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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费解的是，一方面中国对外汇限额相当严格，另一方面却是一些留学生在国外进行巨额现金交易，动不动就是上百万美元。他们的钱是怎么流出国门的呢？“根本用不着从中国往外汇钱。中国地方政府部门从国外进行采购时，要职领导可以通过暗箱操作得到巨额的回扣。这些回扣不转到中国，而是由美方存入美国银行，或转换成房子等不动产。更聪明的做法是，不沾钱，直接以安排子女留学美国等方式作为交易。他们住豪宅、开大奔，你想钱从哪来？”有着近八年政府外贸工作经验的老吴告诉记者。
美方要想根治来自中国的黑金问题，必须以来自中国的“小皇帝”为突破口。立法机构当以立法的形式，授予行政和司法机构以更大的权力，来对这些享受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却以“爱国者”自居的“小皇帝”们展开调查和取证工作。这样，才可逐步“顺藤摸瓜”，查出“小皇帝”背后贪官父母们。
胡长清的“疏忽”：中国外逃资本的冰山
前几年被处死的前江西身副省长胡长清，其案发原因据说是一个偶然的电话。在这个打给在美国留学的儿子的电话中，胡长清毫不掩饰地说：“儿子，你在美国要好好经营，为我们作好准备。共产党的天下维持不了多久了，我们很快都要到美国来跟你一起生活。”
隔墙有耳——中国国家安全部对党政高级干部的电话实施全天候的监听。特务们将高干贪污受贿的情况记录在案，并不立即加以查证和追究。因为一旦查证和追究的话，从上到下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是清白的。然而，他们很少听到一个副省级高官在电话中这样赤裸裸地表达对中共体制的绝望。负责人感到事态严重，便向中央作了报告。高层开会听了这段录音非常生气，立即下令对胡立案调查。这样，一下子就查出胡贪污受贿的情况来，最后将胡判处死刑。胡固然是死有余辜，但许多比他贪污数额更大的官员却没有命丧黄泉，这说明中共高层可以容忍官员的贪污腐败，却不能容忍他们的“不忠”。
说到“忠诚”，中共内部究竟有多少“忠心耿耿”的干部呢？就连若干政治局委员、常委，都有不少直系亲属在美国留学、经商、定居。胡长清事件不过是中国资本外逃的冰山一角。胡让子女将贪污来的巨款携带到美国，只是资本外逃的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学者王军在《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和结构分析》一文中指出，中国自一九八五年以来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比例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二，超过了八十年代世界上十五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接近甚至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与阿根廷的第四大资本外逃国。换言之，在中国政府大量向国外举债的同时，却有超过一半的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失，也许是永久性地“消失”在国外。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沃尔，在一份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五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一千亿美元，其中约有五百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的。
贪官们要把黑金洗白，更要把黑金洗“绿”——像绿卡一样绿。他们深知，一旦资金流出国外，当地政府一般不会对流入的外资有多少积极性刨根问底、追究来源。有的贪官在境外银行直接建有个人账户，因为黑金绿了会更安全，他们不要家里堆成金山银山，却常常要求行贿方直接将黑钱打人海外的个人秘密账号。一些中资公司在海外账户里非法持有的外汇，远远高于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所掌握的数额。近年来国内企业一度掀起对外投资热潮，相当一部分国企的法人代表假借对外投资、合资的名义，将国有资产转移到境外，再通过各种不可告人的渠道，将其变为私人财产。各地在海外不少的“窗口公司”，有的实际上就是洗钱通道：某些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为国内腐败团伙的洗钱中心。近年来，许多中资外贸企业宣布破产前，部分资产和利润早已被转移到境外，落到私人名下。
由于“天高皇帝远”，缺少严格有效的监控，一些中资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敛财手段近于疯狂。据称，美国房地产业人士曾经注意到一个可怕的现象：中资公司人员为了个人取得巨额回扣或其他好处，经常操纵公司以高出市场价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一百的价格在美国购置房地产或企业，甚至明知是一堆垃圾，也会买进不少根本无法保值的破败房地产或濒临倒闭的企业。同时，美国期货交易业内人士也反映，不少中资企业以巨资投入期货交易，是赢是输毫不在意，因为即使亏损，也能以经营亏损向中国的主管部门报账，而个人则可通过期货交易人私下分得交易手续费。
中国大陆的境外投资一直有“碰不拢”的两本账。比如，美国商务部统计的中国在美投资的企业逾一千家，而中国的统计仅为二百一十八家。数字相差如此悬殊，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在中国的对外投资中，有大量投资处于官方管理之外。原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权倾一方，深圳市某建材公司业务部经理黄某，在王建业荣升处长后申请免税钢材进口指标，王略一点拨，黄心领神会，三天之内用人民币二百三十多万元买了四十万美元，汇到了王建业指定的境外账户上。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王建业索贿受贿人民币六百三十多万元，美金七十八万多元，完全做到了“日进万金”。
中国外逃的资本大多流入美国，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经济学家何清涟认为，任何国家的大量资本外逃都会对当事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潜在的金融危机。资本外逃严重时，可成为导致国家破产的一股力量。“最终会造成国内政治骚乱增加，并引发全局性的金融风险。更重大的代价是在未来数十年中，国家的信用等级在国际社会中将大大下降。”当然，口头上声称自己“忠党爱国”的中共官僚们是不会关心这些危机的，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在海外的黑金和亲属的状况。他们如同当年的法国国王一样，只要我能花天酒地，哪管死后洪水滔天。专制政体、垄断权力与贪污腐败几成死结。在此背景下，假如美国方面能够遏制中国贪官资本外流的趋势，则是馈赠给中国民众的一件厚礼，亦是为中国的民主化变革提供了绝大的助力。
——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五日，余杰于四川成都
丧钟为我们而鸣
“九·一一”恐怖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送别一位美国朋友、既是音乐家也是牧师的史蒂夫。史蒂夫是一个单身的中年男子，他给中国带来了美好的音乐，也带来了神的福音。几次短暂的会面，他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动了我，他的谦卑和无私、他的真诚和热情，都是我们自己所匮乏的品质。分别是忧伤的，一位朋友开玩笑说，真希望下场暴风雨，明天飞机不能起飞，史蒂夫就能再跟我们一起呆几天了。没有想到，一语成谶：一场比暴风雨可怕千百倍的灾难突然降临了。
我们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纽约的火焰、烟雾和血肉。我们的心跟那些失去儿子的母亲的心一样撕裂了，我们的泪水跟那些失去父亲的孩子的泪水一样流淌着。我们一起祈祷，为那些死难者祈祷，为那些幸存者祈祷，为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属祈祷。歌唱家赵莉含着泪水为我们唱了一曲《爱的家在天堂》——我们祝福那些在一瞬间失去生命的无辜者能够在天堂中沐浴着爱开始新的生活。
这一事件中的是非善恶是非常清楚的——惨绝人寰的恐怖主义行为，是对人类文明准则的一次公然的侵犯，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粗暴践踏。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开头这样说：“对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固有尊严、平等和不可剥夺之权利的承认，是世界上自由、正义与和平之基础。”这次的恐怖事件，是对联合国人权宣言这一公认的国际原则的可耻的侵害，也是向我们每个生命个体的尊严的肆无忌惮的挑战。因此，迎战这一邪恶的行径，乃是我们所有肤色、所有种族、所有国度的人不可推卸的义务。
然而，我还是以太大的善意估计我的同胞们了——从第二天早上起，我在网络上、在现实生活中，听到和看到的居然是大量幸灾乐祸的声音。面对这些疯狂的掌声和狰狞的笑容，我简直疑心我还生活在人间。这个拒绝神的民族已经堕落了五千年，但我还是没有想到它居然堕落到了丧失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的同情、怜悯和爱的地步。当我听到或看到那些杀气腾腾的言辞的时候，当我感受到那些旁观者猎奇心理被满足的快乐的时候，我不禁想：假如你的父母、子女、丈夫或者妻子也是遇难者中的一员，你还能够悠然自得地充当一名喜不自禁的“看客”吗？
这些丧心病狂的“看客”之中，有我曾经尊敬过的、却越来越让我失望的台湾作家李敖，有在在清华大学讲台上为人师表的国际关系学教授阎学通，还有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同样也是为人师表的国际关系专家李寒秋，也有叫嚣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号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李宪源……更多的则是网络上穷凶极恶、或者油腔滑调的匿名者。这些人的丑恶言论表明：他们已经加入到恐怖分子的罪恶之中。如果说恐怖分子杀害了无辜者“实存”的生命，这些家伙则对人类的尊严和高贵实施了第二次的谋杀。
在我看来，“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是一种有尊严的动物。所谓“尊严”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人类的尊严是神圣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