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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功勋和美好的前程一夜之间都灰飞烟灭了。
关于布拉迪尔将军此后的经历，我还没有找到线索和材料，我也不知道法国国民是如何看待这位“背叛的将军”的。但是，这位将军的行为却挽回了我对法国──这个最早颁布《人权宣言》的国家──的敬意。我相信，布拉迪尔将军在采取行动之前，内心经历了极其复杂和痛苦的挣扎：究竟是国家、政权和军队那抽象的“荣誉”更加重要呢，还是被凌辱者和被折磨者的基本人权重要？究竟是服从无所不在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呢，还是服从“内心的道德律令”？布拉迪尔毅然选择了后者，他坚信：所谓的“国家利益”，它存在的前提必然是、也只能是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人的自由。他不能容忍鲜血渗透大地、呻吟充斥监牢、一个人像野兽一样撕咬另一个人。
人区别于其他动物之处便在于，人有尊严、自由、爱和、同情怜悯。德国作家布莱希特说过：“为了使人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人，就需要有人呼唤他一下。”布拉迪尔将军就是这群可贵的“呼唤者”之一，他的呼喊在二十世纪的回音壁中激起了悠长的涟漪，他是活在二十世纪的“郭文”──雨果小说《九三年》中那个舍生取义的青年将军。在法国，这样的伟大人物的谱系有：贞德、伏尔泰、雨果、罗兰夫人、左拉、加缪、薇依……；在更加广阔的世界视野之内，这样的伟大人物的谱系还有：拜伦、潘恩、甘地、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哈维尔、昂山素姬……对于某一历史时段的“母国”、“人民”和“政权”来说，他们绝不是受赞美和受欢迎的人，但是对于永恒的时空和文明而言，他们的伟大是毫无疑问的。正如康德所说，人类最可宝贵的，一是天上灿烂的星空，二是人内心深处的道德律令，这就是一群让自己的心灵与天上的星辰一样闪闪发光的人。在他们的感觉系统里，他人的眼泪就是自己的眼泪，他人的伤口就是自己的伤口，他人的厄运就是自己的厄运，哪怕那个人是一个陌生人、一个远在千万里之外的人、一个卑贱而微渺的人。布拉迪尔将军说：“对人的尊敬是我生命的基础。”这是一条不容跨越的道德底线：人是上帝的创造，上帝爱人，因此人与人之间也应当互相尊敬和爱护。人类所有的文明均建立在这一基石之上。而一切的专制主义者要想施行他们那“铁与血”的法则，首先就要解构这条道德底线和这块文明基石。
斯大林在他庞大的帝国之内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围绕著这两点展开的。苏联学者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在他的巨著《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中谈到，人们是从照片、从半身雕像和高大的纪念塑像记住斯大林的，“领袖”往往被塑造成这样：他举起一只手给大家“指引”道路，面带慈祥的微笑，一对关心人的眼睛富有特色地眯缝著。当时谁能够想到，在这伪装后面竟然隐藏著病态般的残忍、无情和狡诈？沃尔科戈诺夫接著讲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当斯大林听说他第一个妻子的兄弟亚斯瓦泽将作为“德国间谍”而被判处枪决时，他随口说了一句：“让他请求赦免。”在执行枪决前夕，克格勃军官向斯瓦泽转达了最高领袖的这句话。然而，被判决者没有乞求赦免，他勇敢地反问道：“我该请求什么呢？要知道我什么罪也没有犯啊！”事情了结了。斯瓦泽被枪决了。斯大林在得知他的这位童年的挚友和内兄的最后几句话后，只是随随便便地说：“瞧瞧，有多么傲气，死也不求饶。”
斯大林与斯瓦泽恰好处于人性极端对立的两极。斯大林认为，人是可以被统治和被奴役的，人是历史发展链条上的工具。因此，他使用恐惧、屠杀和欺骗来维持他的权力，只有权力是第一位的。但是，斯瓦泽却认为，人是不能被统治和奴役的，人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因此，人的尊严和自豪绝对不会被暴力和死亡所征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瓦泽和布拉迪尔一样，向我们展示了人的“存在”这一高贵的事实。他们的心灵像上升的星辰一样，让在旷野中的人久久地仰望，也给寒冷中的人以温暖的慰藉。有了星星的存在，黑暗就永远不会肆无忌惮地统治我们的世界。作家筱敏说过：“人的尊严不承认强权，正如大海不承认石头或钢铁的堆砌一样。当浩瀚的大海展现在你面前，你依然觉得水的柔弱吗？究竟有谁窥见过海的深藏部分？大海肯定在等待著什么。”大海不可征服，心灵也不可征服。斯大林们胜利了吗？不，没有。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苏格拉底、耶稣、斯瓦泽和布拉迪尔。
让我们都成为拒绝黑暗的那颗星，让我们的心灵跟那天上的星空一样灿烂，像尼采说的那样：“人们扔给隐士的是不义和污秽，可是兄弟，你依然要做一颗星照耀他们。”
汉阳陵的秘密
目前正在紧张开掘的汉阳陵，据说将是中国50年来继秦兵马俑之后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位于陕西关中平原腹地的汉阳陵，是西汉景帝刘启的陵墓。景帝在位期间，继承文帝“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减除苛刑，开创了中国专制时代赫赫有名的“文景之治”，他本人也被史书称赞为少有的一代明君。
然而，逐渐从暗无天日的地下展露到阳光下的汉阳陵，却对景帝“明君”的身份构成了无法回避的质疑。景帝生前曾经驱使数十万老百姓和带著刑具的犯人，为自己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墓，长达28年之久才得以完工。在营建陵墓、追求来生的辉煌上，刘启与那些公认的“昏君”并无两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明知无法让肉体生命获得真正的“不朽”，皇帝们便将目光转向修建陵墓，往往在生前就完成一个巨大的“地下王国”。无论国势兴衰，无视民生疾苦，大兴土木、铺张厚葬都是君王们的当务之急。数千年来，几乎没有一个专制统治者能够例外。1972年，当时咸阳市九张村农民在阳陵封土西北一点五公里处修建水库时，发现地下埋有大批凌乱的死人骸骨，有的脖颈和脚腕上还套有刑具，颈部或腰部有明显斩断的痕迹。在最近大规模的发掘工作中，考古学家更是发现不计其数的尸骨。据参见现场发掘的专家估计，阳陵墓地面积至少有8万平方米，埋葬刑徒人数达万人以上。
汉阳陵的秘密向我们昭示的是制度的恶，而不是人性的恶。归根到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在专制制度下，不会有品格高尚的统治者。专制制度是一种“优败劣胜”的制度，谁善良、谁真诚、谁慈悲，谁就惨遭淘汰，乃至性命不保；谁残暴、谁虚伪、谁狡诈，谁就稳稳坐庄，享有荣华富贵。景帝刘启也许生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好人”，但是在阴暗诡谲的宫廷之中，他要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把自己变成一个“坏人”。不建坟墓、不杀犯人，不足以显示皇帝权力的巩固；有“恩”而无“威”，有“宽”而无“严”，不足以维持专制制度的正常运转。于是，有了历代君王都不惜损伤国本、大建陵墓的举动。
景帝之刻薄寡恩，从他对待晁错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晁错向景帝提出“削藩”的建议，七国乘机打著“清君侧”的旗号作乱。战争初期，七国声威显赫，军事上连连得胜。景帝恐慌之下，将晁错残酷地处死，以博取七国的谅解。然而，七国“醉翁之意不在酒”，在获知晁错被处死的消息后，依然不肯罢兵。景帝这才如梦方醒，决意对七国用兵。在名将周亚夫的指挥下，中央军击溃了各诸侯。经此一役，有汉一代，大一统的局面乃得以奠定。而晁错则成了景帝手中一枚被牺牲的棋子，后来朝廷的“平反”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对此，柏杨在《白话版资治通鉴》中有深刻的论述：“晁错是忠于刘启的，为了和平而牺牲晁错，可以理解。但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教他死得那么悲惨？砍头也行，何至腰斩？腰斩之人，因没有伤及心脏，上体仍然在存活，清王朝一位官员在腰斩之后，用手沾自己的血，在地上连写‘惨惨惨惨惨惨惨’七字，闻者落泪。晁错在刘启还是孩提时，便在身旁陪伴，以后言听计从，宠信有加。即令有过，处死已经足够，杀就一杀了之，照样可以向吴国表态，何至指定用此酷刑？甚至‘无少长皆斩’？古人云：‘伴君如伴虎。’事实更为严重，在极权政体下，伴君简直像坐在百步蛇的毒牙之上。”
柏杨的追问其实很容易回答。专制制度，也就是把人变成老虎和毒蛇的制度。专制制度戕害的是包括人的心灵和肉体在内的一切。杀晁错这位朝夕相伴的老师，与杀那些不名一文的老百姓，在刘启心目中都是自然而然的。柏杨透视说：“刘启从决定到执行，中间有十余天时间，仍跟晁错在一起商讨军国大计，不知道每天面对猎物时，刘启心有什么反应。更使人毛骨悚然的，是晁家的巨变，父子夫妻兄弟姐妹，霎时一堆鲜血人头。晁错并非大奸巨恶，手握兵权，何用如此闪电手段？鼓儿词有言：‘说忠良，道忠良，忠良自古无有好下场。’数千年传统文化，化作三句唱词，令人兴悲。”我认为，刘启的心灵是极度扭曲的。在他的心理结构中，显然不具备爱、悲悯、诚挚的质素。他的心灵与他的地下宫殿一样黑暗，透不进一丝阳光。他只有把自己锻炼成一具浑身是毒、百毒不浸的老毒物，方能在明枪与暗箭之中，保全来之不易的皇位。
专制制度与美好的、崇高的人格是格格不入的。号称“新儒家”的学者，振振有辞地申明，从儒家文化中能够生长出现代社会的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来。在我看来，这些说法无异于痴人说梦。儒家文化从一诞生起，就是专制制度的御用品，就是皇权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晁错是一代大儒，也实现了儒生们“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