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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无话可说，而木讷的东宫太后慈安也不曾发问，整个过程几乎成了西太后慈禧与曾纪泽两人之间的对话。从曾纪泽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慈禧太后玩弄权术、驾驭臣下的能力确实非比寻常，而她在西学知识上的匮乏也让人叹为观止。不过，慈禧本人是一名实用主义者，她并不坚守传统道德教化的立场，而较能接受曾纪泽的若干开明的建议与观念。（两次召对的记载均见于《曾纪泽日记》（中卷），岳麓书社，1998年第1版，第676—680页，第773—778页。以下所引之对话不再进行标注。）由此两段对话也可看出晚清最高统治者和官僚士大夫阶层对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在外交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之后，“洋务”不可遏制地影响到上层社会的文化、道德观念，并迫使中国的统治者和文化精英阶层在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上不断作出某种调适。曾纪泽在日记中所记载的这两段对话，正是这个如分娩般艰难的过程的缩影，也堪称近代史上弥足珍贵的史料。
（一）最高统治者的西学知识
在两次召对中，慈禧询问了曾纪泽许多问题，如湖南地方官吏与百姓的关系、百姓的生活状况、地方的治安情况等。在满清的宫廷制度中，帝王的召见往往是其从大臣那里了解实际情况的重要渠道，否则长期居住在深宫的帝王根本无从知晓外边发生的一切。慈禧详细询问曾氏对王文韶、李鸿章等大臣的看法，亦说明她对这些老臣也并非完全放心。当然，既然曾纪泽是洋务方面的人才，朝廷准备让他出使欧洲，慈禧与之讨论的重点还是在洋务方面。
作为最高统治者，慈禧很关心洋人尤其是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将直接影响到朝廷统治的有效性。于是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问：“湖南有洋人否？”
对：“湖南没有洋人，惟衢州、湘潭有天主堂，偶有洋人改扮中国装束来传教者，却也不常有。”
问：“那系法国人？”
再问乃对：“系法国人。”
曾氏的回答并不完全真实。当时已有大量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在湖南开展传教活动、修建教堂甚至定居。（参阅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71—83页。）曾氏故意轻描淡写地将洋人在湖南的活动汇报给慈禧，是想让慈禧不至于过于惊恐和警惕，同时也就减轻中央对地方的压力，这种掩饰之法乃是官场的“潜规则”。曾纪泽自幼辅佐父亲处理政务，对官场的人情世故了如指掌，自然知道如何应对上面的询问。
此时，大规模的内战和外战已结束数年，同光之交的中兴之势仍在继续，朝廷在休养生息之余，亦支持洋务派整顿军备的事业，海防建设尤其为重中之重。因此，慈禧接着询问曾纪泽对海防成果的看法以及对铁甲船的观察等情况：
问：“现在各处正办海防，你想是听见的，究竟可恃不可恃，有把握无把握？”
对：“奴才此次走长江一路，直至海口，又系航海到天津的，沿路炮台均得目睹。筑炮台之处，尚扼险要，惟大炮尚未多办，经费也不充足。”
问：“你见过洋人兵船否？”
对：“仅在天津一登英国小兵船，保护生意的。”
问：“不是铁甲船？”
对：“不是铁甲船。”
问：“你看见铁甲船没有？”
对：“仅见上海机器局新制小铁甲船一只。因船身太小，出水面不很高，尚未能放出大洋。”
慈禧很想知道洋务派加强海防的努力有无实战价值，如果中外再起争端，这些海防措施能否抵御强敌。中国在第二此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首都被占领，宫廷逃到承德避暑山庄。慈禧深知洋人比太平天国的叛逆们更为凶狠——1860年，只有二十五岁的懿贵妃在战火中随丈夫咸丰帝一路狼狈逃亡。据说因为走得太仓猝，连她心爱的一窝北京狮子小狗，都做了英军的俘虏。小狗不知亡国恨，当它们被奉命前来圆明园放火的夷兵发现时，小贵族们还在追逐为乐呢。（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四·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第1版，第83—84页。）经过此役，朝廷终于正视现实，承认西洋军备之优势，自己的器械不如人，训练不如人，如要图存，必当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于是聘西人于上海、天津、宁波、福州、广州练兵、建立兵工厂，以及向外国购买军舰等等。（郭廷以《近代西洋文化之输入及其认识》，见《近代中国的变局》，台湾联经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33—34页。）
慈禧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该如何回答呢？对西方有深入了解的曾纪泽，当然知道中国目前的海防力量根本无法与之对抗，但他的回答十分婉转：他没有贸然得出结论说海防可恃或不可恃、有把握或无把握——说前者可能犯下欺君之罪，说后者则有可能得罪李鸿章等在洋务一线的实权人物。于是，曾氏在肯定沿路炮台“尚扼险要”的前提下，亦指出在海防上存在大炮太少、经费不足这两个关键缺陷。这样的回答说出了海防的真实情况，但不仅不是批评洋务派，反倒是帮助他们向上面要钱。
西方列强不远万里来中国耀武扬威，依靠的便是新式铁甲船。慈禧对铁甲船颇感兴趣，一连提了好几个问题，希望从曾纪泽这里了解到更多情况，这说明她尚有渴求新知的愿望，而并非“逢洋必反”的顽固派。但曾纪泽在军事方面并非内行，他所了解的铁甲船的知识似乎并不能满足慈禧的需要。
慈禧还仔细询问曾纪泽出洋的路线、时间以及是否在香港停船：
问：“你什么时候可到？”
对：“只要托赖太后、皇上洪福，一路平安，路上没有耽搁，年底总可到法国都城。”
问：“你没到过外国，这些路径事势想是听得的？”
对：“也有翻看书籍、地图查考得的，也有问得的。”
问：“香港安船不安船？”
对：“臣赁法国公司轮船，轮船总有载货卸货、载人下人等事，一路口岸必有耽搁，但皆由该船作主。”
由此可知，慈禧不仅对曾氏的出使路线饶有兴趣，且关心曾氏的知识来源。显然，慈禧本人也在主动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以便在决策时能胸有成竹。
慈禧还询问了曾纪泽在外国如何递国书，以及外国从事外交事务的政府机构的情况：
问：“递国书的日子，系由你定？系由他们外国人定？”
对：“须到彼国之后，彼此商量办理。”
问：“外国也有总理衙门？”
对：“外国称‘外部’，所办之事，即与中国总理衙门公事相同，闻英国近亦改称总理衙门。其实外国话都不同，也不唤外部，也不唤总理衙门，只是所办之事相同就是。”
此时，慈禧掌握国家权柄虽已十多年，但她并不清楚朝廷体制中“总理衙门”这一机构的来龙去脉，更不用说洞悉西方诸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府架构了。最高决策者基本知识的欠缺，不是个人问题，对朝廷可能带来致命结果。但慈禧的这一欠缺也有可以理解之处：当年朝廷商定设立总理衙门时，慈禧还是一名把主要精力用于抚育幼小皇子的贵妃。所以，在以上的对话中，才出现“外国也有总理衙门”这个显得颇为可笑的问题——总理衙门乃是清廷在西方压力之下被迫成立的，其仿效西方国家外交部的体制，只不过用了更为中国化的名称而已。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等人联名向咸丰帝呈奏《统筹洋务全局斟拟章程六条》一折，请求“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两天后该主张在热河王大臣会议上通过。1861年3月11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在此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直至1901年外务部成立），它对外交及其他洋务活动无不包揽。总理衙门成立之后，清朝的内政大权由军机处掌握，涉外事务则归总理衙门，故被称为“洋务内阁”，但军机处仍参与重大的外交决策。（参阅于建胜、刘春蕊《落日的挽歌——十九世纪晚清对外关系简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版，第89—91页。）
总理衙门的设立，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标志性事件。唐德刚指出，中国在秦以前存在着发达的外交体制和外交思想，但“我国文明在秦始皇统一的东亚大陆，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绝后的‘宇宙大帝国’，这也是蒙古黄种人所建立的东方文明的‘第一次大转型’。一转百转，往古列国并存、一强称霸的世界秩序不存在了，春秋战国时代所慢慢发展起来的外交制度，也就随之迅速转型，而面目全非了。”（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一·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第1版，第51—52页。）从此，中国进入了漫长的只有“内交”而没有“外交”的时代——“在我国的历史传统里，秦汉以后的帝国时期，就只有内交而无外交之可言了。我们中央政府的建制之内，就是没有‘外交部’。为应付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小王国，历代也只设了个不同名称的‘理藩院’，以司其事，但是‘理藩院’只是礼部之内的一个司局级的组织，一切事务都当作‘内交’来处理，而非‘外交’也。”（同前，第52—53页）这样一种延续两千年的政治传统，在十九世纪中叶遭到惊涛骇浪的冲击——不用说刚刚秉持国政的慈禧太后，即便是英明神武的康熙大帝转世，也未必能迅速理解并熟悉一整套仿佛从天而降的“洋务”。对于慈禧惊人的“无知”，后人不必用过于苛刻的眼光来批评之。她身处历史之中，而且已经在主动地作出某些调适了——最高层在知识和观念上的调适，往往又比一般人更为困难。（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此困难：二十多年之后，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企图在觐见的礼节、为德皇制作宝星、与日本的国书、定制世界地图等细小的事件上体现“外交新政”，力图摆脱传统外交［天朝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