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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杂文集-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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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命”,不如说它是“流氓豪赌”。流氓最大的梦想就是:杀死王公贵族,让自己成为王公贵族。事实上,攻城略地、小朝廷暂时稳固之后,人们很快发现,这些新兴的万岁、千岁们与满清荒淫暴虐的皇帝和王公们没有根本的区别。潘旭澜在《太平杂说》中指出,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居然封了两千七百多个“王”,历朝历代亘古未有。为了得到“王”的封号,人们干出了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和所不能想象到的一切恶劣的事情来。有人送金钱,有人送美女,丑态百出,怪事不断,相信任何一个伟大的戏剧家都编造不出这样荒谬的本子出来。惊人的下作和惊人的暴虐是一枚铜板的两面:在“天京事变”中,此“王”对彼“王”的杀戮,其残酷程度甚于与清兵的作战。一方面是纯洁美好、冠冕堂皇的“天国”,另一方面却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权力,赤裸裸的权力,成为惟一的力量杠杆。洪秀全则是这一切杀戮的最后决策者和操纵者。天国是一个邪恶的天国,天王是一个邪恶的天王,人为涂抹的油彩,无论有多么艳丽,总有一天会脱落并恢复它原来的形状。孙中山一度以洪氏自许,但后来他也发现了洪秀全和他的“天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近代史学者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读《太平杂说》,可以看到主子们的残暴和荒淫,可以看到奴隶们的悲惨和渺小;可以发现邪恶思想所蕴藏的可怕的毁灭性力量,也可以发现“天国乌托邦”的许诺具有多么蛊惑人心的吸引力。在新世纪的今天,那些拼命维护太平天国的力量,难道不正是与其同样邪恶的力量吗?太平天国之前,发生过若干次类似的惨剧;太平天国之后,类似的、甚至更加残暴的惨剧,依然在发生。如果把《太平杂说》与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名作《一九八四》放在一起参照阅读,则会发现:一古一今,一中一西,一为农业社会之原始图腾崇拜,一为工业时代之现代极权统治,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两者的结合,乃诞生“文化大革命”这一怪胎。 

古有太平天国,今有阿富汗塔利班。两个政权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打着“替天行道”、解放穷苦大众的旗号,获取民众的支持,却建立起一个更加残暴和专制的政权。塔利班崩溃之后,人们走进其精神领袖奥马尔的住宅,不禁为其豪华装饰而叹为观止。阿富汗本是中亚穷国,奥马尔也经常在讲话中教育人民要艰苦朴素,谁知道他自己却过着海湾石油国家王子般奢华的生活。从电视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出,奥马尔的住宅占地数公顷,天花板一律以水晶装饰,墙身则用豪华的大理石制作,还挂着精美的壁毯。奥马尔一方面在国内禁止人民享受一切娱乐活动、剥夺孩子们受教育的权利和女性工作的权利,另一方面自己却是一个“比帝王还要帝王”的享乐主义者。对于这种惊人的落差,作家伍立杨不禁感叹说:“凡是专制成性的独裁者,没有一个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并千方百计阻断民众与世界潮流的联系。一旦他的蛊惑蒙骗渐成气候,则其腐化、其堕落、其愚弄民众而奴役之的恶行,即与其起家时的谎言形成强烈的反差对照。但凡暴政的始作俑者,不论是如何塑造其清教徒形象,几乎没有一个是可信的。” 

本来,在塔利班覆灭之时,重温《天平杂说》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然而,当我向朋友推荐这本好书的时候,朋友们却告诉我,坊间已经遍寻不见了。由此可见,“重写近代史”或“恢复近代史之真相”是一件何其困难的事情,将遇到多少的困难与阻隔!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1)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写过一篇名叫《牡丹》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老翁,青年时代曾参加过侵华战争。这个老人除了精心栽培几百棵牡丹花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爱好。 
  后来,人们才知道,老人对牡丹花的喜爱与他早年的战争经历有关,在老人的眼睛里,每一棵牡丹花都象征着一名当年被他所杀害的美丽的中国姑娘。一大片牡丹花丛,就是他屠杀的一群中国少女。这个老兵丝毫不为当年的杀戮感到悔恨,相反却把昔日的暴行审美化了。他觉得,那是他的骄傲,那是他的特权。 
  就是这样一个变态的杀人魔王,在信仰军国主义的三岛由纪夫笔下,成了一个享受着审美愉悦的艺术大师。纵观人类数千个族群,只有日本文化才有这种“化丑陋为美丽”、“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当三岛由纪夫重建一个军国主义的日本的梦想破灭之后,他选择了自杀,他企图以生命来“唤醒”日本同胞。然而,他的死亡与他的作品一起成为了日本民族劣根性的鲜活见证。 
  日本人看待历史,有一种奇特的自我中心的视角。把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无限夸大,而把对自己不利的一面尽量缩小。他们坚持用显微镜去看待别人的缺点,却在自己的错误前面固执地闭上了眼睛。 
  《安妮日记》是犹太少女安妮在被纳粹杀害之前写下的一本真实的日记。这本书让全世界的心灵都为之而震撼,让人们思索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和平、什么是正义。《安妮日记》在全球的销量,日本仅次于美国而位居第二。也就是说,《安妮日记》的读者中,日本人的数量仅次于美国人。 
  然而,正如一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分的日本读者,并不是把这本书作为犹太人问题来阅读,而作为一个因战争而被害的天真无邪、纯洁的少女的象征。在阅读的时候,日本人巧妙地完成了一种角色的转变——他们自己成了像安妮那样的战争的受害者。 
  于是,作为战争挑动者和实施者的日本人突然消失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到过异国的土地上去杀害和奴役平民,他们似乎从来没有给他国的人民带去过死亡和血泪。恰恰相反,他们仅仅是广岛和长崎的受害者,他们固守着自己是“受害者”的意识。 
  于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不见了,只剩下作为被害者的日本人;作为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的日本士兵不见了,只剩下沉醉在美丽的牡丹中的种花老人;创造将强奸合法化和制度化的“慰安妇制度”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在天皇英明领导下的“经济强国”。他们像顽童一样,在肆意地破坏之后,却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事。 
  日军的暴行呈现出了一种虐待狂和破坏狂的特征,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湖南常德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他在给《时代》周刊写的报道中描述说:“人们会问,日本农民在国内时视粮食为珍宝,十分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为什么到了中国后,他们不仅掠夺中国农民的大米,而且朝着运不走的粮食大小便?人们会问,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兵在进入孤儿院后,偷走孤儿的被褥,并不嫌其烦从楼下的院内搬来大块石头,将一所职业学校的纺织机械砸得粉碎?他们闯入学校,向墙上猛摔墨水瓶,从中又得到了什么乐趣?” 
  除了日本人自己,实际上大概没有人能回答这些尖锐的问题。日本文化的某些“精髓”,恰恰渗透到了日本军人这些匪夷所思的“乐趣”之中。 
  日本的历史是一部杀戮不断、硝烟弥漫的历史。经过几百年的血腥内战、八百年的军事统治以及近代以来的对外扩张之后,军事生活形态已经溶入日本的日常文化之中。对许多日本人而言,生活就是战争,战争就是生活。战略思想和战斗手法,是数百年来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工具。日本人对中国古代典籍《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等的关注和研究,远远超过了中国人自己。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论政治、经济、商业、工业等各方面,日本依然处在战争思维和权谋观念的应用范围之内。 
  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中有一种源远流长的“集团主义”,既能把个人的力量放大,又可以把个人的责任缩小。当日本人在战争中杀人、强奸的时候,不仅不会有罪恶感,还会因为自己的表现比别人出色而充满自豪感。同时,因为是集团行为,既有“上级命令”,又有“大家都一样”,这就形成了一种“无责任集团”,干坏事的时候没有犯罪感,干完之后也没有责任感。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中分析说:“在十五年战争中,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 
  日本国民固然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但不可否认日本国民也是军国主义的支持者。他们不是“无辜者”和“无所事事的旁观者”。军国主义的土壤从何而来?如果整个民族不被一种拓展生存空间的观念所激动,不被大和民族天生优越的幻觉所麻醉,军国主义怎能如此迅速地开动战争机器呢?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2)
   
  这不是简简单单地说一句“我们受到了欺骗”就能够让人信服的。 
  在日本,从甲级战犯到普通士兵,大部分人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罪过。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德国的汉斯·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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