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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岁的那一年，安徒生出版了第一本童话故事集。这是一本只有六十一页的薄薄的小册子，收入了《打火匣》、《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豌豆上的公主》、《小意达的花儿》等四篇作品。这本文集没有获得一致的好评，有的评论家甚至苛刻地说，安徒生根本就没有写童话的天赋。但是，安徒生坚信，他找到了他一生的快乐所在：“我现在要开始写给孩子们看的童话。这才是我不朽的工作呢！”
从此，差不多每个圣诞节他都要出版一本童话，献给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小读者。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夜行的驿车》中讲述了安徒生的故事：安徒生遇到了爱他的美丽女子埃列娜·葛维契奥里。她爱他，他也爱她，但还是他拒绝了她的爱——
“谁知道呢，说不定由于这爱情，他那五彩缤纷的一连串童话将黯然失色，悄然离去，从此再也不回来。到那时，他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安徒生的一生写下了二十本童话集，一共一百六十八个童话和故事。在他逝世前曾经说：“我为我的童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要说，是大得过分了的代价。”但是，他也得到了丰盛的收获，他以一个人的力量，提升了丹麦文学在全世界的地位；他以一个人的想象，创造了一个充满爱与幸福的童话天堂。
一位安徒生身边的朋友指出，“他的日常生活状态就是悲伤”。晚年的安徒生，尽管名扬四海，但依然没有摆脱贫困。一八七四年，去世的前一年，饱受肝癌折磨的安徒生收到了一封读者的来信。信来自遥远的美国，是一位上小学的小女孩写来的。信中附有一张一美元的钞票，以及一份刊登着安徒生身体病弱、贫困潦倒的消息的报纸剪报。不久，更多的孩子纷纷寄来了小额的钱款。安徒生感动得泪流满面，“我以小语种写的故事，居然能够在距祖国如此遥远的地方找到这么多的读者”。
英国的评论家、文学记者高斯来到丹麦，见到了濒临死亡的安徒生，“一个高个儿、上了年纪的绅士，身穿整套的褐色西装，戴着一顶颜色同样深浅的鼻烟色卷毛假发。”高斯接着写道：“那一瞬间，我好像被狠戳了一下，他那张古怪丑陋的脸和手，他那极长的令人眩晕的胳膊……汉斯·安徒生的脸是一张农民的脸，长至一生的感性和文化生活也没有能够从他的脸上移去泥土的印记。”
公元两千年的春天，我曾经在哥本哈根的街巷里寻访安徒生当年居住过的旅馆。还是几百年前的石板路，还是尖顶的小楼，还是明亮的黄墙。就在这间仄仄的小屋里，没有钱买煤生火的安徒生，裹着毯子写下了《海的女儿》、《拇指姑娘》等脍炙人口的故事。他忍受着寒冷和饥饿，眼睛里却闪烁着爱的光芒。
安徒生的写作增添着世间的爱，抵抗着世间的恶。在他的作品里，找不到冷酷、嘲讽和绝望，对于有缺陷的人性，他也仅仅给予温和的批评。在他的作品里，流淌着明媚的阳光和蔚蓝的海水，散发着炭火般的温暖。他给孩子们梦想的勇气，孩子们则努力在人间实现梦想。
我在纪念馆中看到了安徒生的照片，丑陋、冷漠而忧伤。这时，我忽然想起了高斯的形容——是的，这是一张“农民”的脸，这是一张烙着“泥土的印记”的脸。安徒生一辈子也没有背叛土地。他自己身处苦难中，却没有放弃对爱的追寻。
他的写作是沐浴在爱中的写作，他的人生是沐浴在爱中的人生。
是爱，让他最终战胜了苦难；是爱，让他在临终之前感到自己的一生是“幸运的”。
安徒生的文字，是一双温暖的手，伸向那一双又一双寒冷的手；安徒生的文字，是两瓣湿润的唇，亲吻着那些干裂而苍白的嘴唇。
这正是我所景仰的写作。
哪个文人不帮闲？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我很喜欢读王彬彬的文章，在门户森严、批评变成表扬的文学评论界，王彬彬是一个不被学院派的贵族们所喜欢的“异数”。某些雍容华贵的老先生指斥他为“骂派”，说他以“骂人”之术来求得自己的出名。然而，学者丁帆在评论王彬彬的时候，却有一番诚实而中肯的话：“如果作一自我反省的话，我以为，包括我在内的苟且‘学者们’，都没有‘保持一个战斗的文化个体的沉着、勇敢的凝视’（尼采语），失去了一个学者对当下社会现实生活应有的文化批判立场，我们不引以为愧疚，反而还要去指责勇者的缺点，恐怕这正是中国当下文化与文学批评的悲哀！把有文化批判锋芒的思想批评，排斥在学术和学理之外，这更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甚至是可耻！”这是近年来我很少听到的沉默的“成人世界”对那个勇敢地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孩子由衷的认同和赞赏。但是，丁帆这样的君子是极少数，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的“成人”比皇帝本人还要仇恨孩子，因为孩子的勇敢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于是，那些面对强权的时候无比懦弱的家伙，在攻击和辱骂孩子的时候却显得相当的英勇。
王彬彬并没有拒绝“箭垛”的命运。在新作《文坛三户》中，他第一次集中凸显了由金庸、王朔和余秋雨所组成的“帮忙”与“帮闲”的“三重唱”。表面上看，金、王、余三人在年纪、身份、性格、文风、读者群体等各个方面都迥然不同，但王彬彬却发现了他们在本质上的相通之处：“他们的作品都属‘帮’字号文学——‘帮忙’或‘帮闲’。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现实的冲动，是他们的作品共有的特征。”金、王、余三人不是传统意义上身份单纯的作家或者学者，他们在相当深广的程度上、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建构，比如金庸之创办《明报》、王朔之投身影视、余秋雨之“凤凰之旅”。他们的作品拥有巨大的印数和读者群，他们在传媒上的声音也被无限地放大。因此，剖析和评述这三个人物，旧式的文学理论远远不够。王彬彬也深知这一工作的艰巨性，他引入了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以及历史学的视角，通过对已有的“批评”的“再批评”，使得《文坛三户》不再是一本文学圈子里的讲义，而是一张给当代文化的栩栩如生的素描。
对于金庸的武侠小说，我既不同意严家炎教授将之高估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也不同意王彬彬将其全盘否定为“文化糟粕”。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作为民间文化组成部分的“侠文化”，固然有其暴虐的一面，但在面对儒法一体化的专制道统和统治术的时候，却也不乏正面的意义。这也正是太史公为什么要为游侠们作传，而《游侠列传》也成为《史记》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的原因所在。当人类进入文明和法治社会之后，“侠”便消褪为一种梦想和游戏，在中西方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着——比如英国有罗宾汉的传奇、美国有西部牛仔的故事，好莱坞的《007》也长盛不衰。中国的武侠片在最崇尚法治的美国颇受欢迎，《卧虎藏龙》更是获得多项奥斯卡大奖。难道我们能说因为美国人喜欢武侠片，就证明他们中了专制文化的毒吗？我认为，武侠小说和武侠影视不过是消遣读物而已，无须对其“过度阐释”。欣赏和否定的两派，都犯了同样的、“泛意识形态”的错误。当然，金庸小说和金庸其人应当分开来看——金庸小说承担不了“帮闲文学”的使命，但金庸其人近年来却作了不少帮闲的表演，诸如在浙江大学的演讲中大谈“大学生要向解放军学习”云云，让我如同吃了一只苍蝇一样恶心。
《文坛三户》中对王朔的分析更加精彩。循着朱学勤的思路，王彬彬深入梳理了王朔与“大院文化”之间的关系。当年，我阅读朱学勤先生评论王朔的文字时，不禁拍案叫绝。朱先生在绝大多数文章中都保持着自由主义学者的谦和大度，唯有在谈及王朔时，才显示出了压抑不住的激愤来。我理解他的这种激愤，因为他谈论的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王朔，而是一种反文化的文化现象、一种反平民的“伪平民写作”。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崇尚暴力和斗争的“毛氏思维”——它给当代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以王朔的小说和言论为素材，王彬彬概括了“大院文化”的特色：大院子弟认同并捍卫严格的等级制度，宣扬残酷的“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敌视文化、知识以及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王朔是大院里的孩子，他与北京本土的文化传统（如老舍的北京、《城南旧事》的北京）毫无关系。有人仅仅因为王朔在小说中运用北京方言就认为他是“京派作家”，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如果一定要归类的话，王朔只能是“毛派”——今天能够让他实现“鸿鹄大志”的，是“毛派”游击队最活跃的尼泊尔山谷。
我同意王彬彬对余秋雨的一个整体性的评价，他认为：“余秋雨是反对学者固守书斋的，他走出了书斋，但却没有踏上大地，而是飘荡在云空。他所说的每句话似乎都与现实有关，但却几乎没有一句能落到实处。也可以说，余秋雨是以一种积极投身现实的方式在巧妙地逃避着现实。他比许多固守书斋的知识分子离现实远得多。余秋雨的文化姿态的确显示出他有着超凡的世俗理性和生存智慧，这使他获得了巨大的世俗成功，但也妨碍了他在学术和艺术上创造出更高的价值。”这一评价是客观而公正的。我注意到余秋雨的那篇写庐山的才情潇洒的文字，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与庐山的渊源都被他写得淋漓尽致。然而，作者偏偏回避了“庐山会议”这一重要的史实。当年，庐山上的那场“神仙会议”直接决定着千万凡人百姓的生死存亡和中国当代历史的基本走向。博学多才的余秋雨不可能不知道领袖们曾经在庐山上开过会、不可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