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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简简单单地说一句“我们受到了欺骗”就能够让人信服的。
在日本，从甲级战犯到普通士兵，大部分人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罪过。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而日本的东条英机却在就刑前狂叫：“天皇陛下万岁！”为什么会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别呢？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谈到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差别。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耻感文化则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对犯罪行为，人们感到的仅仅是懊恼。而且，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恼。他们认为坦白和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
对于德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上帝和世界人民面前认罪和忏悔，并因此而重获新生；对于日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通过忏悔获得宽容，而是遮住罪过以免在世界面前丢脸。在德国公众心目中，二战中最突出的事件是纳粹***犹太人的惨剧，而不是盟军对柏林的轰炸；在日本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而不是南京大***和重庆大轰炸。
同样是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德国人不仅反省自己，更反省共同的人性。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欧美民众，不仅深切忏悔，而且有着对人性的怀疑和担当。但是日本人却没有忏悔和伦理责任。日本的科技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在精神层面却依然空洞而单薄。
要日本人承认错误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最擅长把错误推诿给别人。日本人为什么如此喜爱使用“移魂大法”呢？一方面，他们很重视面子，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论述说：“日本人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因此，他们宁愿用一百个错误来遮盖一个错误，而不愿诚心诚意地承认和改正这个错误。
另一方面，日本人崇拜权力，并不择手段地去获取权力。明治时期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指出：“有史以来，日本武士就遵循着本国人与人之间的规矩准则，生活在权力偏重的环境中，从不以对人的屈从为耻，这和西洋人爱惜自己的地位，尊重自己的身份以及维护自己的权利相比，有显著的差别。”
这种特有的“耻感文化”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将“不忏悔主义”推向了极端。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中论述说：“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作为封建制度之子的武士道的光辉，在其生母的制度业已死亡之后却还活着，现在还在照耀着我们的道德之路。” 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军阀悍然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内在动力之一。几百年来，日本的军事统治透过武士阶级升华到一种崇高的政治和道德地位上，并彻底融入国家的主流价值之中。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与日本武士阶层的形成互为表里。日本武士视杀人为友谊，武士可以割下切腹自杀者的头颅；日本武士视杀人为权力，如果自己受辱之后可以杀死对方而不受制裁；日本武士又视杀人为职业，武士拔刀之后必须杀人才能收回刀鞘。在日本，只有战斗到底或者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万一被俘，就会名誉扫地，即使活着，他也是一个“死去的人”，甚至比死去还要糟糕。
一名侵华老兵曾说过：“日本武士道是极崇高的、极其伟大、是高深莫测的。在武士道之名刀发出的正宗的锋刃寒光中，藏匿着连列强都畏惧的深不可测的震慑力和玄妙。”美军攻占塞班岛时，四万多日军全军覆没，岛上还有一万多名平民，日军强迫他们自杀，母亲杀死婴孩之后自杀，老人们互相他杀或者自杀。
在《朝日新闻》关于“我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征文中，一位名叫熊井雅男的读者写了一篇《我们为什么没能反对战争》的文章。文章指出：“有人质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并不怀疑国家的政策。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做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首先，政府不许给国民提供正确的信息。根据治安维持法等发令，对军队和政府不利的消息被秘而不宣，进而被修改成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加以宣传。
其次，国民不能反对天皇的命令。天皇是神，是超越国家的存在。天皇说过，长官之命即朕之命。对于老百姓来说，军队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所以不能反对战争，直到天皇下令停战为止。
第三，国民的优越感被煽动起来。战争领袖在开战以前必须煽动人民。希特勒德国煽动德意志人民是血统优秀的国民，而日本则煽动自己是天皇万世一统的世界第一的神国。
第四，领导人胡乱强调国家的危机。国家危机的说法不断传播，被煽动的国民信以为真，陷于偏狭的国家主义，成为推动战争的力量，还自以为是。
日本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是这套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生长的肥沃土壤。
日本学者田中由纪在《隐藏的恐怖暴行：二战期间的日本人罪行》一书中认为，南京大***等暴行，是由一种名为“压迫转移”的现象引起的。日本军队在一开始成军之际，就蕴藏了残暴的高度危险性。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3）
日军的兽性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日本社会阶层化的本质，使得长期以来日本军官以羞辱士兵为乐。士兵要洗军官的内衣裤，或是乖乖地站好，让长官煽耳光，直到血流如注。
在日军内部，高级将领对普通士兵的生命毫无尊重和怜悯。当年，丰臣秀吉不顾朝鲜冬季的严寒，让士兵穿着草鞋作战，结果使得几万年轻士兵冻掉了脚趾。与之相似，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日军企图通过组建“神风敢死队”来挽救失败的命运。人的生命被看成跟机器一样。高级统帅在知道盟军已经解读了密码的情况下，为了所谓的自尊和自信，依然继续使用，造成了基层士兵的大量伤亡。
权力最弱的人，如果握有更低阶层者的生杀大权时，通常最有虐待狂倾向。当日本士兵占领南京时，由这种长幼尊卑的阶层逐渐形成的疯狂，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他们压抑这么多年的愤怒、憎恨和对权威的恐惧，在南京轻而易举地爆发成不可收拾的暴力。
日军兽性化的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中国人充满了憎恶和鄙视，这种感情是从数十年的宣传、教育和社会教化培养出来的。在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的思潮中，日本人开始把自己当作“准白人”，并产生了对亚洲其他黄种人的歧视。在昔日以种族隔离闻名的南非，日本人被分类为“名誉白人”，虽然日本人是黄色人种，却坐在白人一方，享受着与白人同样的特殊待遇。为此，日本人感到洋洋得意，并忘记了自己是黄种人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
许多日本士兵认为，中国人还称不上人类，杀他们就像压扁一只甲虫，或者杀死一只猪一样。在南京大***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把十个中国俘虏绑在一起，这样捆成很多堆。然后一堆一堆地将中国人推进洞坑，活活烧死。后来，他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说：“猪比中国人的性命还有价值，因为猪还可以吃。”
日军兽性化的第三个因素是，在日本士兵之间弥漫着的暴力具有某种神圣的意义。在日本军队中，暴力成为一种强烈的文化义务。日本军部发给士兵的作战手册中宣称：“每一颗子弹都要以皇家的方式发射，刺刀的每一刀都要燃烧着国家情操。”
既然一般日本人都认为天皇比上帝还要崇高，那么日本军队就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信念：战争即使充满暴力，但最终的结果是，暴力不但对自己有利，对受害者也有利。为了达到这样一种“日本式”的胜利，暴行是必需的工具和手段。
日本学者野田正彰在《战争罪责》一书中，将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结合起来，对日本的文化和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这是个人的问题，也是集团的问题，因为包围着日本的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指引着人们如何去处事，如何去感受。
在日本，许多中老年人感情僵硬，缺乏同他人坦诚交流的能力。大企业的管理层、官僚、学者、新闻工作者，也就是所谓的精英分子们并不是感情丰富的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他人情感的感受能力、想象力过于贫乏。还有一心一意适应这个社会的普通老百姓。作为他们孩子的青年一代感情更是淡薄，把人与人的交流仅仅看作信息的交换来考虑。
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今天的日本人并没有生活在与那场战争不同的精神世界中。战争的确已经是六十年以前的事情，而且这期间也发生过废除核武器的和平运动。但是，对个人不予尊重，一味适应集团的需要，怀着激烈的竞争心理，只看到人与人之间上下关系的文化，还是同过去一样。崇尚学历、名牌学校，注重所属组织的优劣，执著地追求在公司的地位，并对怀疑这种价值观的人施加无形的压力。此外，学校、工作场所的以强凌弱，使私生活贫乏的会社主义，加班以及应酬等同样腐蚀着日本人的个性。压制个人价值、忽视人文素养，导致日本人进入经济领域就变成经济动物，进入政治领域便门户森严，进入文化领域便沉溺于病态之美。
对此，许多日本的有识之士追问说：将今天日本人的精神状态与侵略时期日军纵容老兵欺压新兵，通过刺杀中国人把士兵培养成战争之鬼，鼓动在军队中出人头地，对被压抑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