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先是她下岗，办了内退后工资降到了两百二十元，她到处打零工，到饭店给人洗菜、送盒饭，什么都干；九九年他下岗，单位一次性买断工龄付给他三万元，从此一切脱钩。原本开朗的他一下子情绪低落起来。
单位房改，买公房花去了一万七千元。他和妻子约定，余下的钱再也不能动了，留给女儿上大学。为此，他们夫妇俩不吃早点，省下来给女儿；他常常饿着肚子喝空酒，患上了严重的胃病，越来越瘦。
不久他花了两千元买了〃麻木〃，没办上执照，只能偷偷开。警察搜得紧时，他只好窝在家里不出车。上次不小心被摩托车撞了，他在家躺了半年，动弹不得，不敢去医院。这样陆陆续续地开了两年〃麻木〃，一个月下来能挣个三、四百块。那段时间，陈玉萍又没了工作，连打零工人家都嫌年纪大了。找不到事做，他和她都心烦，口角由此而起。苦闷中她出去打小牌，丈夫越发不满。家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出事的那天傍晚，她和丈夫商量出去摆地摊的事儿。他很烦躁地否决了，这个生性胆小、守规矩的男人不愿看到妻子过那种随时被驱逐的担惊受怕的日子。然而，不摆地摊又能做什么？面对妻子的诘问，他不再言语。默然喝下了一瓶酒，他就撒手走了。
这种不祥的预感，陈玉萍不是没有体察到。很多次，她听见丈夫沉重的脚步在屋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活着真累！〃他的叹息里充满了惶恐和无助。她现在肯定，自杀的幽灵一直在他脑际顽强地萦回，挥之不去。
也许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当生存成为人的全部世界时，赤贫、尤其是精神的赤贫必将逼近疲于应付种种沉重压力的人们。而在一个平等、公正原则并非主导财富分配的社会里，人们在备受物质贫困折磨之时，面临的将是令人更为忧虑的精神蛮荒化和道德底线的崩溃。
而陈玉萍们依然得守着残缺的家，背负起女儿每年六千元的大学费用和拮据的贫民生活。将来怎么办？她茫然的发问在屋子里发出空洞的回响。
这样的家庭在武汉有很多很多，在中国有很多很多。他们的声音没有多少人倾听，因为在主流媒体上每天都是经济学家们的高谈阔论。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年度经济风云人物〃的颁奖典礼。典礼竭尽奢华亮丽之能事，获奖者大多是能够指挥数十万工人、能够调度数十亿资本的大企业家，也就是这个时代最崇尚的〃资本英雄〃。当然，其间还会点缀两三名著作等身乃至能够影响决策层的著名经济学家。金杯、美酒与鲜花同时堆到他们的面前。可是，在我看来，这些西装革履、意气风发的〃风云人物〃，大都仅仅是为自己而〃风云〃，他们的〃风云〃与黎民百姓毫无关系。因此，民众不接受他们的〃风云〃是理所当然的。
在世界银行编写的《谁倾听我们的声音》一书中，汇集了来自五十个国家的四万多名穷人的心声。这是世界银行主导的一项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报告，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指出：〃穷人们给我们的启示是发人深省的。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和过去相比他们的境况有所恶化并且更加没有保障了。穷人们和我们关注同样的东西：幸福，家庭，孩子，生计，和平，保障，安全和尊严。穷人们对他们所面对的一系列制度的描述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政策。从穷人的视角来看，腐败、漠不关心和滥用职权经常会损害国家正式机构的形象。〃这篇报告也涉及了不少中国的案例。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是中国的〃大经济学家〃们不屑于从事的。因为这既无助于他们问鼎辉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这样的），也无法让他们成为一代地位显赫的〃帝王之师〃。然而，在我看来，一个不敢面对中国的〃真问题〃的经济学家，一个不倾听穷人的声音的经济学家，一个不讲道德不要脸皮的经济学家，肯定是一个不被民众所信赖、不被历史所记忆的经济学家。他们所谓的〃学问〃都是昙花一现的学问，建筑得再高大、再辉煌，也只能是一座纸糊的房子，一戳就破了。
我并不是对经济学这门学问有偏见，也并不是不相信所有的经济学家。我相信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这样的经济学家。这位印度学者一直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他把经济的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把发展的目标看作是等同于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在他看来，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固然可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森认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的自由。〃经济学固然不应当仅仅是所谓〃穷人的经济学〃那种完全否认富人的成就和贡献的经济学是危险的；同时，经济学也不应当仅仅是所谓〃富人的经济学〃那种完全蔑视穷人的自由和权利的经济学则更加危险。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不应当是某一社会阶层、尤其是强势阶层的〃御用工具〃，而应当致力于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推动整个社会全面的、和谐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他也应当对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贪污腐败和政府决策失误等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学术要接近真理，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不能违背良心。因此，没有良心的学术如同市场上的白菜萝卜，没有良心的学者就成了权力秩序中的〃游刃有余者〃。相反，只有那些坚守文化良知、张扬道德勇气的学者才可能创造出第一流的学问来。我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是这样评价阿马蒂亚·森的：〃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阿马蒂亚·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扞卫他们的利益。通过阐明我们的生活质量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他的著作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阿马蒂亚·森当之无愧。显然，这样的经济学就是我所信靠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家就是我所尊崇的经济学家。
永远拒绝暴力
所有的苏联领导人手上都沾满了鲜血，斯大林、贝利亚之流自然不必说了，就连以改革和“ 解冻”著称的赫鲁晓夫也有一个抹不去的血腥的污点——他曾经下令用坦克镇压诺沃切尔卡斯克工人集会，那一次死伤惨重。戈尔巴乔夫也并非一个“纯洁的天使”，经过他授意、同意或者默许的镇压事件就有维尔纽斯事件、巴库事件、阿拉木图事件、第比利斯事件等等。与这些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是上百条的人命。这个数字放在斯大林时代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它们毕竟是戈氏执政期间最大的污点。
戈氏不是一个像斯大林那样崇尚暴力、企图用暴力来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问题的铁血人物。恰恰相反，正是血的教训使他明白了：暴力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让问题更加复杂化；对一个公民生命的屠杀，将导致整个改革事业失去全体人民的支持。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在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严厉地斥责了下令对示威群众开枪的格鲁吉亚领导人，并掷地有声地对国防部长亚佐夫说：“请永远记住这些，你今天就发布命令：今后未经政治局许可，军队不得介入国内事务。”
这里，戈氏明确地表达了他本人对暴力的反感。然而，他依然将决定使用军队的权力界定在政治局、而不是最高权力机关——议会之内。这也显示出他与旧制度之间妥协的一面和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追问：难道经过政治局批准的对人民的镇压和屠杀，就是合法和合理的吗？在一个现代宪政国家里，军队绝对不能介入国内事务和党派纷争，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常识。
尽管如此，戈氏毕竟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他至少可以依靠自己的品质来阻止悲剧的发生。对此，索尔·舒尔曼评价说：“戈尔巴乔夫的最大功劳就是他开始改革的进程以后，终于明白这个体制已经没有生命力了，经过几度摇摆，最后拒绝动用坦克和刺刀，让它去自行毁灭。”
法国历史学家塔列兰曾经对法兰西皇帝说过：“用刺刀可以做很多事情，然而并不能坐在刺刀上。”戈氏是苏联领导人当中第一个拥有这种智慧的人。他不仅在国内事务中最大限度地限制武力的使用，而且在国际事务中也扭转了咄咄逼人的扩张势态。他启动了从阿富汗的撤兵，他促成了两个德国的统一，他默许了东欧人民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而他的前任们却采取派兵入侵的方式，先后镇压了匈牙利和捷克的民主运动。戈氏完全有力量像前任们那样做，但他没有那样做——对强硬派提出镇压罗马尼亚反共起义的要求，他愤怒地回答说：“怎么，你们还想用坦克解决问题！”
戈氏承认：“我们邻国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它的背后是每个民族渴望自由的强烈愿望。人们希望摆脱自己领土上的外国军事基地和军队。他们不愿意忍受‘老大哥’肆意妄为，不愿意看克里姆林宫一个个主子的脸色行事。”在一个具有悠久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的国家里，戈氏的平等理念面临着民族主义分子们强大的压力。他却坚持不退让，这尤其让人肃然起敬。
当有人指责戈氏“把社会主义国家给断送了”的时候，他愤怒地反击说：“什么叫‘断送’几个国家？这种指责本身就使指责的人露出了马脚。他们是一些帝国思想的信徒，是相信强权可以将别国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支配的人，是相信可以玩弄人民命运的人。所以这些问题是挺气人的。它们反映了过去时代的政治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