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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提出“发现东方”是理念，“文化输出”是实践，“文化输出”不是王岳川的原创。我记得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宗白华先生曾经提出过，我们在20世纪初五·四期间应该开窗让欧风美雨进来，在20世纪末的时候应该开门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他用的是一个“走”字。季羡林先生在上个世纪末说“送出主义”，就说你不来，你不要，你看不上，我给你送过去，看你要不。我提出“输出”更主要的是强调一种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它不是一次性的，也不是简简单单一种政治表态，而是一种一代一代的人们坚定不移地输出去。
朋友们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人家不要，人家看不上，你送了也白搭，有什么用呢？西班牙有一个传教士叫方济各·沙勿略（Framcos Savier），他从1542年到1552年步行10万公里以上，足迹遍及印度、西南、新加坡，他后来发现，东方中国不能忽略。但是他生不逢时，正好当时的中国禁海进不去，他有一个想法，如果我把中国的皇帝都基督教化了、天主教化了的话，那我岂不是就把我们传教的任务完成了吗？就这么一个人，在我们的广东，一直在澳门外边进不来，最后死在广东外面的上川岛上了。今天还有哪一个留学生，哪一位专家、教授敢把自己国家所谓的一种文化，到了别的国家被拒签进不去的情况下，徘徊若干年死在人家门口的，我看到的很少。这是一个文化担当和文化价值判断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今天应该意识到文化输出不是一个学理问题，它是一个文化战略问题，是我们中国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文化，怎样重新评价文化问题。“李约瑟之谜”提出，中国的科技遥遥领先，却为什么突然就落后了呢？“韦伯之谜”提出，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发生在有长久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呢？这些问题应该去思考。我还要提出，为什么当代中国在学会“拿来”以后，没有思考一下要学会“输出”呢？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对人类负起来自己责任来呢，它毕竟占人类四分之一。
“文化输出”是一个工程，我自己在这方面做了些实践。第一方面，就是准备翻译260本书：它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就是说从先秦古籍《老子》《庄子》、《论语》等开始，一直到清末；第二是要翻译一百本20世纪中国学者的书。这个我从1994年就开始做了，1994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一百本的《20世纪学术文化随笔》，主要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一直到季羡林、张岱年等等。为什么翻译他们这批书，就是说今天的很多学者出去，只有靠马悦然这样的汉学家，把你某个人的著作翻成了以后才可能获什么什么奖，但是中国群体亮相，集体性的那种智慧或者是东方智慧的代表没有了。第三翻译60本“中国当代文化生态”丛书，这个极其重要。我要想纠正西方一种观点，就是认为19世纪以前的中国的文化是伟大的，19世纪以后的中国的文化是西学的。我们所有的东西，你要唱卡拉OK，对不起是日本的；你要做行为艺术是欧美的，你要做任何一种东西才发现都是人家做过的做剩的，但是我们玩得还挺开心。中国的是什么？很多人说，既然是全球化就没有什么中国的了，大家都是一样的，问题是谁在化？化给谁？最后你是否被化？如果这个问题没解决，那全球化的鼓吹就是居心叵测。
从这一点上看，我觉得翻译这260本书，比如说建筑生态、诗歌生态、散文生态、电影生态，它向西方告诉当代中国已经再也不是过去的中国了，当代中国在全球化当中有自己的民族的创痛，有自己的精神的痛处，同时也有自己文化的独特性。
其实，在我看来，“文化输出”在某些时候可能是一种策略，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它是一种人类文化传承的方式，甚至就是传承方式本身的一种本体存在。如果今天我们这个世界还是由西方人说了算，那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相当的奇怪。因为有个根本性的问题：再也不是冷兵器时代，再也不是热兵器时代，今天是热核兵器时代。设想一下，今天的美国具有摧毁前苏联的核武器，可以摧毁350次，今天的俄罗斯，就是前苏联的，所存在的核武器可以摧毁美国135次，全球的核武器可以摧毁人类100次以上，在今天战争当中没有赢家，既然没有赢家该怎么办呢？坐下来谈，谈什么呢？谈西化吗？谈一种单一的文化吗？谈文化的单边主义吗？不对，应该谈文化的多边主义，文化的多元主义。我们全球的人，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美好的资源，美好的文化都做一番清理，都开始“发现”一下自己。
中国首先要让整个世界知道，让整个世界了解它的文化。我们输出过文化，但是那是京剧（武打），那是川剧变脸，那是我们的景泰蓝，那是我们的瓷器等等。您注意到没有，这些几乎都是物质层面的文化，难怪西方人才会认为中国只有园林，只有折扇，只有一些他们所说的物质方面的文化。其实我们有艺术文化，我们今天的京昆艺术，今天的古琴正在申报或者已经申报成功世界遗产，我们今天的书法可以说影响了整个东南亚。但是您知道吗，前些年中国有一次重要的书法展总评委是位德国人，中国人出让自己的权力到了如此程度，最后这位德国人说，我不认识汉字，我更不懂书法，书法是你们的国粹，应该由你们来评价。中国“西化”已经西到相当的不错了。但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革命第二天”我们应该怎样来思考我们自己的文化。在我看来，霍金有一种说法，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说，人类活不过不这千年。今年是2004年。为什么呢，地球升温，还有整个环境的污染，还有心灵的失落等等等等，将导致人类非常得悲哀，所以人类今后的惟一办法就是向外星球移民。今天很多学生还在考托、考G向美国移民已经落后了。
从这个意义来看，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的寿命远远没有结束，人类难道不可以反思一下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坐下来各国清理自己的文化，把文化对话，文化互动，文化多元构成，变成人类大家庭的必然。再也不可能让西方人说了算，也不可能由东方人说了算，也不可能由北方人和南方人说了算。谁说了算？大家说了算。谢谢大家。
王鲁湘：谢谢王岳川教授精彩的演讲。我这里一边听，一边也产生了几个问题。实际上王岳川教授刚才很精炼的演讲，在“发现东方”这样一个大的题目底下，实际上在告诉我们，首先为什么要发现Why；发现什么What；然后是谁来发现Who；然后怎样发现How，由于时间的关系他并没有展开。现在我想从三个W一个H中间，我想问王教授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特别强调“谁来发现”这个主题问题。
王岳川：这个问题是中国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创痛，曾经被传教士“发现”过，甚至发现得非常全面，但是到了费正清、欧文这一代学者以后，对中国的那种妖魔化、历史形态化，甚至带有一种政治化的读解就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回到事物本身，那就是从文化方面的“发现”。我认为发现的主体不应该再是在西方艰难地学到汉语的洋人，而是我们中国自己。也可能有些朋友会说，那是不是就是教先秦哲学、两汉哲学、隋唐的那些教授呢？也不完全，在我看来这些教授的资源可以整合进来，但是相当一部分，这个“发现”需要双语精英和对西方文化比较了解的朋友，也就是说具有世界眼光来重新返身来看自己的文化。
王鲁湘：那么您特别强调这个发现的主体，尤其根据你刚才的讲述，实际上希望个主体就是中国人自己，是这样一种具有双语能力的中国的一些学人，是不是你有这样一种担忧，就是在过去不是中国人，不是这个文化主体本身在进行一种文化的传说的时候，由另外的一个他者来发现，来介绍情况之下，是不是产生了某种误读，而这种误读，是不是对这样一种文化的传说本身会产生了一些伤害？
王岳川：是的。这样的误读是非常多的，我曾经看了大量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出现的一些文化误读的例子。基本上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了，说中国人梳着长长的辫子，衣衫不整，语言叽叽喳喳永远不清楚，他们做的那种思想的解读也是比较糟糕的，包括像黑格尔这样的学者，对孔子的看法都认为他不是个哲学家，因为他是形而下的，是关注的日常生活的问题，其实这是一种偏见。还包括今天的很多西方的一些学者对中国的解读，基本上都采取一种单边的，带有滤色镜的角度来看的。那么我觉得这种看法可以成为看法之一种，但不能成为绝对的看法。更不能成为一种正确的看法。
王鲁湘：说到文化的交流，我们听到最多两个概念就是所谓强势文化、弱势文化，或者高位文化、低位文化。就是说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间，一定是高位文化往低位文化进行传播，一定是强势文化往弱势文化进行倾势。现在总体来说，我们还没有摆脱在你说的东方文化也好，或者我们更具体一点，叫东方文化中间的中国文化，或者中国文化中间的儒教文化，更具体一点，面对西方的这种基督教文化的时候，它所处的目前还是低位的和弱势地位，那么在这一种态势没有根本改变之前，你的这种输出，有可能性吗？
王岳川：我是比较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怎么说呢，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我去过云南的丽江，那么多老外跑到云南丽江去看什么呢？难道看比纽约更豪华的大厦吗？去看比巴黎更美好的夜生活吗？去看比东京更加好吃的日本的料理吗？不是。他们去发现一种人类丢失的精神。曾经有一个美国人就看见一个老太太从早晨在那晒太阳，他就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