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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六年代，当我还在商学院里读书时，避险基金是一种有限的合伙关系，其中基金经理人属于一般的合伙人，而那些拥有一百万美元以上资金、所谓多角化投资的富有投资人就属于有限合伙人。按照美国的法令，基金不能接受超过九十九位投资金额不低于五十万美元的投资合伙人，而且必须以美国股票为主要投资标的。
到了八年代末期，一切都改变了，六年代的那些避险基金和九年代的避险基金比较起来，就好像约翰？伍登之于麦可？乔丹。像乔治？索罗斯、朱利安？罗伯森（Julian Robertson）以及麦可？史丹哈特（Michael Steinhardt）之类的避险基金经理人都募集了数十亿的资金，如此庞大的金额使他们无法选出足够的美国国内股票作为投资标的，所以他们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广大的国际市场，使他们得以有更大的舞台发挥并且运用更高的财务杠杆。他们设立了美国证管会无法管理的海外基金，并且开始在全球的外汇和利率市场从事投机交易。他们会介入美元兑日币的市场，或者是美国公债对德国公债的价差交易。
募集资金
为了要和这些正牌的大型投资机构竞争，我必须要设立两个基金。其中国内基金的名称是沙伯林纳合伙基金（Sabrina Partners L。P。），而海外基金则名为沙伯林纳海外基金（Sabrina Offshore Fund Ltd。）。我将这两个基金的最小投资金额都设为一百万美元，而且资金投入后一年内不得领回，这个作法可以让我不必担心有人会干涉我的操作，使我享有更多的自主性。
由于我是冠军操盘手，所以我收取四％的固定基金管理费，再加上总获利的二％。而由于投资人其实是投资在我个人身上，所以有必要把我的操作风格和方法详细地加以介绍。在营运计划书当中，我强调我的作法和一般的资金操盘手不同，我同时操作股票、选择权以及期货，而且从过去的纪录中，我在这三种领域都能保持持续获利的绩效。在任何一段时间中，我可能无法和个别市场中的特定操盘手赚同样多的钱，但是以长远的表现来看，我在各方面都能胜过他们。我是冠军操盘手。约翰？李修（John Liscio）曾经在《贝伦周刊》中这么说过，而杰克？史瓦格（Jak Dschwger）也在他的《金融专家》（Market Wizard）一书中表示过同样的意见。
为我的国内基金——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募集资金还算是我能力所及的事。就像我在安赫斯特写毕业论文一样，我拿起一叠纸卡做记录，但这回上面写的可不是凯因斯或亚当？史密斯的经济学理论，而是我脑海中所能想到拥有一百万美元资金的人名和他们的电话号码。我一一打电话给他们，写信给他们，和他们见面喝一杯，寄给他们我的营运计划书，也寄给他们所有介绍我成为冠军操盘手事迹的媒体剪辑，其中包括李修那篇文章的副本，以及史瓦格的书。我一再打电话给他们，重复地写信，赞助他们的慈善捐款，寄给他们另一份营运计划书以及那些剪报。我恳求他们到我那位于雷克辛顿街七五号新建大厦的顶楼、能以完善的角度俯瞰中央公园的新办公室参观一下。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我就邀请他们到奥黛莉精心布置的会客室，里面有后文艺复兴风格的家具、巴洛克时期立体派画风的古董作品，以及艾尔？佛雷斯哥和克利夫？伯雷特提供的现代艺术品。就这样，到了十月时，我已经为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募集了二千二百万美元（其中我自己投入五百万美元并担任常任合伙人）。
不过为沙伯林纳海外基金募集资金可就非凭我一己之力可以办到的事了。我曾经到过欧洲几次，但是对那些国际型的大投资客可一个也不认识。一般而言，美国的资金经理人找寻国际投资者的方法，都是经由一些具有国际上良好关系的掮客来进行，并经由这些掮来将资金操盘手引介给那些国际投资人。这个方式所面对的问题是可能有些掮客会要求巨额的佣金，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决定一试。有一个添惠公司（Dean Witter）来的家伙是第一个和我接触的人。他宣称他有一些“了不得”的国外联系管道。我可不打算把我获利的二五％给他或其他任何一个和他一样的寄生虫。所以我在外头放话说我最多只愿意依客户的多寡支付佣金。只要他们帮我介绍客户，我就付他们定额的佣金，这就是我的条件。
有两家经纪公司接受了我的条件。奇德（Kidder）公司的保罗？桑德斯（Paul Sounders）和琵芭迪（Peabody）公司的凯文？布兰特（Kevin Brant）和我接上了头。他们都是经营资金募集业务的公司。他们有一个名叫拉柯许？巴加瓦（Rakesh Bhargava）的印度籍同事，而且这个印度人和印度、巴基斯坦的许多富豪有很好的关系。我一直认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是很难缠的敌人，但很显然地当我可以从中得到赚钱的机会时，那又有什么关系？凯文和保罗请拉柯许于十月中旬在伦敦安排几个会议。我同意这个安排，所以凯文和保罗就为我排定了伦敦这一系列会议的时程。
我一直都期待着这趟旅程。我非常喜欢伦敦。记得六七年那次暑假中在伦敦的日子，以及当年想像着能到伦敦经济学院拿一个经济学硕士的梦想。我还记得当年从旧克伦威尔路我那个位于四楼的租处搭地下铁到骑士桥的景象。我曾经走进当地的赌场，期望有一天能够在赌桌上大捞一票，曾经搭乘火车到爱普森去看那头小马，曾经搭乘双层巴士到哈洛德百货公司去，并且期待哪一天能有机会再回到那里去大肆采购，曾经经过丽池饭店、康诺特饭店、伯克莱饭店以及克莱丽奇饭店，梦想着哪一天能够住在这些全英国最金碧辉煌的旅馆，并且从一部劳斯莱斯轿车中走出来，由打着领结、穿着红色短礼服外套及闪亮黑皮鞋的门僮为我开门。克莱丽奇饭店是我这次行程最想住的饭店，所以我打电话给艾尔和克利夫。由于他们和全世界的艺品商都有良好的关系，所以他们在全球各大饭店都非常受欢迎，而他们也透过关系帮我弄到了一个房间。
在十月十三日，星期五的早晨，我轧平了所有的部位，在司机来接我去机场前无聊地看着报价荧幕解闷，当时市场正在重挫当中。那一阵子市场中的话题是聊合航空的融资收购案（Leverage…Buy…Out，LBO），在这个融资收购案中聊合航空的每股叫价是三百美元，但是突然间融资者缩手使得这笔交易顿时化为泡影。这个案子正是垃圾债券风光年代的产物。市场的反应告诉我们该是为八年代的过度扩张付出代价的时候了。我马上觉得这笔融资收购案的失败是一个重要的讯号，显示一个操盘手在十年当中都难得碰上几回的赚大钱良机将要来临。而我就坐在这里，完全准备好随时采取必要的行动。我所有的部位都已经轧平，就好像是坐在一堆现金上面似的。我打电话给凯文和保罗。“取消这次的行程。”我说：“在这种市场状况下我哪儿都不想去。”
他们完全了解我的状况。一些个人的紧急状况诸如死亡、结婚或是生病，对一个操操盘手来说都不是用来取消会议的理由，但是为了赚钱而取消和客户的约会是绝对应该被接受。他们打电话给拉柯许，告诉他把我的会议行程延到下个礼拜举行。拉柯许说没有问题，为了一个对我有利的市场状况而取消和客户的会议只会加强我的名声。我就是那个拥有点石成金术（Midas Touch）的家伙，我也是华尔街的优胜者，一名冠军操盘手。
我看到市场重挫了一整天，到了下午略晚时，道琼工业指数已经下跌了一九点。每一个人心里想的都是“同样的状况又来了！”大家都相信市场将会出现像八七年一样的崩盘局面。好极了！我很清楚该怎么做。在八七年的股市崩盘当中，投资人因为认为股市的泡沫已经破碎，所以抢进债券市场，把公债的价格拉高。换言之，投资人会把资金从股票市场拉出来，转而投入固定收益资产的证券。债券期货市场在下午三点收盘，所以在二点五十八分时我开始买进债券。股票市场到四点才收盘，而当股市继绩下挫的当口，债券价格是一飞冲天。我很快地在俩券期货的第二交易时段（直到下午四点十五分）结束前轧平所有的俩券期货部位。我赚了七万美元。这天的成果还算不错，但我很确定最好的状况还没出现。这不认为市场后势会像一九八七年那样的走法，因为利率比当时要来得低，股市的本益比也比八七年时低得多。我正打算要建立多头部位。
就在市场收盘之后，我接到约翰？李修打来的电话。不管在什么时候，约翰都会打电话向我询问对市场的看法。我告诉约翰我强力看多，而且已经持有多头部位了。到了十六日星期一，我在《贝伦周刊》上看到以下这篇短文：
当我们在上周五市场收盘后对传奇操盘手马提？舒华兹做访问时，他表示对于当天股市重挫一九点的原因并无所知。“真正开始令我感到烦心的，”他说，“是每一个人都在股市赚到了钱。从过去的事实来看，当市场在一年当中上涨超过三％的时候，情势就变得相当危险了。”但舒华兹，这位我们所知市场上少数富有而又诚实的操盘手，告诉我他在当天稍早才刚刚轧平所有的部位。“但我真的不认为市场的状况糟到什么样的地步，”他表示：“目前的利率水平比起八七年时要来得低，而本益比也比八七年要低得多。就期货市场的表现来看，或许股市在星期一要开低六十或七十点都很难。我目前倾向于仔细研究我的技术图，然后找进场点作多。”
约翰？李修简直就像是我的出版商似的。但是当你在市场上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时，你说的话最好是对的。很幸运地，这一次我真的说对了。我在星期一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抢进那些我已经计划好要买的股票，像是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范尼？梅（Fannie Mae）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