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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上第一展厅及为日军金光闪闪之“元帅刀”以及若干高级将领的照片，包括诸多战犯在内。另有一间展厅专门展示皇族物品，天皇的军服、军刀以及所批示的文件等等。此后的十余间展厅逐一介绍明治以来日本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无一例外全部都是正面的介绍。对于“九一八”事变，解说词将其歪曲为中国军队挑衅，日军不得不出兵；对于南京大屠杀则不著一词，反而称赞日军迅速恢复了城内的治安。有好几间展厅内还在播放当年日军在中国作战告捷的新闻影片，在刺耳的枪炮声中，配有铿锵有力的解说，许多日本参观者皆兴高采烈。其最后一块展板乃是“战后亚洲各国独立”，言下之意是说，日本以自己战败的牺牲换取了亚洲各国的独立，亚洲各国应当对日本帮助驱西方殖民者而感恩戴德。在最后的观众留言处，有数册厚厚的留言。我发现其中有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写的感想：“我为日本军人的勇敢而感动。”如果大多数日本青少年受著这种历史观的教育长大，那么未来的亚洲很难有安宁祥和。我打量著门口那两个买票的青年女子，她们对客人彬彬有礼，却对此处的邪恶毫无意识。
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之举颇得日本民众的支持。也许，不少人认为这是日本的宗教自由，日本人有权信仰死者。陈平原教授在《招魂》一文中写道：“在日本，‘灵魂信仰’古已有之，将死于非命的亡灵尊奉为神而祭祀之，这种想法很有‘人情味’。因其不分敌我，只要是死于战乱的人，一律供养，以慰其亡灵。”以明治维新为界，靖国神社的性质有了根本的改变。如果说在明治维新之前，作为一种民间信仰，靖国神社将“成者王侯”与“败者盗寇”一起祭祀，确实显示出日本古代文化中的某种“人情味”（如祭祀叛乱而死的西乡隆盛）；那么在明治维新之后，靖国神社便完全蜕变成为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马前卒。我在靖国神社及“游就馆”中看到的一切，绝非“宗教自由”那么简单。还是陈平原教分析得透彻：“靖国神社之突出‘为国捐躯’，使得这种‘已在国民的宗教意识中扎根的慰灵传统有了本质的改变’。此后，必须是效忠于天皇和大日本帝国的，才有资格享受祭祀。这种置幕府军队与外国士兵之死于不顾的‘招魂’，在推行天皇参拜和军国主义的同时，培养了民众的‘残忍心’──很难说这与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以及东南亚的暴行没有关系（参见村上重良《国家神道》第三章）。”我们必须洞悉靖国神社近代化的蜕变，方能驳斥某些日本政客辩称参拜乃“宗教自由”的谬论。
我有钱，我打人
听朋友说，在成都市二环路外芳草街瑞升花园附近，开业了一处名为“真人秀”的“发泄屋”。在那里，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顾客的面前，任凭顾客歇斯底里地吼叫、任凭拳头如雨点般地落下来，这名“服务人员”不躲也不闪，坦然受之。不过，顾客却需要为此付出高昂的“发泄费用”。
如此新鲜的“服务项目”，立刻火爆蓉城。当今时代，喜欢尝新鲜的人不少。人们发现，这间“真人秀”发泄屋的老板名叫阳桥，是一个只有二十三岁的小伙子。据阳桥介绍，络绎不绝的“顾客”以心情压抑的年轻人为主。而在店里服务的“真人”名叫赵亮，是一个更年轻的、只有二十岁的小伙子。赵亮刚从吉林某体育学校毕业，看上去体格健壮、敦厚老实。阳桥介绍说，赵亮从小就苦练了散打和跆拳道等项目，依照他的功力，足以应付一般人的“殴打”。另外，店里还有一个女“真人”，是个十九岁的姑娘，也是学武术的，练散打和套路。既然两个“真人”都是非同寻常的“练家子”，那么“发泄者”就可以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对他们进行打击。最后“发泄者”累得瘫倒在地，而两名“真人”仍然毛发无损、傲然屹立。
听到这则真实的新闻（记者写得津津有味），我心里却非常的厌恶。这家让人“耳目一新”的店铺，所实施的不就是“我有钱，我打人；我没钱，我被打”的荒唐逻辑吗？虽然打着“服务”的旗号，虽然是一种“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买卖双方都自觉自愿的行为，但我想追问的是：难道只要买卖双方都“愿意”，这种活动就合理与合法吗？这家店铺有没有到工商税务乃至文化管理部门去办理相关审批的手续？它是以什么样的名义申报办理的？而主管部门又是以什么样的名义批准的？难道它属于“心理咨询业”吗？
前来发泄的顾客争先恐后，这表明我们的生活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裂缝，我们的心灵结构已经远离了“健康”的警戒线。暴力成为我们的欲望，侮辱成为我们的爱好。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过：“人既不是天使，又不是禽兽；但不幸就在于想表现为天使的人却表现为禽兽。”没有人会明目张胆地说自己想当禽兽，人人都说自己想当天使。然而，在实际生活之中，言行接近天使的人很少，接近禽兽的人却很多。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一生致力于和平事业的瑞典女政治家阿尔瓦&＃8226；米达尔，曾经严峻地指出，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处在一个“被兽性化”的过程中。她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当代的传媒：“如今效率相当高地促进暴力的一个文化因素就是大众传媒，尤其是通过视觉性的媒介传入我们脑中的每一件事情。”传媒上传播、鼓励和赞赏暴力精神，对公众产生了重大影响。阿尔瓦&＃8226；米达尔进一步指出，由于对信息缺乏过滤的能力，“儿童与青年更容易接受残忍的行为方式”。她准确地抓住了我们时代的主要症结。
以前我听说过，在日本的一些大公司里，专门设计有一个房间，里面安放着按照老板模样制作的充气人。在下班的时候，工作压力巨大的员工们，都可以走进这间屋子里，戴上拳击手套，狠狠地把假人揍上一顿，以发泄心中对老板的怨恨。我原来以为，只有心理阴暗的小日本才会有这样的“发明创造”，却没有想到，国人的想象力更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进入了“真人秀”的境界。这种所谓的“真人秀”表现了我们时代的病态：如果因为自己的心理处于压抑状态，就要通过殴打他人来发泄和舒缓；那么，要是自己挨了别人的殴打，是不是就要将暴力升级、乃至到将对方杀死的地步呢？“顾客”先生和“顾客”小姐们，你们想到过没有：在你们辱骂别人的时候，你们同时辱骂的还是自己的人格；在你们在殴打别人的时候，你们同时殴打的还是自己的尊严。你们在实施暴力行为的时候，已然表明自己处于一种“失控状态”。虽然你们为自己的暴力行为付出了相应的金钱，但这并不能够改变事情的性质——暴力表明了人内在的怯懦和卑劣，诉诸于暴力的人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并且对自己的未来完全绝望。
今天，由于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威慑，这些人还只能选择出钱打人的办法来发泄自己内心的邪恶；明天，假如“王纲解纽”、法律松弛，这些人一定会成为新时代的“义和团拳民”，打着诸如“爱国”和“正义”的幌子实施烧杀抢掠的卑鄙行径。“文革”不是一个领袖就可以发动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领袖迎合了我们残酷嗜血的“国民性”。
在中国，儒家文化只是一张面具，其实中国人从来就只相信“成王败寇”的铁血原则。儒家的经典中说“仁者爱人”，但中国却很少出现这样有爱心的“仁者”——朱熹、王阳明、曾国藩这些“大儒”个个都是“冷血杀手”。在这片土地上，人们既是暴力行为的实施者，又是暴力行为的承受者。非暴力的文化和精神一直遭到嘲笑和漠视。中国人深重的苦难，只有黑人才堪与之对比，中国却没有诞生自己的马丁&＃8226；路德&＃8226；金和与之类似的精神——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人们会把马丁&＃8226；路德&＃8226；金和甘地这样的人物当作傻子和疯子，没有多少人尊重他们，也没有多少人会爱戴他们；没有多少人倾听他们的话语，也没有多少人接受他们的理念。马丁&＃8226；路德&＃8226；金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上说过这样一段话：“非暴力是对我们时代的至关重要的政治与道德问题的回答——人类必须克服压迫与暴力，而不是诉诸暴力与压迫。文明与暴力是势不两立的观念。继印度人民之后，美国黑人表明：非暴力并非毫无结果的消极被动，而是一种导致社会变迁的强大的道德力量。世界上所有的人或迟或早都要找到一种和平共处的办法，从而将这首即将来临的茫茫哀歌变成兄弟情谊的赞歌。如果这就是要实现的目标，那么，人们就必须为所有的人类冲突找到一种解决办法，一种排除复仇、侵略和报复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爱。”我想，马丁&＃8226；路德&＃8226；金的这番话不仅是说给美国的黑人和白人听的，也是说给我们中国人听的，尤其是说给那些以打人为乐的人听的。我们应当为打人的冲动而感到耻辱——这与是否付钱无关，付钱改变不了打人的实质。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由于贫富悬殊的加剧和制度的不公正性，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正在形成一股强大的暗流。杀人越货的张君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但如果我们不对我们的制度和文明进行彻底的反省和改良，像张君这样的凶徒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后来人。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没有办法改变整个社会现实，但我认为，在谴责特权阶层的不义的同时，必须将非暴力和仁爱的精神嫁接到中国当代文化中来——让“打人者”成为“爱人者”。这是一种“脱胎换骨”。冰冻三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