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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的死难证实了专制主义政治和文化传统“自我毁灭”之特性，维新变法亦无法使之起死回生，义和团运动之后清廷手忙脚乱的“新政”反倒大大加速了自身的灭亡。如徐复观所论：“两千年来的历史，政治家、思想家，只是在专制这架大机器之下，作补偏救弊之图。补救到要突破此一专制机器之时，便立刻被此一机器轧死。一切人民，只能围绕着这副机器，作互相纠缠的活动；纠缠到与此一机器直接冲突时，便立刻被这架机器轧死。这架机器，是以法家思想为根源，以绝对化的身份、绝对化的权力为核心，以广大的领土上的人民，及人民散漫的生活方式为营养，以军事与刑法为工具构造起来的。一切文化、经济，只能活动于此一机器之内，而不能溢出此一机器之外，否则只有被毁灭。这时中国社会停止不前的总根源。研究中国历史，不把握到这一大关键，我觉得很难对中国历史作出正确的理解。” 由是观之，谭嗣同乃是抱着与此一机器同归于尽之心赴死，他虽然英年早逝，但此一机器也终至崩溃，如钱穆所云：“复生身后，所谓冲决网罗之思潮，则演进无已。辛亥革命，君臣一伦终于毁灭，平等、自由之声浪日呼日高。凡《仁学》与《大同书》之所蕲向，方一一演出。”
——二零零五年二月初稿，六月改定
中学生之死
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广东的“读友”的来信。写信的是一名高中复读生
，由于我在很多文章中都讨论到目前中国中学教育的弊端，他便以“亲历
者”的身份告诉我许多切身的感受。我重视这样的来信，写信的人都会掏
出心窝子来，告诉我许多被《人民日报》之类的“谎话大王”一层层地掩
盖起来的中国社会的真相。
信中写到：“在我们这里，复读一年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复读两年、
三年，甚至更长的都大有人在，作为一名‘高四’毕业生，我觉得我们的
压力是巨大的。这压力不单单来自于繁重的学习任务，更大的是来自于这
套制度为我们营造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氛围之中，每一双眼睛都在关注
著我们，父母、亲人、朋友，我们深知他们是出于对我们的关心才这样，
但每每这样想起，我就感到更大的压力。在其他人眼里，我们的前程，就
在于我们每次考试的成绩。成绩好的被英雄般看待，成绩差的却有天壤之
别的待遇。每当看到电视报纸对‘高考状元’的大量报道时，我都会立即
转移视线，为什么我们的主流媒体只会将‘状元’们大肆报道，而对那些
自杀的落榜生却只字不提？”
他接著写道：“二零零三年六月七日，就在高考前的第一天，浙江温
岭一名女考生在考完第一科语文后不久就跳楼自杀了，她无法查收如此巨
大的压力，终于以死宣告与高考制度的彻底决裂！这并非空谷回音，它每
年都在发生，在我身边就有很多类似的事情，我的一位同学，第一年考得
不好，复读一年还是落榜了，终于在第三年考上了一所普通高校，可就在
她入学不久，我就得知她精神失常的噩耗！余杰，你说过：那射向柔石、
瞿秋白和闻一多们的子弹并不是人间最可怕的东西，更可怕的是那股逼得
胡风、路翎变成疯子，逼得老舍跳湖，、傅雷上吊得‘看不见’的力量。
但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我们的高三学生不都生活在这股力量的阴影之下
吗？！”
就在我阅读这封信的时候，新的一学期刚刚开学，我在网上看到几则
由于无钱交学费、无法继续上学，几个孩子走上自杀之路的消息。孩子们
“前赴后继”地死去，有的是因为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有的则是不能忍
受这套可怕的教育制度。他们的死亡无损于“帝国的伟大”，无损于中央
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那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矜持而高贵的微笑；
他们的死亡无损于教育部长陈至立跃升为国务委员，也无损于冠冕堂皇的
“义务教育”的法令。“小康社会”的繁荣图景遮盖了他们静悄悄的死亡
，而习惯于歌功颂德的记者们也不会把他们的死亡当作“新闻”。
有人说教育是当今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也有人说中共
建政之后“最大的失误就在于教育”。据报道，今年秋天，仅仅是宁夏省
的一个贫困县，有两万以上的适龄儿童失学。当地教育官员表示：“这些
孩子面临的不仅是失学问题，而且是吃饭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连饭也没
得吃。”当越来越多西部地区农民的孩子因为父母无力承担昂贵的学费而
不得不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时，“三个代表”就成了一个荒唐而辛酸的笑话
。那些“自动”地成为“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的中共官僚们，哪
里会把这些学子的前途和幸福放在心上呢？他们在忙忽著贪污受贿，忙忽
著办理外国护照和海外帐户，忙忽著吃喝嫖赌种种事务。连扶贫款都会被
私吞，连希望工程的捐款都会被挪用，在这个权力崇拜的国度里，孩子当
然是被大人无偿牺牲掉的“无权者”。
另一方面，即便是那些进入学校的孩子，也并不意味著就能“凭借教
育获得解放”。相反，他们长期背负著沉重的精神包袱，忍受谎言的熏陶
，还要承担升学的压力。在中共严格控制下的各级教育机构里面，许多教
师都把学生当作“工具”和“符号”──学生的考试成绩就是学生的“身
份证”，几组简单的数字比活生生的生命更为教育者们所看重。大部分教
师只关心学生的分数以及班级高考上线的人数，而不会关心学生心灵的成
长和精神的健全。于是，我们看到了湖北黄冈中学这样的“地狱学校”雨
后春笋般产生，尽管这所学校每年都把数百名毕业生送进重点大学，但学
子对母校却唯有噩梦般的回忆；于是，我们看到了“神童制造商”聂其文
被家长们奉为楷模，尽管他的儿子聂愿愿十五岁考上名牌大学、成为“少
年天才”，但孩子却对记者说：“恨不得将父亲杀死！”于是，悲剧屡屡
发生。中国的教育生产线生产出了无数的冷血动物和精神残疾者，他们拥
有名牌大学的学位，却不具备普通人的爱心和良知，他们中有在美国枪杀
导师的卢刚，也有用硫酸去伤害黑熊的刘海洋，还有贵州安顺因为不堪父
母在学习上的严格要求而将父母毒死的十五岁的双胞胎姐妹。
孩子们纷纷死去，或者四肉体的死亡，或者是精神的死亡。这是一个
我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我们对孩子的死亡熟视无睹的时候，我们民族还有
什么希望呢？然而，还是有御用学者滔滔不绝地谈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
是世纪”──我不知道，一个充斥著文盲和疯子的国家，怎么能够领导世
界、怎么能够主导全球文明的发展方向？
────九月四日
卡拉OK厅中的男人和女人们
在这座并不贫穷也不富有的小城，开张最多的是卡拉OK厅。这座城市刚刚开始经济的腾飞，老城轰然倒塌，新建的花花绿绿的建筑向城郊延伸。街道上，建筑材料还没有收拾干净，两边鳞次栉比的卡拉OK已经开张了。
“天外天”、“楼外楼”、“小瀛州”、“芳草地”、“红太阳”、“凤凰台”……一家接一家的招牌、标志和夜间闪烁的霓虹灯，标示著城市最有活力的去处。当街的铺面是餐馆，OK厅在后面的曲径通幽处。一间间华美富丽的厅堂和包间，地毯、墙纸、吊灯、音像设备、沙发、塑料花、正在唱歌或做唱歌之外的事的人们。当跑调的歌声传出门外，传到街道上时，街道上匆匆行走的人们往往皱起眉头──他们都是没有钱破费的可怜人。
卡拉OK厅里的男人们都是成功的男人。在此岸与彼岸之间，是一座摇摇欲坠的桥，他们凭著智慧与机遇，以及智慧与机遇以外的东西，终于到达彼岸。在中国，此岸是烦恼人生：挤公共汽车、啃大白菜、睡亭子间、做美丽了无数年的梦；彼岸则是快乐人生：坐豪华轿车、吃飞禽走兽、住广厦别墅、享受提前实现的梦境。卡拉OK厅，为彼岸的男人而存在。他们不是官员便是老板，这是两种能在任何地方获得尊重的身份──尤其是卡拉OK厅。他们在这里比在自己的家里还要舒服，舌间的美酒，杯里的女人，是辛劳了一天之后最好的休息方式。是的，他们太累了，官场、商场、战场三位一体，在明枪暗箭、尔虞我诈中生存下来，比那些此岸的人的想象要艰难得多，复杂得多。
女人们也在战斗著。她们并排坐在暗红色的真皮沙发上，等待著客人的召唤。在这四季都开著空调的房间里，她们不知道外面世界的温度，永远是盛夏的打扮，背带裙、小背心、牛仔短裤、水晶凉高跟鞋，裸露著大片大片的面积──肩、背、腰、肚脐和大腿，捕捉著黑暗中窥探的眼光。狩猎的是被窥视者，被狩猎的是窥视者，这里执行著另一套逻辑。她们的脸上涂著厚厚的脂粉，嘴唇打上了鲜艳的口红，脸上冻结著冰凉的笑容，微笑是指挥一组脸部肌肉精巧地配合运动的产物。她们翘著“二郎腿”。让大腿更加修长，让裙子显得更短。她们涂著指甲油的手指夹著燃烧的香烟，香烟越燃越短，正如她们的青春。她们却浑然不觉。
这时，肥大的身躯的面孔贴了上来，娇小的她们迎了上去。
她们的身世并不扑朔迷离。也许昨天她还是一名初中课堂上的学生，不用功，成绩平平。没有考上高中，既不愿到父亲工作的每月只有二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