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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所谓“圆形监狱”时，福柯说：“囚犯无法知道看守人是否在中间的堡内，所以他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举止行为，好像监视是不间断的。……一旦囚犯永远不能肯定自己何时受到监视的话，他自己也就成了自己的看守者。”福柯还没有涉及现代科技、尤其是摄影技术进入监视机制之后的后果。当摄影技术为监视服务时，对囚犯的监视终于达到了监视者所梦寐以求的效果：监视变成了一种永恒的存在。唐山第一职业中专的领导们可以高枕无忧了，所有的好老师、坏老师和好学生、坏学生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该奖该罚一清二楚。他们成了莎朗·斯通主演的影片《偷窥》中的那个偷窥者，以偷窥为最大的快乐。监视者对监视制度的维护所理所当然的，最让我不寒而栗的是被监视者对监视的欢呼。像以上那个叫冯雪妍的所谓“优秀学生”，居然对监控系统“有了一种亲切感”。他们不仅没有感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反而为侵权行为叫好。他们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一部宪法，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神圣不可侵犯。每一个教师和学生都拥有不受监视的权力。主动对自己权力的放弃，导致的结果是可怕的。一个不懂得捍卫自己权利的人，必然不会尊重他人的权利，必然具有侵犯他人权利的可能。
我不能过分地责怪这些优秀的学生，因为他们本人是无辜的，他们是奴化教育的受害者。把监狱的管理引入到学校来，是对教育本身的一种巨大的侮辱，这比起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来不仅没有丝毫的进步，反而大大地退步了。孔子提倡的是教学相长，师生关系亲如鱼水。在《论语》的《侍坐篇》里，孔子跟学生们相处得多么融洽啊！在孔子这位老师的眼中，每一个学生都是可亲可近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机器。这是一种以“人”为本位的教育。然而，在20世纪的文明社会里，我们的教育者却把学生当作敌人、当作坏人来看待，防范成了教学的基本前提。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警察与小偷的关系，教育还能成其为教育吗？最让人痛心的不是学校领导的警察化和学校本身的监狱化，最让人痛心的是学生的奴隶化。鲁迅先生曾经说，最不可救药的是“奴在心者”。那些“拥护”监视制度的优秀学生们，就是不折不扣的“奴在心者”。自甘囚犯的身份而不自知，阿Q的命运一直延续到今天，还将延续到明天。少女不知监视苦，对镜犹唱颂恩歌。在被监视的处境下没有心理压力，正说明他们从小就丧失了权利的意识；把侵权当作“保护”来欣赏，正说明他们已经被受虐的文化培养成了受虐狂。
报道中还有一个律师的精彩之论。唐山凤凰律师事务所的郑曼律师说：“法律上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但我认为这种监控系统并不侵犯学生个人隐私。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课堂、楼道并非秘密场所，学校的观察室也不属于秘密窃听、偷录，也不是针对某个人，对学生整体是有利的，不存在心理压抑问题，应属于一种现代化的管理方式。”这样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的人也算律师吗？我怀疑郑曼“律师”有没有读过宪法，宪法中保护基本人权的条文写得清清楚楚。他的辩护是苍白无力的，令稍微懂一点法律和逻辑的人啼笑皆非。第一：难道说目的良好就不违反法律吗？难道为了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就可以不择手段吗？那么，每一个罪犯都可以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我是出于良好的愿望犯罪的，所以我没有罪。第二，针对个人和针对整体难道是判断是否合法的依据？针对个人的侵权行为不允许，难道针对整体的侵权行为反倒允许了？从这样的逻辑出发，希特勒也理直气壮了：我的屠杀不是针对某个人的，而是针对所有犹太人的，所以我的屠杀合情合理。第三，郑律师不是心理医生，凭什么根据作出“不存在心理压抑问题”的判断？如此思维混乱、知识匮乏的人，也能够充任律师，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中国律师的水准来。
福柯在批判权力的时候深刻地指出，在现代社会里，权力作为一种对自由的限制，是以可以被社会成员所接受的一般形式实施的。权力打着代表正义的旗号，将我们由主体变为客体。唐山第一职业中专引进监控系统的实质正是如此。在一片叫好声中，也有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唐山师专教育学教研室主任张亚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从教育理论来讲，安装监控系统是不合适的。师生关系首先应是平等的，相互理解，相信学生，才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教育管理的未来趋势应是自治管理。张亚均的视角仅仅从教育理论切入，还远远没有进入申明现代文明社会公民权利的层面，然而，他这极其微弱的声音又能被几个人听到呢？越来越多的学校正以唐山第一职业中专为样板，安装越来越多的监控系统。这越来越多的监控系统，正在让越来越多的孩子的心灵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义和团，还是维新派
1999年5月，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轰炸事件发生以后，在中国青年学生中掀起了一轮强劲的反美浪潮。在北京、成都等地，都出现了大学生冲击美国驻华使领馆的事件。此时此刻，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国人民，又面临着一百年前的严峻选择：做义和团，还是做维新派？
在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三角地，反美大字报的张贴持续了近半个月。其中，有很大份量的一类是关于“抵制美货”的。有的大字报表示要“接收麦当劳，砸乱肯德鸡”；有的大字报甚至有板有眼地开出了需要抵制的美国产品的清单，从可口可乐到摩托罗拉应有尽有。
感情全面地压倒了理性，他们在发泄愤怒的同时，没有严肃认真地思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抵制美货究竟可不可能？中国再度闭关锁国可不可能？抵制美货，究竟对美国经济的打击大，还是对中国经济的打击大？北京的大学生围攻麦当劳，使得在麦当劳就餐的顾客不得不离开。固然这一行为会让美国老板腰包里的收入减少一些，但是更加直接的影响却是：在麦当劳餐厅中工作的大量员工——他们都是中国同胞——冒失业的危险。
对于抵制美货的观点，有一位北大学生嘲讽说：“我们应该把所有电脑的主板都拆下来，当作砖头扔向美国大使馆。”假如真的抵制美货，中国所有的电脑都要停止工作。因为没有哪一台电脑里，没有由美国生产的重要零件。再举一个例子，中国外交部派到南联盟接殉难的三位记者的骨灰的飞机，依然是美国生产的波音飞机。我们有自己生产的大型客机吗？
大使馆事件，充分暴露出1989年以来的长达10年的时间里，大陆知识分子放弃启蒙使命所造成的恶果。在80年代曾经被热切呼唤的、代表着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理念，与新一代的中国青年基本隔绝了。尽管新一代青年津津有味地观赏美国进口的“大片”，但是他们对于价值观层面的东西吸收甚少。他们在受了小学、中学、大学漫长的愚化教育之后，丧失了起码的思考能力，一遇到突发事件，便无法进行理智的分析和判断。他们很容易被民族主义的狂热冲昏头脑，他们思维方式与一百年以前的义和团极其相似。一百年以前，以最愚昧落后的底层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被慈禧为首的专制统治者所利用，不仅反对列强的瓜分，而且更把矛头对准代表中国最先进力量的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攻击维新派是“二毛子”、“洋人走狗”。迫害维新派大大延缓了中国的进步。一百年后，这次以反美情绪为主流的“准义和团运动”，参与者居然是受过中国最好的教育、也对西方了解最多的大学生，这一吊诡让人深思。一百年前义和团的农民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而一百年后的号称中国精英阶层的北大学生也写出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见鬼去”的大字报。
有人认为，这次的爱国主义的义举是对80年前的“五四”运动的回应。殊不知，它恰恰走到了“五四”运动的反面。“五四”运动由巴黎和会触发，以拒签和约、罢免卖国贼为切实的目的，但在这些实际操作的背后，是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热切的呼唤。陈独秀先生曾经说，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可以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然而，在5月的一系列抗议浪潮中，出现了泼脏水连带把婴儿也泼掉的现象——有的人认为，中国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对西方国家让步”。这是奴才的思路，自己不把自己当人、当公民看待。真正的爱国，是维新派的爱国，不是义和团的爱国。维新派积极吸取包括西方在内的人类一切的先进的文明成果，以“拿来主义”的态度为我所用；而义和团则主张关上国门，仇视所有与传统不一样的思想观念和物质，竭力维护了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维新派走的是一条强国之路，而义和团走的则是一条害国之路。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要强国，就必须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内生活的民主化，而不是抱残守缺、盲目排外。
今天的我们，是做义和团，还是做维新派？何去何从，并不是一件难于选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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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血性
当日本修改教科书、掩盖侵略罪行之后，中国政府仅仅发表了几声不痛不痒的“声明”，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回应。中国外交部乃至比外交部更高的权力机构，几乎都是由亲日派所主持的，他们当然对“一衣带水”的邻邦搔首弄姿。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没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乃至举行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