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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光环”与“丑闻”倒置的“反义社会”。我们歌颂着那些卑鄙的人物，我们凌辱着那些可怜的灵魂。我们把小丑当榜样，我们把圣徒当笑料。没有多少人关心那位裸体狂奔的女子的命运，却有无数双羡慕的眼睛盯着弓琳灿烂的笑容。我们学会了以一种跟良知对立的方式来优哉游哉地生存，或者干脆就将良心悬置起来。
英国学者巴特勒在《盖世太保史》中分析了纳粹时期的民众心理：“许多德国人擅长所谓‘内心迁移’，把自己真正的思想埋藏在心里，而同时采取服从、驯服的形式。这就产生了纳粹政权理想的效果，即以最低限度的政治监督高效率地控制社会。……在这种形势下，居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很快便不仅不再持有不同的思想，而且开始支持政权，与政府的目标保持一致并服从它地要求。顺从要比反对容易。岂止容易，甚至还会有奖励。”
当说谎成为生存的前提的时候，当认同罪恶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的时候，“吃人”便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巴特勒所描述的不仅仅是希特勒德国，这也恰恰是今日中国的生动写照，也是弓琳缴纳党费的内在动因——林昭因为说出真话而惨死，于是人们在林昭的尸体前面止步；弓琳因为主动配合作为导演的“老大哥”（奥威尔《一九八四》）演出了一出声情并茂的好戏而飞黄腾达，于是人们便在这条道路上蜂拥而上。林昭被掩盖在幕后，而弓琳则出现在聚光灯的中央。
林昭和弓琳都是我北大的校友、中文系的系友。照片上，她们是如许的美丽——林昭的美丽既是外表的美丽，更是灵魂的美丽，这种美丽是黑暗中的光，从天上来的光，照亮最为难熬的夜半时分；而弓琳那张漂亮的脸蛋，远远不足以遮盖她内心的虚伪和肮脏，她没有杀人，但是她为这巨大的人肉的宴席添柴加火、端茶送水，她的手上也就染上了洗不去的血迹。
我写下了这篇文字，也写下了对林昭的敬仰和对弓琳的鄙视，同时还写下了我对北大精神的理解与呼唤。
——2002年8月16日
“斯大林”与“莫扎特”
雅科夫列夫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矛盾概括为两种人物的对立，这两类人物都以各自的方式创造着历史。一类是斯大林式的人物，另一类是莫扎特式的人物。
在这里，“斯大林”既是指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又是指一个庞大的、复杂的象征符号。“斯大林”代表着人类恶的、贪婪的、凶残的一面，他是最恶劣的“流氓无产者”中的“英雄”。这类人是真、善、美的敌人，他们中的某些人已经被永久地钉在耻辱柱上，而某些人依然还在享受着愚民的崇拜——雅科夫列夫呼吁，这样的状况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在雅科夫列夫的笔下，善于伪装的斯大林露出了他狰狞的面目——这个面目是自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以来逐渐清晰起来的：“斯大林是职业掘墓人。他个性暴戾，是最奸诈的恶棍。他是布尔什维主义制度最明显的代表人物，是耍诡计、搞恐怖活动的能手，是封建主义国家镇压制度的创始人。这种制度造成的神志不清如此深刻、如此损坏一切和吞食一切，以至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对这个杀害千百万人的凶手顶礼膜拜。他对国家实力和精神潜力的衰竭、对千百万人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雅科夫列夫对俄罗斯当下斯大林主义的死灰复燃保持高度的警惕，他特意强调：“斯大林主义反人民罪行的规模大得无比。斯大林杀死的共产党人比世界上所有法西斯独裁者杀死的加起来还多，提醒这一点对当今斯大林分子布尔什维克是有益的。”
而屹立在另外一座山峰上的是“莫扎特”。这里所说的“莫扎特”，与其说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人类辉煌的文化遗产的创造者，还不如说是一种精神向度、一种道德操守，正如雅科夫列夫所说：“莫扎特精神——这是人身上最光彩夺目最珍贵的品质。世间万物——从野人亲手点燃的篝火到计算机，从车轮到宇宙站——都是莫扎特式的人、天才和知识分子创造的。”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普希金以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柴可夫斯基、别尔嘉耶夫、曼德尔斯塔姆、肖斯塔科维奇、帕斯捷尔纳克、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他们都可以归入“莫扎特”的精神序列之中。他们是俄罗斯的骄傲，他们是俄罗斯的光明。
在过去的八十年里，“斯大林”们在俄罗斯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他们执掌了权柄，决定着他人（包括“莫扎特”们）的生死。斯大林主义吓破了许多人的胆，也迷糊了许多人的眼睛。雅科夫列夫指出：“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一个每一个人的良心问题，是一种衡量责任心和心理完整性的尺度。”答案不需要经过周密的演算才能够得出来：“斯大林不简单是历史上几百个暴君中的又一个暴君，他建立了暴政体制、全面镇压个人和社会的体制。但是斯大林主义不仅是靠流血、而且是靠神话来维持的。”
神话之一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历史教科书上说：正是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才翻身做了主人，“从此站了起来”。在经济建设上，俄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国，斯大林死后卫星也上了天。这一切似乎头头是道。但是，雅科夫列夫追问道：这一切是靠什么手段获得的呢？“原来，靠的是几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靠的是消灭农民，靠的是奴隶集中营，靠的是河流、森林的毁灭。”
神话之二是“斯大林领导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对此，雅科夫列夫的质问同样是有力的：难道离开独裁者人民就不能取胜吗？为什么发动进攻的希特勒只损失了五百万人，而苏联人进行防御、战斗在自己的领土上却死亡了三千万人？正是因为斯大林发起的清洗运动杀害了军队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指挥官，才导致战争初期苏联军队的溃败。作为一名曾经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并终身残疾的士兵，雅科夫列夫的结论是确凿的：“全体人民高度紧张、英雄气概和忘我精神的结果实质上被人掠夺去了，被人利用来神话篡夺胜利的权力体制了。”
从斯大林到契尔年科，丑角们你方唱罢我登场。关于苏联政坛上最后一具僵尸契尔年科，雅科夫列夫写道：“契尔年科是我们这个制度即将覆灭及毫无生命力和完全不合格的最耀眼的信号。他在事业上毫无作为，他最喜爱的是读劳动群众的来信。我不敢说他是位‘眼睛里充满着布尔什维克热情’的有坚定信念的活动家。他多半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是保住权力的手段，当然这也是习惯促成的。”契尔年科之流的平庸人物之所以成为最高领袖，得益于苏联平庸的干部选拔制度。安插在上层的人相当一部分是目光短浅、见风使舵，然而“政治可靠”的人物。雅科夫列夫充满嘲讽地写道：“较有远见的党的活动家们懂得，新‘领袖’的荒唐可笑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制度全面结构性崩溃的反映。荒诞剧院继续上演自己的戏，但导演的无能越来越明显。”这一时刻，即便是普通民众也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戏就要演完了。
然而，苏联的历史中不仅仅活跃着“斯大林”们。在那些最黑暗、最邪恶的时代里，俄罗斯的“莫扎特”们、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们，并没有完全停止他们的呐喊与呼号。雅科夫列夫充满崇敬之情地写到了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以及他们的同伴们，“那是一些具有巨大能力、渊博知识以及高尚道德和公民积极性的人们，他们确实向同胞说出了真相，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遭到了迫害。”可以说，没有这群“莫扎特”，也就没有极权主义的垮台和民主的实现。他们顽强不屈的存在，成为老百姓拷问自身灵魂时的一个参照系。
雅科夫列夫高度评价了苏联所谓的“不同政见现象”，他认为这些知识分子“整体上是我们所需要的，确实是我们的财富，是一种看得见的精神源泉”。尽管这个词语遭到了诬蔑和扭曲，被党的宣传机器“妖魔化”了，但在雅科夫列夫看来，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其实就是“有不同思想的人”。那么，“有不同的思想”难道是什么天大的罪过吗？他反问道：“为什么思想不一样就等于犯法和反社会，至少是等于做了某种可耻的罪过？谁根据什么权力可以规定出一种规矩，即所有人必须而且只能同样地思考？”
然而，苏联领导人一贯的做法是以蛮横的方式消灭一切“有不同思想的人”，并把“统一思想”作为教育的重要任务。等待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这样一批“莫扎特”式的人物的是悲剧性的命运：进行政治审判、利用精神病院、驱逐出境、剥夺工作、在大众媒体上（首先是通过《真理报》）进行暴风骤雨般的攻击和辱骂。对一个具体的知识分子的迫害，也就是对自由思考和主动精神的迫害，这种丑恶行径引发了另外一种十分可怕的现象：“冷漠无情、不问政治和消极情绪不断增长，双重道德标准开始泛滥，社会维系开始瓦解。而所有这一切又使道德、社会、工艺和经济方面的许多病变现象越来越深重。”这就是苏联瓦解的原因，所有的崩溃都是从内部的腐朽开始的。
雅科夫列夫把俄罗斯的希望寄托于“莫扎特”们身上。他认为，伟大的俄罗斯不是靠帝国的野心和军事实力，而是靠人民的美德和生活的质量。俄罗斯是只能在自由的条件下，在法律至上和人的权利高于国家利益时才能达到这种伟大。一切都是相对的，只有人、人的生活、死亡和不朽是绝对的。
但愿他的希望变成现实。
美国的自由与伊拉克的自由
美国的自由与伊拉克的自由——兼驳陈永苗“恐怖主义有理论”
关于伊拉克战争的争论，彰显出国内知识分子基本价值立场的对立，即对人权与主权之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