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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父母家，阿米尔立即开始没日没夜地为自己准备避难所，他在父母家两堵很窄的墙中间建造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夹层，仅在墙上留下一个小小的窥视孔，并在墙顶留了一个仅能容一人出入的活板门。当这道活板门关闭之后，这个不到三四平方米的小空间就立即变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那个小窥视孔才能泄漏进一点微弱光亮。阿米尔还在这个避难所中挖了一口小井，建了一条通往屋外的下水道，最后，他在这个小室中储藏了足够他吃上两个月的干粮。随后他就带上一只小收音机从墙顶的活板门爬了进去，将自己藏在了这个狭小的墙壁夹层中。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藏就是二十一年。
当二ΟΟ三年月九日美英联军攻下巴格达时，阿米尔通过收音机得知了萨达姆已经垮台的消息，但他不敢立即出去。又过了几个星期，在确知自己已经安全之后，阿米尔终于决定告别他的黑暗岁月，彻底回到阳光下。
我们难以想象一个人长达二十一年都生活在黑暗的夹层之中。在这个狭小的墙壁夹层中，除了一张小床、一个连着下水道的便桶、一个手电筒、一个老得掉牙的收音机外，就只剩几张阿米尔年轻时的自画像了。从他年轻时的自画像中可以看出，阿米尔曾经是个相貌英俊的小伙子；然而当他从那个墙壁夹层中走出来时，已经成了一个脸色苍白、胡子花白的老头。四十九岁的阿米尔看起来比六十六岁的萨达姆要苍老得多，他们的外貌与实际年龄恰好相反。
如今，萨达姆开始为他的暴行和杀戮付出代价了。从四月九开始，萨达姆已经度过了四个多月的逃亡生涯，他的逃亡生涯未必就比阿米尔的夹层生涯舒服和安宁。对于阿米尔来说，他是不幸的，他在夹层中虚度了二十一年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没有爱情，没有婚姻，没有一个正常人理所当然应该享有的阳光和雨露。他比任何一个在监牢中的囚犯都过得艰难。然而，他又是幸运的，他的很多同胞被乌代扔进狮子笼、被狮子撕得粉碎，或者被库塞亲自拿枪对准后脑勺击毙，而他毕竟活了下来。他看到了乌代和库赛可耻的下场，也即将看到萨达姆的穷途末路。一说起萨达姆来，阿米尔恨得咬牙切齿：“这个独裁者毁了我的一生！”阿米尔说，他很乐意在不久的将来看到萨达姆落入法网的狼狈模样，他要亲自到法庭上去讲述自己的经历，控诉萨达姆对伊拉克人民的迫害。
阿米尔的突然露面，让约巴村的邻居们大为惊讶，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阿米尔原来竟在父母家的墙壁夹层中默默度过了二十一年，直到亲临现场看到那个窄小的黑暗洞天时，邻居们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一名邻居说：“这简直就是一个阿拉伯神话！我们一直以为他失踪了，或已经死了，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而且就一直住在我们附近！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阿米尔的母亲拉姆斯娅·哈迪尽管已经年过七十，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仍然十分健谈。拉姆斯娅·哈迪高兴地对记者说：“我的儿子能够重见天日，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喜事，因为这给我的感觉，好像我又重新生了他一次似的。”他们一家感谢美英联军的正义行动，因为没有美英联军摧毁萨达姆的政权，就没有阿米尔的重生，阿米尔也许只能在夹层中悲惨地度过一生了。尽管大部分伊拉克人民是那么地痛恨萨达姆的独裁统治，但是依靠平民百姓的力量，不可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伊拉克军队、共和国卫队以及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萨达姆永远以全票当选。
当乌代和库赛双双被美军击毙之后，我能够想象萨达姆的沮丧和悲痛，他终于知道什么是“魂飞魄散”的感觉了。而这种感觉，在他统治伊拉克数十年的时间里，他曾经强加给包括阿米尔在内的数百万的伊拉克人民。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语：“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在据说“每四个小时就要换一个地方”的逃亡生涯中，萨达姆将感到头上有一根绳索套得越来越紧。除了他的一小撮死党之外，大部分伊拉克人民都乐意向美军报告萨达姆的踪迹。他们不单单是为了巨额的赏金，他们更是为了迟到的正义——几乎每一个伊拉克家庭中，都有遭到萨达姆政权杀戮或者被萨达姆抓到前线送死的亲人。他们要让自己死不瞑目的亲人安详地闭上眼睛。
对于某些过于善良的反战人士以及某些绝对的和平主义者来说，阿米尔的故事也许是一味让他们迅速清醒的药剂。阿米尔已经在夹层中度过了二十一年的岁月，如果没有美英的正义之师出现在伊拉克的土地上，他那黑暗的日子何时才能到尽头？某些喜欢代表伊拉克人民说话的西方和东方的知识分子，你们能够代表阿米尔吗？你们可曾听到阿米尔在夹层中恐惧的喘息和默默的祷告？二十一年看不到太阳和星星，二十一年看不到一张同类的面孔，二十一年听不到飞鸟的鸣叫和流水的声音，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自由世界中的人们，你们已经习惯了自由而对自由麻木了。假如让你们进入阿米尔的夹层中生活一天，你们还会如此斩钉截铁地“反战”吗？阿米尔告诉记者，在这个墙壁夹层中，他几乎天天靠听收音机度日。渴了，他就喝从井中吊上来的水；饿了，就啃父母为他准备的干粮。每隔一段时间，他的父母就会从墙顶的活板门上给他吊下新的食品。据阿米尔回忆，刚开始躲进墙壁夹层中的那几个月，是他最提心吊胆的日子。三天两头有秘密警察光顾他父母的家里，藏在夹层中的他连大气儿都不敢出。有一次，当他从窥视孔中往外看时，突然看到近在咫尺的墙外，一个陌生人的眼睛也正在瞪着他看。阿米尔以为墙壁的秘密被人发现了，双腿一软，差点跌坐在地上。然而那名显然是秘密警察的陌生访客只是严厉地盘问了阿米尔父母几个问题，随后就离开了。
我不认为世界上真有那个国家的人民喜欢生活在夹层之中，喜欢生活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中，喜欢每天晚上都提心吊胆地等待着秘密警察来敲门。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应当尊重的“生活方式”的话，我只能请持这样观点的人士自己去体验和尝试它。难道阿米尔自己喜欢生活在狭窄而黑暗的夹层之中吗？那是一种邪恶的、与自由为敌的力量逼迫他这样做的。对这种邪恶力量的姑息就意味着犯罪。英国首相布莱尔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中指出：“有一种荒诞的说法：虽然我们爱自由，但别人不爱。认为我们对自由的依恋是我们文化的产物。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美国价值或西方价值；而阿富汗妇女满足于塔里班的鞭笞；萨达姆好歹为他的人民所爱戴；米洛舍维奇是塞尔维亚的救主。”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是独裁者们制造出来的麻醉剂，千百年来用它麻醉了亿万民众的心灵和肉体。独裁者们打着“捍卫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幌子，用民族主义来对抗自由价值。然而，布莱尔掷地有声地驳斥说：“我们所拥有的不是西方价值，它都是人类精神的普遍价值。无论在哪里、在什么时候老百姓拥有机会选择，选择都是相同的：自由，而不是暴政；民主，而不是专政；法治，而不是秘密警察控制。”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常识。然而，某些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偏偏就不具备这样的常识。
自由是人类一切价值中的最高价值，是人的灵性和智性的最为充分的体现，是人区别于畜生的最显著的标志。人类不应当生活在“动物庄园”之中，人类理应为自由而战，为自由而牺牲。自由是一种需要捍卫的价值，它不会白白地从天空中掉下来；自由也是一种高贵而脆弱的价值，它需要无数像《勇敢的心》的主人公华莱士那样的勇士为它浴血奋战。人类的进步，体现在自由价值的传播和自由生活的推广上。一个漠视阿米尔的悲惨境遇的人，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热爱自由的人；一个任由萨达姆戕害伊拉克人民的自由和生命的世界，不可能是一个有公义的世界。正如布莱尔所言：“亚伯拉罕·林肯说：‘那些否认他人自由的人不配拥有自由。’正是这个关于正义的认知产生了自由之爱的道德。我们是为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战，为黑人或白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左派或右派，乃至百万不同的人的自由权利而战。自由：在爱和希望中养育家庭的自由、生存并由自己努力获得酬劳的自由、不在恐惧中向任何人下跪的自由、做你自己——在不侵犯别人自由的情况下做你自己的自由。”
曾经不可一世的萨达姆政权灰飞烟灭了，曾经在夹层中哭泣和祷告的阿米尔终于自由地沐浴在阳光之下。阿米尔的夹层失去了它的功用，也许今后的伊拉克人民再也不需要使用这样的夹层了。不过，我建议，伊拉克的新政府应当将阿米尔的夹层与萨达姆的宫殿一起保存下来，作为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对照的“自由博物馆”。这个“自由博物馆”不仅属于伊拉克人民，而且属于世界人民。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们，都应当到这里来看看——了解什么样的生活是最没有自由的生活，了解那个只有独裁者一个人享有自由的黑暗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萨达姆终将与古今的暴君和独裁者们一起接受最后的审判，而阿米尔则在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中被永远地铭记。
——二ΟΟ三年八月十七日
绅士与流氓
——评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近年来，法学界有一种让人瞩目的论调，即北京大学法律系朱苏力教授提出的“法律资源本土化”的理论。他在一篇很有名的文章《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中写到：“中国有久远的、相对独立的发展史，并演化了自己的法律制度，尽管这些法律制度依据西方标准看来未必是‘法律’的，从今天中国社会变迁来看，也已经不很完善，甚至过时了，但它毕竟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