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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胡长清“通过自己在北京大学行政管理学院的关系，办了一套函授本科学历和法学学士证书，把这些假材料装入档案，籍此，胡被几所大学聘为教授，满足了要‘名’的欲望。”这则报道道出了天机，却有一个小小的错误：胡长清的材料并不是“假材料”，而是货真价实的“真材料”。在北京大学门口，常常聚集著一群贩卖真正的“假材料”的小贩，每当行人走过，他们便会像苍蝇一样围过来询问：“要毕业证、学位证吗？北京大学的和其他所有大学的，我们都能够提供。”跟这些低层次的造假者比起来，胡长清的材料是正儿八经通过北京大学有关部门颁发的，从封套到印章，都来自于正规部门，堪称“若假包换”。
胡长清已经走上了黄泉不归路，但是却没有人去刨根问底：他在北京大学的“关系”究竟是谁？行政管理学院的哪些领导干部、专家教授或者经办人员为他获得学位出了力气、得了好处？他们应当受到怎样的处罚？冰山露出了一个尖角：北京大学并非某些人形容的那样“出淤泥而不染”，相反，北京大学存在的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北大历来具有象征意义，它的腐败也一样，正象征著当下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腐败。北大人应该为之而感到惯有的骄傲呢，还是应该为之而感到深刻的耻辱？
一个社会的腐败，到了最后的关头将向两个部门渗透：一是医疗，二是教育。一旦这两个领域也烂掉了，那么这个社会真的就是“病入膏肓”，即使是华陀再世，也回天乏术。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腐败，逐渐由潜流变成滔滔洪水。权力换取学位、金钱换取学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为职称勾心斗角、弄虚作假，教授们的道貌岸然早被学子们看得一清二楚。詹小洪在《权力、金钱与校园》一文中揭露说：“1998年，笔者曾看到北京某大学研究生院报名册，当年该院共招收博士生100多名，几乎不是某某司长、处长，就是某某公司董事长、总裁。研究生院招生创收的另一妙招就是办研究生课程班。招生单位可以派老师深入到各省、地、市甚至村镇去办研究生速成班。难怪，北京不少大学、科研院所的研究生院被人们指责为‘文凭加工厂’、‘学历批发站’、‘职称生产机’。”对此，学者袁济喜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目前的道德文化在许多领域被金钱与权力冲击得本已衰弱不堪，学术文化可以说是最后一道可以抵御金钱与权力的防线。如果连这道防线都荡然无存，则社会心理与道德良知受到的伤害将令人不敢想象。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曾论及社会腐败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土崩’，另一种是内在的‘鱼烂’，这种从内脏烂起的‘鱼烂’较之‘土崩’是一种更可怕的腐烂，它使人们内心道德天平彻底失衡。”如果说医疗的腐败会带来病人生命的危险，那么教育和学术的腐败将带来整个社会成员心灵的恶化。古人讲究学术“为天地立心”，但在今天学术却沦落为敲门砖、沦落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柑橘。就道德底线而论，某些大名鼎鼎的教授、博导，并不比契诃夫笔下的市侩和小公务员高。知识和学问并不足以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耍起腐败的花招来，他们比官员们毫不逊色。
学界的丧钟一旦响起，疗救的整个社会肌体的时机就已经丧失了。
“北大精神”的蜕变
一百多年来，“北大精神”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家园和价值皈依。就是启蒙民众、质疑权力和抗争不义，为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而杜鹃啼血、百折不挠的精神。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北大”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和教育机构，也远远超越了“最高学府”的身份，它一直处于诸多政治力量和文化思潮冲突、撞击的风头浪尖上，有力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百年北大史，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宛如“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滚滚长江水。北大既充当过“五四”运动的摇篮和“八九”民主运动的先锋，也曾沦落为毛泽东发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棋子，可谓辉煌与挫败并存、光荣与耻辱同在。
“八九”之后，“北大精神”虽然不能说荡然无存，但遭到了强权的整肃、压抑和篡改，已成残缺之状。最近十多年来，北大与其他中国的高等学府一样，盛行着明哲保身的犬儒主义和恬不知耻的功利主义，相当大一部分的教师和学生打着民族主义和“新左派”的旗号，心甘情愿地成为权力的帮忙和帮闲。刚刚在各大媒体上炒得火热的北大女生弓琳缴纳一万多元党费的事件，就是北大现状最为突出的展示。这个漂亮得足以去充当某网络学校“形象代言人”的女孩，让我联想起三十多年以前另外一个更加美丽的北大女生——林昭。
林昭与弓琳形成了一组非常鲜明的对照：一个为了捍卫真理和自由，毅然挺身痛斥暴政，最终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另一个则一手抓政治、一手抓商业，以一脸天真状完成了连某些老牌政客也望尘莫及的一流表演。
以“林昭”为象征的北大是光荣的北大，我为之而神往、为之而骄傲的北大；以“弓琳”为象征的北大则是丑陋的北大，我不得不唾弃、不得不批判的北大。
北大秀&＃8226；商业秀&＃8226；政治秀
弓琳是北大中文系的一名本科生。近年来，北大中文系的某些女生非常善于通过作秀来捞取个人资本——克林顿访问北大时，就有一个名叫马楠的中文系女生当面“痛斥”美国人权状况恶劣。有意思的是，两年后本科毕业，她却选择了到“人权状况恶劣”的美国去留学，后来还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如果不是担负着从事“地下工作”、不惜忍辱负重“敌营十八年”的伟大使命，那么以我的智力简直就无法解释马楠女士何以打出这种“翻天印”来。
马楠给我带来的疑惑还没有消除，另一个名叫弓琳的小师妹又粉墨登场了。此人先是因为担任某网校“形象代言人”而一举成名，在获得一万多人民币的报酬后，立即作为党费上交。在媒体上我看到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当时，一名老师问道：“你是要把这些钱全交作党费吗？”弓琳坚定地点了点头说：“是的。这是我第一笔劳动收入，我认为真的很珍贵。因此一定要把它交给党。这是一个年轻党员对党表达的小小心意。我愿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党的热爱。”
此事受到了官方媒体的热烈追捧。数日之间，相关报道就有数千条。看来，弓琳将来如果再接再厉的话，有可能被纳入“雷锋——欧阳海——张海迪——李素丽”的“模范系列”之中。然而，在北大的几个著名网络论坛上，对此几乎全是负面评价，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高明的商业炒作。就连与弓琳同宿舍的一个女生，也表示了这样的猜测：弓琳很好，但也许背后是网校的又一次商业策划。在《南方周末》的采访中，这一猜测被证实了：记者在访问弓琳之前两小时，电话采访了网络学校的老板王跃胜。王说，弓琳事前没有和他商量过，他也是第二天看网络新闻才知道的，他很支持，“这说明我们的小姑娘爱党”。但是，弓琳却对记者说漏了嘴：“我说我想把第一笔代言费交党费，王总很支持。”记者立即追问说：“但是王总说他是看新闻才知道这件事情的。”对此，弓琳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也许他有他的考虑。”
如果按照常理出牌的话，两万元能够买多大版面的广告呢？两万元的广告费用能够让这所网校和弓琳出多大的名呢？于是，他们便合谋选择了这个“出其不意”的营销计策，果然一举成功。
如果仅仅是一场商业秀的话，我丝毫不感兴趣。然而，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它不仅仅是一场商业秀，更是一场政治秀，同时也将北大传统牵扯进来。弓琳强调这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我特别喜欢的两句话就是：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你必须追求自己的生活，只要你自己心里纯净就够了。别人评价你多么有心机，这些都不重要。这次举动是完全私人化的事情。”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连日来她却马不停蹄地接受各类记者的采访。《南方周末》的记者敏锐地写下了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在采访的中间，弓琳的手机响了，她接电话，显然谈到了这件事情：“姑父啊，我在外面呢……对呀，很牛吧。哪一张报纸上有报道……”显然，她并不是不在乎媒体的报道。很快，她又参与中央电视台由倪萍主持的、以煽情著称的《聊天》节目，作为特邀嘉宾与倪萍一起苦口婆心地教育广大人民要爱党爱国。因此，这已然不再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如果是私人化的事情，我不禁要追问：究竟是谁最先将此事捅到媒体上去的呢？是北大校方、还是弓琳自己抑或是网校的王老板呢？
在每次采访中，弓琳都得意无比地谈到身上的两重光环：“现在我身上有两个最大的光环，一个是北大，一个是入党。这笔钱交给北大党委，同时回报北大和党，我觉得这机会太好了。”她以一种“谦虚谨慎”的口吻回顾自己的中学时代入党的经历以及对北大的热爱：“十八岁就入党太不容易了，而且是在高中，在那么苛刻的条件下。那时候，入党属于非常荣誉性的东西，相当于给你一种光环。北大是别一个光环。正如一位老师所说，事实上现在很多人都是在消费北大、享受北大。因为北大给你搭建了很高的平台。其实我和北大的关系，我和党的关系，都是这样一种关系，我完全是个消费者，没作什么贡献。所以有这个机会的话，我是愿意做的。”
这是一个无比聪明的奴才的一番“肝胆相照”的表白。其实，只要对北大精神稍稍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弓琳所说的这两个“光环”不仅不能“重合”，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