了失败。这是一对仇敌般的兄弟。但这两个兄弟，在他们激烈的斗争中仍然保存了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这相似之处证明他们来自同一个根源，这就允许他们同姓共名。他们两个都向资本主义的暴政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且都宣布任何形式的利润，无论是租金、房租、地租、超过票面的金额等等都是不合法的。
①有意思的是，布朗基还不理解蒲鲁东的理论和革命的共产主义之间相隔的鸿沟。
他们只承认劳动的权力，不承认资本有任何权力。这个理论不仅是科学的真理，而且还是最高尚的道德。事实上，劳动的是人，资本只是物质。只有人能活动，资本是不能活动的。资本只是劳动者手中的死工具。因此，任何产品都不能分一份给资本。
这里不是批驳主张资本应得报酬的政治经济学这种诡辩的地方。这个插曲会超出我的演说范围。我们只要记住两个斗争着的社会主义、互助主义和协作，尽管它们有根本的分歧，但是在有决定性的一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它们都认为利润是不合法的。当然，这一点并不是一切。但是人们要问，这一点对地主、金融家、工业家和商业家是否都不算什么呢？我并不是不承认这两个社会主义制度里劳动组织的困难，而正是谈到这种组织，它们的对立才爆发出来，但我们可以大胆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这一公式：资本的利润是不合法的。
因此，如果象合作组织的创始人所夸耀的那样，象他们的报纸每天所殷勤地反复宣传的那样，合作组织是蒲鲁东社会主义精心培养的女儿，那它至少应以使蒲鲁东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唯一理论根据作为它所应该采取的依据。远远不是如此，合作组织的上帝是百分之几的利润，它的主人是资本。合作组织和一切可能的商业公司——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合资公司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之上。看看他们的章程、报告和所有的宣言，用的都是一些金融方面的行话，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对放任自由和不干涉政策公开道歉，这是无情地把千百万牺牲者推到吃人的竞争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完全胜利……，人们还可以补充说，这是供求关系的胜利，因为在合作组织中有一些助理人员。“助理人员”是一个掩饰“领工资者”的好听名词。谁能说这些多头老板不比那些寡头老板更残酷呢？在这情况之下，马尔萨斯主义者对合作组织这个娃娃的钟爱还值得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这个娃娃的代父们对无产者说：“不要去关心政府。你们用不着政府的任何帮助。不要向政府请求几百万法郎的施舍。你们没有接受施舍的权利，而且，政府的施舍对于你们也是害处多于益处。从你穷苦的钱袋里一个钱一个钱地节省下来，为你们创造资本，创造劳动工具吧，等到有了资本的那一天，你们将不再是领薪水的人和被剥削者，而变成资本家了，你们得进行双重的积累，首先是资本，其次是劳动力，但是不能预先支取。这才是你们争取解放和幸福的真正道路！因此，不要去理睬政府了！不但不要政府干预，最好是请求政府少管你们的事。”
既然政府就是国家，它怎么能一点也不干预你们的事呢？如果这个建议不是一个讽刺的话，那的确是令人叫绝的。人们建议工人一分钱一分钱地建立十个人、二十个人、五十个人、一百个人的小小的协作组织，安心地呆在这些小范围里，眼睛看着经理，注意他们暗藏的钱财怎么开花结果。这种建议实际上是劝阻工人们不要去干与大协作组织的事，这些大协作组织却要吞噬大量的金钱，可以多到二十五亿法郎。
难道可以想象，从国民生产上提取二十亿法郎，对于劳动人民的福利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吗？工人不必关心这种大事，就象不必关心月亮里的火山一样吗？这笔法郎如何使用对他们也是没有关系的吗？五亿法郎的公债，谁知道它的本金用在什么上面了呢？五亿法郎用来阻止六十万人劳动，六千万法郎用于教会，换句话说，用来生产愚昧，二千五百万法郎用于所谓的国民教育，其实大多用于教区分会，至多也不过是用来制造半愚昧而已；所有这一切对于广大群众的命运难道没有任何影响吗？人们怎么敢叫他们不必注意国家而只要深信自己呢？
我知道有人会这样回答：“谁也没有要工人不去注意国家大事，事实正好完全相反。我们极力促使工人积极参与国家大事。工人关心政治，这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但是政治是一回事，而社会劳动又是一回事。要求国家好好管理公共利益，这是好事。为了私人的利益而向国家要钱，如同1848年那样，这是不合理的。不应该混淆这两个根本不同的截然分开的问题。”
“根本不同！截然分开！”我们的回答是一千个“不”！这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问题。我知道预算中不能预付款项给劳动人民协作组织……但是，即使假想有一些预算款项违反官方政治经济学的神圣原则无偿地预先付给工人社团，这成百成千的法郎比起大量用于欧洲、亚洲、非洲、美洲的千万亿法郎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正如一条河和一杯水一样。他们看见倒了一杯水就大惊小怪，而看见河水流走却沉默无言。然而杯中的水倒在地上还会起点作用，而河水流入大海却毫无效果。
不要辩论了！预算中的预付款项已经取消！工人们没有向国家要钱。相反，倒是国家在集体利益的借口下向工人要钱，要许许多多的钱。难道工人们的个人利益不会受到这种榨取的损害吗？如果大协作组织拿走了工人们的钱，那么他们又拿什么作建立小协作组织的资本呢？如果大协作组织滥用预先提取的资金，对于工人们来说，那比过重的捐税造成的灾难更为严重。因为，过重的捐税只能夺取他们的金钱，滥用资金却会扼杀他们的智慧，而智慧是一切活动的第一源泉。
显而易见，使合作组织瘫痪的、贬低的，同时把它事先局限在一个无形的小圈子里的主要原因，就是愚昧无知。绝大多数无产者没有足够的知识来独立判断应该如何管理一个合作社，更没有知识去参与管理工作，他们由于害怕受骗而放弃了管理的权利。他们很有理由害怕上当，所以宁愿稳稳当当地领点工资算了。即使只有这个障碍，也足以使合作组织在他们看来成了一个骗局，何况还有其他障碍呢？
而愚昧无知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帕利斯（de la Palisse）先生会说：“这是没有受教育的缘故。”我还要补充一句：愚昧无知主要来自教会教育，因为教会教育的目的和结果是消灭文化，用迷信来使人变得愚蠢。如果国家不是每年把五亿法郎浪费在使六十万身强力壮的青年受到无所事事的教育，而把这笔钱用于国民教育，建立一套符合科学的、严肃合理的教育制度，那么不到十年，法国的面貌就可以完全改观。那时，所有的劳动人民都会从消极被动的工具变成知识丰富的公民，他们会把他们的脑力和体力自然地结合起来，而劳动组织的问题将公平合理地得到彻底的解决。
不幸得很，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一步；所以只是在毫无结果的斗争中，在无能为力的奋斗中消耗力量。让我们来看看合作运动和它在目前情况下所起的作用吧。它有三种表现形式：消费合作社，信贷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
消费合作社是一种最简单易行的形式。参加这种合作社没有多大的危险。但是，它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结果，有时甚至引起失望。此外，消费合作社只能在较富裕的地区实行。总之，这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游戏，甚至不能算一种临时有效的药方。
信贷合作社对于工人已是一个危险、一个诱人的幻影，它使工人陷入往来账、票据到期和复利等等复杂难解的财政问题的迷宫里，使没有经验的工人很容易迷失方向。信贷合作社需要有一种知识，而这种知识却出奇地缩小了合作社的范围。
至于生产合作社，我把它看作是无产阶级可能陷入的丧命圈套。显而易见只有极少数劳动人民具有参加这一类企业的必要才能。因此，只有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才有可能走上这条道路。然而在这条道路上，失败和成功都同样是不幸的。失败，那就是破产和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