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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人才难觅，慈禧便把话题转到同文馆上：
问：“你带同文馆学生去否？”
对：“臣带英翻译一名，法翻译一名，供事一名，均俟到上海汇奏。”
问：“他们都好？”
对：“臣略懂英文，英翻译左秉隆，臣知其可用。法翻译联兴，臣未能深加考究，因臣不懂法文之故。然联兴在同文馆已派充副教习，想其文法尚可。至于供事，不过钞誊公文，只要字迹干净，就可用了。”
京师同文馆是1862年5月正是创办的，缘于当时外语和外交人才的奇缺。在1842年，堂堂的大清都城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懂英文，朝廷只好从广东招聘两名翻译人员入京，参与翻译中英交涉的文件。当时，建立同文馆是由恭亲王倡议、而由刚刚掌权的慈禧本人最后拍板，且在高层经过一番激烈辩论。同文馆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总教习，馆内初设英文、法文、俄文三馆，此后增设了德文和东文（日文）馆。除了语言之外，也开设数学、天文、化学、物理、历史、地理、政法、医学等科目。同文馆成为近代中国汲取西方科学文化的窗口，也是近代中国外交人才的摇篮。在同文馆建立十多年之后，它已经能为中国驻外使馆提供部分工作人员了。从慈禧的询问中即可看出，她相当看重同文馆所具有的这一价值：
曾纪泽在回答慈禧的询问时，措辞相当讲究。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臧否不多，但亦可看出对手下的评价并不甚高。翻译们虽非滥竽充数，却远远不能令他满意。他挑选的翻译，有的已经担任了同文馆的副教习，他的评价也只是“想其文法尚可”。也就是说，曾氏认为同文馆的一般学生尚不足以应付出使海外在使馆中的翻译工作。曾氏一生的事业，首要在外交上，次则在教育上（特别是以同文馆为代表的西化教育）。这两处都是难处最大、争议最大的领域，也是环环相扣、互相影响的领域：外交需要教育为之培养新型人才；而教育的变革又需要从外交界引入新的思想与新的知识。但是，在晚清的政治格局中，这两个部门不仅未能互相支持和促进，反倒互相地制约与阻隔。这种状况不是靠个人的手腕和权力所能改变的，更何况曾纪泽根本就没有李鸿章那样的手腕与权力，所以他的理想的实现程度就相当有限了，也正如丁韪良所观察的那样——“曾侯爷作为政治家，无论在海外代表他的国家，还是在国内参政议事，都表现出中国人最好的素质——谨慎、忍耐与坚强。离开英国前，曾在《东方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受到人们注意的论文，标题为《中国：昏睡与苏醒》。据传，此文预示了曾意图努力的目标。他唤醒巨人的努力究竟成功了几分，看看最近战争的结果便知。”（同前，第248页）丁韪良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北京城正在经受着来自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双重的蹂躏，而曾纪泽已经逝世十年之久了——即使能够活到1900年，曾纪泽会像许景澄等五大臣那样因“亲西方”而遭致杀身之祸吗？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在同文馆刚刚创办的时候，《伦敦与中国邮差报》曾经作了一番颇为乐观的评论：“整个文明世界与它（同文馆）的成功是密切相关的。……在过为何不去将这样的人培养成地方总督，乃至于各部尚书呢？他们学贯中西，意在造就一批既渗透着近代科学思想，同时又能通过科举出任政府官员的新人。”（转引自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07——308页。）同文馆的建立表明中国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和带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与这一时期其他许多改革一样，同文馆并未动摇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格局，它只是部分地解决了外语人才的缺乏问题，毕业于同文馆的学生中罕有能被提拔到高位的。它的失败正是因为其自身的发展导致了对儒教国家基础的挑战。在科举制度尚未取消之前，存在了近半个世纪的同文馆无法吸引一流的人才的加入，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实际的利益分配问题：科举制度与仕途直接关联起来，只有研读儒家经典和精通八股文写作，方能在仕途上出人头地、获得升官发财的机会；而入读同文馆也就意味着丧失了“正途”出身，无法拥有进入仕途的“入场券”，而始终低人一等。不用说在同文馆中就读的学生了，即便是留学欧美日本、并获得外国学位的优秀人才，回国之后亦纷纷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再去考科举，如严复便是如此。其次，入读同文馆还将面临着道德伦理的指责。入读同文馆也就意味着选择今后长期与洋人交涉的生活方式，在那些守旧的士大夫眼中，这样做简直就是“自投火坑”。因此，同文馆的学生在道德上便被“不齿于衣冠之林”，这是一种更加顽固的精神歧视。大学士和两广总督瑞麟亦指出了同文馆根本性的障碍就在于：新学堂的学生依然重视自己获得做官资格的旧学而轻西学。他还认为，离开了中国政府及其官员自身革命性的变革的前提，一切要改变此种现状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高级官员们即便有心改革，却缺乏制服士绅的权力；他们即使有了这种权力，作为儒教政治家，又不可能这样做。（同前，第309—310页）于是，直到满清的灭亡，外交人才的匮乏这一问题仍然未得到根本的扭转。那些比曾纪泽晚二三十年走上外交舞台的外交官们，大多也与曾纪泽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感受：在数以亿计的同胞中，在数以百万计的中高级知识者中，根本找不到几名才德兼备的外交人才来充当助手。
如果抱着一种“同情的理解”的态度来解读曾纪泽与慈禧的这两场对话，后人大致会承认：无论是作为士大夫代表的曾纪泽还是作为统治者代表的慈禧，他们都具备了相对开明的心态和相对开放的胸怀。他们不是卖国贼，也不像“事后诸葛亮们”想像的那样愚昧。然而，他们未能改变中国近代化失败的宿命。可见，传统的力量远远大于一群甚至一代优秀人才的主观意愿。以曾纪泽为代表的“走向世界”的“先知”们，不得不悲壮地发出“拚却名声，以顾大局”的叹息，而最后大多倒在了道德主义的明枪暗箭之下。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的当事人，这些位高权重的人物也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内政和外交上所做的一切努力，不仅没有阻止旧世界的灭亡，反倒是大大加剧了其灭亡的速度——“同治中兴的失败是因为近代国家的要求被证明是与儒家秩序的要求直接对立的。……基本的抉择变得日益清晰：要么选择儒家遗产，要么选择以扩张国力为原则的那个险恶的新世界。中兴政治家和后来紧步其后尘的最后一批极少数真正的中国守旧派的选择是中国遗产。他们要捍卫的主要目标恰恰是这个遗产，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国家。他们怀着深情论述的‘中国’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一个国家。人们指责他们漠视百姓的沦落，但这种指控是不公正的。他们力图使中国避免印度、缅甸、安南及埃及的命运，而且后来当日本的成功日益显著时，他们又试图掌握日本成功的秘密。但是他们发现代价太高昂了。对于同治中兴的缔造者而言，对儒教社会本质作出的调整是必定会产生效果的，但调整却不是避免灭亡的可行选择，而是灭亡本身。”（同前，第395页）那么，一百年后的中国，有没有像曾纪泽所预测的那样“先睡后醒”呢？
二零零五年七月，北京
抗日战争…没有硝烟的生死搏斗
古代中国是日本慷慨无私的老师，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百年史》中承认：「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人来说，常常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然而，近代以来，由「学生」的身份摇身一变而成为「老师」的日本，却对中国张开了血盆大口。早在清代末年，日本政客就悍然声称：「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如果兵力足以控制其民众，那么中国人无不帖然服从。」
一八七九年，日本吞并琉球群岛，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满清政权无暇顾及这一远在海外的属国。当时，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亚洲访问，中方托他居中调停。格兰特到达日本之后，两次给李鸿章写信，信中说：「我很盼望中国能够自强，但是日本有很多奸人愿中国日渐衰弱，他们好趁机图得便宜。」
随从格兰特访问的杨约翰，后来成为美国驻华公使，他在信函中说得更加直率：「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弱，自家强，所为无不遂者。彼既看不起中国，则无事不可做，日本既如此，则他国难保无轻视欺凌之事。」更值得中国反省的，是杨约翰下面的几句话：「中国如果愿意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因为条约可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矣。中国大害在弱之一字，国家譬之人身，人身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
在抗战的硝烟中，越来越多中国的爱国志士们体认到了这几句肺腑之言。
气势磅礴的抗战图景，是由每一个中国国民的抗战汇聚而成的。在五四时代呼唤个体独立、精神自由的作家郁达夫，就是抗日洪流中一滴晶亮的水珠。
抗战爆发之后，郁达夫像一枚蒲公英一样飘向南洋，那里是抗战的另一个战场。最初，郁达夫在新加坡主持多家报刊的编务，以笔为刀枪，痛斥日军的暴行，歌颂同胞的英勇。一九四一年，郁达夫在一篇纪念「九．一八」十周年的文章中写道：「不抗战，我们决不会使这伟大的实力，能发扬光大得如此之速。不抗战，我们的团结坚忍之美德，也无从使世人看到得这样的显著。」郁达夫火一样热情的文章，鼓舞了无数的海外华人，增添著他们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