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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肥大的身躯的面孔贴了上来，娇小的她们迎了上去。
她们的身世并不扑朔迷离。也许昨天她还是一名初中课堂上的学生，不用功，成绩平平。没有考上高中，既不愿到父亲工作的每月只有二百元工资的小厂里干活，也不愿留在家里受窝囊气。某一天在父母的责骂声中跑出来，一下子便喜欢上了这最能赚钱的行当。也许她刚刚嫁给一个同村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她干不了农活，受不了穷，跑到城市里来。可她一没技术，二没文化，能做什么呢？这个庞大的行业里，大多数是普普通通的女子，没几个拥有传奇故事。她们几年前还那么胆小、羞怯、没心眼；几年后却已练达人情世故，一眼看透男人的内心世界，知道怎样让对方愉悦，怎样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风尘。她们跟老板商讨分成的比例，不愿干了，立刻转到另一家。这个行业是流动性最大的行业，房间还是原来的房间，小姐却换了无数个新面孔，“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门口永远是闪烁的灯火。
关于爱情，她们无话可说。她们相信的只有钱。关于信仰，她们同样无话可说──那些伟大的偶像般的男人们，在她们面前露出猪的本性。那些万人大会上宣讲理想与崇高的男人们，那些在办公室里指点江山不可一世的男人们，那些在电视节目满脸和霭可亲的笑容的男人们，那些名字在报纸上散发著诗意的男人们，那些在剪彩仪式上手拿金剪刀剪彩的男人们，那些制造著灿烂的辞章和颠扑不破的真理的男人们，扑到她们的身体上时，都变成了一堆蠕动的烂肉。她们还能相信什么呢？她们的小屋，只有一张弹簧床，一只皮箱。客人走后，她们擦洗著脸上的脂粉和男人的唾液，耳边还回荡著男人野兽般的喘息，腹内汹涌著经潮的疼痛，她们捏著一大把钞票，这是一个农民几个月、一个工人一个月的收入，而她们只需要几个小时。她们想笑，脸上的表情却比哭还要难看。镜子里越来越近的三围显示了她们已不再年轻。退役吧，退役后远走他乡，隐姓埋名，找个老实男人成个家，却不知道还能不能有儿子？再三修补的处女膜，还是一条通往幸福的孔道吗？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她们梦见了满天星辰。
男人们在这里谈成了白天里谈不成的生意，暖昧的灯光下，欲望在蛹壳里激荡著，发出金戈铁马的声音。白天，彼此那样不同，文质彬彬的官与粗俗不堪的商，不苟言笑的官与笑容可掬的商，被欲望征服时却变得如此相同。还在唱歌的时候，就已经急不可耐，目光像一双手，抚摸著坐在沙发另一端的女人的隐秘的地方。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如意，他们的世界不是一轮满月：家里是蛮不讲理的黄脸婆、整天打电子游戏机的儿子、接二连三的有事相求的穷亲戚、一笔账目正受到上司的追查、一个下属正在兴风作浪准备取而代之。没有卡拉OK厅轻松一下神经，行吗？连孔夫子也说：“食色性也”。这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从广袤的乡村和小镇涌向城市。城市容纳了她们，她们也容纳著城市的阳具。城市教会了她们很多东西，她们也给城市增添了很多东西，她们终于把城市缩小在自己的子宫里，她们却告别了母亲的身份。华伦夫人与茶花女，李师师与柳如是，仅仅是异国的或过去的传说，今天她们无数的同行们正在凸现著这个时代仅存的真实。
这是一座陷落的城市。城市在进行著最后的、无所不在的巷战。战争，在卡拉OK厅及类似的场所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之间展开。
金庸在他最后的杰作《鹿鼎记》中暗示，要了解中国，先得了解皇宫和妓院。
今天，皇宫已经消失
夏瑜的自觉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的鲁迅日记写道：“夜成小说一篇，约三千字。”这就是短篇小说《药》。
就在写完这篇小说之后的一个多星期，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也许不是一个巧合。历史强大的的脉搏从遥远的地层下传来，被敏感的鲁迅先生感觉到了、捕捉到了。《药》是为了纪念那场已经逝去的革命，以及在革命中殒身不恤的先驱。而鲁迅选择这个特殊的时刻进行自己的纪念，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谁能够保证今天的“五四运动”不会蜕变成另一场闹剧般的“咸与维新”呢？谁能够肯定今天拥簇到刑场上去像鸭子一样伸着脖子的看客会比前些年少呢？
有人说，《药》是鲁迅为作为同乡的“鉴湖女侠”秋瑾而写的——从汉字本身复杂的影射功能来分析，“秋”对“夏”、“瑜”对“瑾”，简单而明了，无须再作进一步的索影和考证。然而，在我看来，它更是一篇鲁迅写给自己阅读的小说，《药》是鲁迅给自己开出一张药方——正因为如此，《药》是鲁迅写得最凝重、最沉痛的小说之一。
在小说的结尾处，两位苍老的母亲不期而遇了。她们的儿子，一个奉献出了自己的鲜血，一个吃过对方的人血馒头。可是如今孩子们都变成了小小的坟头。两个儿子各不相同，两个母亲却惊人的相似：“她们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这红白的花，却还能明白看见。”古往今来，在这个庞大得没有边际的帝国里，母亲们都是被凌辱者与被蒙骗者。面对暴力和谎言，她们无遮无掩地赤裸着。历史书上有太监的身影，却没有母亲们的声音。
统治者从来就不把母亲放在眼里。夏瑜的母亲对着儿子的坟流着眼泪说：“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其实，“他们”并没有冤枉夏瑜，他们总是能够极其准确地从人群中发现夏瑜的身影——从谭嗣同到秋瑾，从刘和珍到闻一多，从王实味到林昭……刽子手砍下头颅，刺刀割断喉咙，子弹穿透胸膛，“他们”何尝对“夏瑜”们心慈手软过？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哪一页不是蘸着鲜血写成的？）而白发更多的华大妈也在儿子的坟前恸哭了一场，她呆呆地坐着，不知道在等待什么。除了眼泪之外，母亲们找不到别的表示愤怒的方式。一夜之间，她们的背都被苦难压驼了。真的，母亲们的苦难比儿子们还要深重。（因此，我无比厌恶那诸如“祖国啊，我亲爱的母亲”的淫词艳曲——“祖国”时刻都在辜负“母亲”，“祖国”从来都是作为“母亲”的对立物而存在。我爱“母亲”，我不爱统治者的“祖国”）
没有人会理解你（包括你的母亲），你的结局是在民众的唾沫中死亡，那些向你吐唾沫的人当中，有你的兄弟——对于这样的命运，夏瑜早已知道得一清二楚。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热情似火的大学生们喊出“理解万岁”的口号时，我不得不感慨于历史的吊诡与无情。我们的退却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底线，我们错误地把愚昧当作智慧来供奉。真理总是被彻底地忘却，而谬误总是能够沉淀下来。其实，“理解”了又怎样，“不理解”又怎样？只有那些缺乏信念和信仰的人，才会不断地乞求他人的“理解”；而一个真的勇士，即使带着沉重的枷锁也会纵情地舞蹈和放歌。“理解”意味着要求某种回报，而夏瑜是不需要回报的。肩起闸门是夏瑜们自己选择的事情，至于孩子们是否都会跑到光明里去，那是孩子们的事情。
在茶馆里，刽子手康大叔对着一班低声下气的街坊高谈阔论道：“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你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几千年来，在诺大的帝国网络内部，除了作为“天子”的皇帝之外，一般只存在两种人，一种是奴隶，另一种是奴才。我们生下来就是奴隶，鲁迅说，奴隶再向深渊堕落就成了奴才——而对于大多数的奴隶来说，奴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身份。在《药》里，在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的现实生活中，如果说康大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奴才，那么那些津津有味地倾听他讲“故事”的大众就是奴隶。奴才是罪恶的实施者（当然是在皇帝的命令之下），而奴隶则是每一次罪恶忠实的看客。因此，在东方那绵延不绝、金碧辉煌的宫阙下，作为“漏网之鱼”的夏瑜，从来就没有奢望过要获得那些网中之鱼的“理解”——他去撕咬那坚固的渔网，仅仅是他自己的选择。他牺牲了自己的自由和生命，网依然没有破。不过，他已经尽力了，他死而无憾。
康大叔讲到，有一身好功夫的狱卒阿义因为没有在夏瑜的身上捞到油水，便狠狠地给了他两个嘴巴。当听众开始为这一情节喝彩时，康大叔却缓缓说道：“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听众之一的花白胡子的人说。
康大叔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
人们恍然大悟地说：“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
鲁迅先生写到这里，“狂人”的意象再次凸显出来。在那些“奴在心者”看来，一切的自觉者都是疯子和狂人，一切的呐喊者和爱人者都是破坏“规矩”和“稳定”的坏人。这是东方社会特有的“眼光”。韩国学者金彦河在他的博士论文《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学中的疯狂主题》中指出：“鲁迅透过狂人和疯子发现了缺陷文明和苛酷命运的韧性反抗者，即使它们是歪曲的形态；进一步他又发现了民众潜在的革命动力和现实上歪曲外表之间的矛盾。”在写《药》的同一年里，鲁迅在杂文《暴君的臣民》中写道：“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之苦’做赏玩，做慰安。”显然，鲁迅与“民族魂”这个莫名其妙的谥号无关，他是这个民族最恶毒的诅咒者和最决绝的背叛者。这个民族有自己的魂吗？鲁迅的答案是否定的。正如金彦河所论：“鲁迅认为，中国人本质上是吃人的人、暴君的臣民和死灵魂，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