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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指责其“无耻”，纯粹从道德角度评判，毫无建设性意义。与其斥责郭沫若，不如换个角度剖析“郭沫若现象”，方能为今天的知识分子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根基。
我曾到郭氏北京故居去参观过。郭氏故居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清代这里是王府豪邸，五十年代初作为蒙古驻华大使馆，此后宋庆龄曾在此居住。后来，郭沫若于立群夫妇迁入。按“规定”，这是副总理、副委员长一级领导人才能居住的宅邸。它基本上仍是四合院结构，但是其高大、宽敞、厚重、精美，远非一般四合院可比拟。里面还有大大的两重花园和一座假山，朱门由警卫把守著。“假如居住其中的郭沫若不是诗人，我们只能如实地把它看作一座宫殿，而不是诗神缪斯的殿堂，更不用说杜甫的秋风所破的茅草屋了……”一位郭氏传记的作者不无感慨地写道。
可郭氏就在这样一座官邸中安安心心地写作文革中轰动一时的《李白与杜甫》。文章荒谬到这样的程度：杜诗有“卷我屋上三重茅”之句，郭氏便分析说，杜甫必为大地主，一般百姓屋上只有一重茅，而杜甫则有三重茅。邻居可怜的乞儿拾走一点吹落的茅草，杜甫居然加以斥责，可见其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的人”。毛扬李抑杜，郭立刻察颜观色，炮制出这样的千古奇文，终于与毛达到最佳的默契。难怪周扬说：“郭沫若同志对无产阶级、对革命、对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感情贯穿了他的一生”，周恩来也说：“郭老是革命文化的班头”。周氏的“班头”一词用得绝妙，郭虽然为1949年以后的“第一文人”，实际上仍是“倡优畜之”──班头，不过是戏子的头儿罢了。司马迁早已窥破“文人”的地位，同样是搞历史的，晚生两千年的郭沫若却一直被他的角色“套牢了”。甚至两个儿子的惨死也没有令他清醒过来。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郭氏听到四人帮被捕后的第九天，写下《水绸歌头粉碎“四人帮”》词一首，上阙是：“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梁梦”。他忘了，吹捧江青是武则天的恰恰是他自己，他还穷数年之精力作《武则天》以献内廷。年底，又作一曲《东风第一枝迎接一九七七年》，其中上阙是“战果辉煌，凯歌高唱，东风欣有主。梅花万树朝阳，铁骑干营迎曙。严经考验，新历史重整机杼。望前途曲折光明，迈出坚强步伐。”骨子里依然是奴隶，奴隶必然忍受不了没有主人的日子，旧主子刚死，他又开始寻觅新主人，故有“东风欣有主”之句，一个“欣”字，勾勒其心情神貌，惟妙惟肖。可惜，这个新主人却是“庸主”华国锋。
一九七八年，郭氏病重时，周扬曾到病房与之长谈。周扬说：你是歌德，但您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秦川所著的《文化巨人郭沫若》一书这样写道：“这位《浮士德》的译者，听了笑了。郭沫若和歌德一样是文化巨人，是自己民族的骄傲。”我相信郭氏的笑并非苦笑，而是真心诚意的笑、心满意得的笑。正因为如此，郭氏一生的悲剧才达最高潮。一九九六年的一个周末，我在北大柿子林的旧书摊上，看到一叠一叠的《郭沫若全集》，装潢精美，纸张上乘，印刷清晰，一套有近一米高。然而，几乎无人间津。摊主对我说，积压了很久，书库当作废纸批发给他们，他们拿到大学校园里，希望能以每本一两元的价格卖出一些。我挑了几本，倒不是怜悯书的不幸命运，而是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郭氏的著作毕竟还有史料的价值，抱著几本大书回宿舍时，我痛切地感受到，历史是多么残酷无情，任何人都逃避不了历史的评判和奖惩。鲁迅的全集不停地再版，现在卖到六百元一套居然还供不应求，而郭沫若的全集却只能沦落到旧书摊上贱卖。郭氏当年骂鲁迅是“双重反革命”，殊不知历史却狠狠地嘲弄了他这位“革命者”。
记得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特定的经济集团，他们所以构成一个独立的阶层，是由于他们恪守知识和思想的信念，以极强的自觉意识承担著社会发展的责任，肩负著人类的道义。”这个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不算苛刻，但如果用来衡量郭沫若，郭氏显然不及格──他除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以外，没有捍卫过别的什么。
作为郭氏的乡梓，这样评价他本非我所愿，但我又不得不么做。当我走进郭氏在沙湾的故居时，心情非常阴郁，这座大宅院出奇地阴暗和拘谨，即使在四方的天井里也暗无天日，天井里的青石板地面爬满厚厚的绿色的苔藓。也许郭氏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这个阴森冷漠的院落，虽然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住进一座富贵堂皇的巨宅，但在两座宅子里他的心情想必是一样的，一样的压抑、一样的麻木。
王府大宅正是郭沫若致命的弱点。俗话说：“拿人手软，吃人嘴软”，住在这样一栋华屋中的国家副主席、中科院院长，只能是住了人家的房子骨头软。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牺牲，就没有什么能够坚持的了──一个儿子精神分裂、在军人中自杀，一个儿子活活地被造反派打死。作为父亲，他连一声抗议都不敢发出。“要作时代的留声机”，他留下了些什么样的声音呢？留下了一曲回荡在白骨与废墟之上的“欢乐颂”。
爱默生说过：“人文知识分子不应该把对知识的追求当作获取报酬的职业。追求知识和真理是不可能为他带来任何世俗世界中的物质利益的。他只能依赖另一些职业生存，例如充当灯塔守望者。”不知道郭沫若看到这段话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他把文学和学术当作了换取显赫头衔和王府大宅的等价物，他比待价而沽却狼狈如丧家之犬的孔子要幸运得多，他获得了政权所能给当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礼遇。然而，这种礼遇背后却是对其人文价值的彻彻底底的消解。他渴望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他必须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他的人，他的书，留下的仅仅是一道前车之辙。
在给“小朋友”陈明远的信中，郭沫若才吐露出他的一点点心声，好像是向秀当年的《思旧赋》。其实，中国知识分子生活是一处亘古如斯的历史时空。从向秀到郭沫若，一步也没有迈出去。所谓“现代”，实质上还是古代。王府花园依旧，主人仍也只好依旧了。
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一九四七年七月，山西兴县。一名被押绑的中年知识分子被武装人员押送到破庙后的僻静处，大刀抡起，刀落头落，鲜血狂喷。之后，尸首被扔进一眼枯井，倒入泥土掩盖，从此消失。
被杀的人的名字今天已经不为人所知。然而，他的死却开启了一幕悲剧，一幕本世纪下半叶知识人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人们以为文革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我却认为，那仅仅是高潮，一切早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那位被杀戮的书生，是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他的名字叫王实味。
一九二五年，王实味考入北京大学。“五四”运动之后的北京大学，宛如百川归大海，有容乃大。与王实味同班的同学里，有一位也是将在本世纪文化思想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他就是胡风。一九二六年，王实味在北大四斋创作短篇小说《杨五奶奶》、中篇小说《毁灭的精神》，并向《现代评论》投稿。主编陈西滢读完之后，大加赞赏，破例开出三十元的稿费。在自叙传式的中篇《休息》中，烈焰般的情感与怒涛般的浪潮展露出作者超凡的才华。王实味以稿费维持生活，后来实在无法继续学业，不得不半途休学。此后，他开始大量翻译外国文学名著。数年间，他一共翻译了上百万字，如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哈代的《还乡记》、都德的《萨芙》、霍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他的译文别具一格，有著“蓬勃的人性之热与力。”
一九三七年，在抗日的烽火中，王实味奔赴延安，延安是那一代青年人心目中的“灯塔与明灯”。他投入到马列著作的翻译与研究之中，四年内译出两百万字的著作，如《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价格、价值和利润》、两卷半《列宁选集》。由于在文艺和翻译工作上取得突出成就，他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
随著对经典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延安现实的全面观察，王实味发现了一个历史的悖论：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是否可以不择手段而达到目的？在这样的思路下，尖锐的对立产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否必须以牺牲个体的精神自由为代价？民族的解放、社会的整合是否能与人的解放、国民性的改造统一起来？龙种是何以变成跳蚤的？
理论家的悲剧缘于理论的尖锐和实践的固执。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开始。这实际上是十五年之后那场规模更大的“阳谋”的预演。二月十七日，王实味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杂文《政治家、艺术家》，接著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野百合花》。他承续了鲁迅“改造灵魂”的思路，以及北大精神中最可贵的一面“常与黑暗势力抗战，即使只有自己”。他在天上见到了深渊，他毫不留情地批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批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坚持艺术家的责任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从而与“欣欣向荣”的主潮形成激烈的冲突。
医生遇到了讳疾忌医的病人，“真”与“假”的命题被强权置换了。在延安，王实味大概是研读马列原著最深入的“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但是，当众多不读马列的“真马列主义者”把他当作“异端”之后，他便成了“反革命茅坑”中的“假马列主义者”。假如马克思地下有知，恐怕连苦笑也笑不出来吧？正如鲁迅所说：“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著，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