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每三人配备一名“导师”。这些人全都是神父的“孩子”，年纪最大的是五十六岁的江妈妈，这一天，她哭了，泪流满面，却不知道去伸手去擦一下。
叶由根的童年是在一战后困苦的匈牙利度过的。那时，虽然经常吃不饱饭，他却得到了母亲最大限度的爱护。他回忆说：“母亲让我感到我值得被爱。我把苦难作为神的恩宠，因为吃过苦，知道了受苦者的况味，便知道了该怎样承担别人的苦难。”当他二十五岁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还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就在战火硝烟里，他开始了对困乏者、病痛者、残疾者的精心救护。他发现，世界上还有比他的祖国还要多灾多难的土地。他决心一辈子留在中国，帮助这些受苦的人民。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汉文的名字——“叶由根”，也就是“由此生根”的意思。六十五年了，他的足迹到过中国的万水千山，由大陆来到台湾，来到新竹县关西镇一片山清水秀的土地上。岁月流逝，世界的变化越来越快，而始终不变的是叶由根神父拳拳的爱心。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老人的照片。他的白发和白胡须在微风中飘动着，他的怀里抱着一个因弱智而被父母遗弃的孩子，就像抱着一个天使。他深情地注视着孩子，微笑着——在这些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的眼里，微笑是老人的标志。孩子是老人在垃圾堆中捡到的，每一个生命都体现着上帝的爱，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呵护，因此他成了孩子们的父亲。
老人戴着一副远远落伍于“时尚”的眼镜，好多年没有换过了。他的目光跟孩子一样纯净，纯净得超过了水晶。老人哈哈笑着谈论自己的死亡，“我把身体捐献给了医院。这样连出殡费用都节省了。”面对这样一个生命，死神难道还敢前来吗？死神夺走的只能是他的肉体，而他的灵魂将在天国里永生。《圣经》中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雅各书》二：二十六）《圣经》中又说：“要爱人如己。”（《马可福音》十二：三十一）特蕾莎修女也说过，要活出基督来。怎样才能够活出基督来呢？那就是：“爱，直到受到伤害。”叶由根老人每天都在实践着他的爱。正是在无边的爱中，他的灵魂获得了永生。他每天都在操劳着——想想看，两百多个弱智的、长不大的“孩子”，该有多少操心的事情啊！小到一日三餐，大到兴修建筑，老人堪称“鞠躬尽瘁”。
这是一种“大爱”，这种“大爱”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匮乏的品质。我们至多爱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同胞，我们可曾爱过那些遥远的异乡人？我们可曾为非洲的难民而哀痛？我们很难理解跑到非洲去奉献一生的史怀哲，我们也很难理解为中国人服务的叶由根。在我们看来，爱是有目的、有企图的——世界上怎么会有纯粹的爱呢？父母爱孩子是希望他以后“光宗耀祖”，或者至少能够指望他养老送终；而孩子爱父亲，则是为了报答“养育之恩”、尽所谓的“孝心”而已。同时，我们把人分为许多等级和种类，我们认为，只有某些等级和种类的人才是“值得”爱的。我们的爱是有选择的爱、没有根基的爱，因此很容易变成冷漠和怨恨。而叶由根老人的爱不会，他爱所有的人，尤其爱那些被常人认为是不值得爱的人，因为上帝不会遗弃一个人。
在这位老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史怀哲所说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史怀者指出：“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一切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生物产生了联系。关心它们的命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避免伤害它们，在危难中帮助它们。”没有这种文化理念和生命意识的民族是可悲的，不管其经济如何发达、技术如何先进，其社会成员仅仅是一堆僵硬而冰冷的石头而已。我们需要过一种与阳光和大地拥抱的生活，这种生活需要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来支撑，正如史怀哲所说：“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与宇宙建立了一种精神关系。我们由此而体验到的内心生活，给予我们创造了一种精神的、伦理的文化的意志和能力，这种文化将使我们以一种比过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动于世。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成了另一种人。”叶由根神父在他平凡的生命里，谦卑地实践了这样的准则，他成了“另一种人”。但他从来不以此作为骄傲的资本。
叶由根神父用他的行为告诉我们：爱是生命的本质。这让我想起加缪的一段文学札记来，加缪模仿沙皇的口吻说：“我开始相信自己的无知。我曾是沙皇。我统治万物，统治众生，一切都受我支配（等等）。后来，我发现自己没有一颗真正的爱心，我认为我极端地蔑视自己。后来，我承认别人也没有真正地爱过，应该差不多跟别人一样生活。后来，我决定不能这样，我应该靠近自我，不做那么伟大的人，不甘心生活在绝望之中，去等待所谓成为伟人的机会。”这也许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然经历的几个阶段，我们都能够抵达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生活在爱中的那个阶段吗？我们能够像叶由根神父那样生活，哪怕是三天五天吗？
叶由根神父不求获得任何的回报，那些“孩子”也不可能给他世俗意义上的回报。他也不需要扬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不到公众场合露面，除非为了募集福利院所必须的资金。对于那些捐献了一块硬币的人和那些捐献了大笔金钱的人，他一视同仁地给予感激。他只是像一个仆人一样做自己份内的事。他不觉得自己崇高，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而骄傲，他认为这一切像清风明月一样自然而然。
我对着老人的照片沉默了很久很久。我把这则报道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到自己的笔记本里。
我相信，有一样法宝可以战胜死亡，那就是爱。
不信，你尝试着像叶由根老人那样去爱这个世界吧。
对自由的恐惧
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了一则关于电冰箱的广告。画面是一个温馨的现代小家庭，男主人高声喊：“我要自由！”于是，一台电冰箱凌空飞来，一家人从里面取出五花八门的食品和饮料，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这本来是一则创意和画面都十分平庸的产品广告，没有想到却引起了□□部的注意。主管意识形态的有关人士尖锐地指出：“怎么能够公开喊要自由呢？作为党的喉舌，你们宣传的是什么样的思想？我们宁可少收入几百万，也不能够播放这样的广告！”于是，中央电视台受到了严厉的指责，立刻将次广告停播了。一位消息灵通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这件天方夜谭般的趣事。我打开电视看了大半个晚上，果然在原来那个时间段里，那则广告不翼而飞了。
某些人为什么如此惧怕“自由”这个词呢？在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批判者创造出“自由化”这个奇怪的词语，并在它的前面加上了“资产阶级”的定语。而这种严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居然在一个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国度里流行起来，并进而成为杀人不见血的“血滴子”。谁一旦被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谁就立刻变成没有人敢接近的“另类”（绝不是今天人人都在标榜的“另类”），几乎就像艾滋病人一样处处受到歧视。实际上，在马克思伟大著作里，谈及“自由”的地方比比皆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打破身上的锁链，目的不就是为了获得自由吗？如果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语作语义分析，首先，“化”表示一种趋向、趋势，也就是说正在朝著自由的方向发展变化，这难道不正是马克思所希望发生的情况吗？马克思一生参与社会实践、著书立说，不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吗？“自由”不仅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也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为什么要把这样美好的词汇拱手奉献给资产阶级呢？我认为，“自由”是所有国度、所有种族的人都热爱的一种生命的“基本元素”。“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喊响彻每一寸有生命呼吸的土地。从更加广义的角度来看，不仅是人类，就是一些低等动物，它们也有著对自由最本能的渴望。没有不热爱天空的老鹰，没有不热爱海洋的鲸鱼，也没有不热爱平原的猎豹。要飞翔，要游泳，要奔跑，这都是它们的天性使然。作为人类，当然还要求更高级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新闻出版的自由以及其他很多的自由。这是天经地义的，不容质疑也不容剥夺的。
那些人恐惧自由，闻自由而色变，根本的原因是对自己手中掌握的所谓“真理”感到心虚。因为一旦人民有了自由，能够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言说、自由地写作，他们所宣扬的“真理”立刻就会蜕去糖衣，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对于自由的本质，罗莎卢森堡在《俄国革命》一书中早就深刻地指出：“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只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从中央电视台“无心插柳”的遭遇和某些新闻检察官病态的敏感中，我们可以对中国当前新闻出版自由的状况作一个基本的评估。80年代以前的通过大规模政治运动来洗脑的老方式，已经让位于90年代以来利用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来渗透元化思维的新方式。正如查尔斯瑞奇在《反对体制》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通过控制通向媒介的通道，像电视这类大众媒介大大降低了民众思想交流的自由。”处于这样艰难的环境下，一个对自由有著强烈的热爱、并愿意将拥有自由的快乐与所有同胞分享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回到俄罗斯大文豪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所面对的问题那里──“怎么办？”
历史在这里徘徊
日本，一个开满美丽的樱花的国度，一个将日常生活高度艺术化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