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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事故不断，有关部门的调子也越来越高。当贵州省多次发生重大事故之后，受到处罚的官员，级别也破天荒地上升到了副省级。在各大媒体的显著位置上，先后刊登出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国务院责成贵州省主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省长刘长贵写出深刻的检查”。然而，这则消息见报的时间是几起重大事故发生了一年之后。如此漫长的时间，那些惨死的工人们简陋的坟墓上，大概已经长出了青青的小草吧？这则新闻写得四平八稳，像一篇中学生的命题作文。而且，背后似乎还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得意感，它仿佛在向公众炫耀：我们的政策有了巨大的进步，我们改变了古代“刑不上大夫”的传统——看，我们连副省长这样的高级官员都惩处了，够严厉的了吧？
可是，我不仅不满意，却感到分外的愤怒。在我看来，这是对死难者第二次卑鄙而残酷的谋杀。诚然，在若干被“惩处”的官员之中，最高的级别终于达到了副省长。然而，让我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受到批评和处分的是仅仅一名“副省长”，而不能是正职的省长和省委书记呢？为什么仅仅要求这名副省长写一份“深刻的检查”就完事，而不是彻底追究他的渎职行为并将其罢免呢？
在诸多重大事故当中，真正受到了“实质性”惩罚的，向来都只是那些比较低级的管理人员。而且，其处分程度也非常轻微——大部分官员依然还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坐在原来的官位上。据说，至今只有深圳和重庆两地出台了“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规定，将有无重大事故发生作为考察官员政绩的“一票否决”项目。然而，即使是“引咎辞职”的制度，它首先也要依赖于领导本人的“良心发现”。迄今为止，虽然事故年年有、月月有乃至日日有，但在那些发生重大事故的地方，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个父母官因为“良心谴责”而主动辞职。官职就是官员的生命，为了捍卫官职，他们不惜让自己“恬不知耻”。换言之，如果是一个“天良未泯”的人，他根本就无法混进“要求严格”的领导干部队伍中去。
副省长薄薄的几页检讨书，就轻轻地抹去了数百条人命。真的如同伟大领袖所说，有的人的生命重如泰山，有的人的生命轻如鸿毛。我还听说，在某些事故中，政府发给死难者的赔偿金也分作两个“等级”：拥有城市户口、属于“居民”的死者，其家属可以获得五万元的补偿；而那些农民兄弟就只好委屈一点了，只能得到三万元。原来生命的价值还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计算——你是一等公民，他是次等公民，大家的命可以卖出不同的价钱！更让我迷惑不解的是：即使出了重大事故，但当地的某些官员们却毫无内疚之心，他们官照样当、酒照样喝、高尔夫球照样打、漂亮女人照样包养。至于行政处分、党内警告、深刻检查等，不过是腐败分子们屡试不爽的“遮羞布”罢了。风声过后，他们很快就能东山再起并且青云直上。假如“行政处分”和“党内警告”真的有用、假如官员们写的检查真的“深刻”而“沉痛”，那么一次事故之后就不会有第二次，至少不会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更加惨痛。
经过周密研究之后的处罚命令刚刚下达，又一起瞒天过海的重大事故被披露出来——山西省运城富源煤矿非法私自开工生产，发生透水瓦斯事故。事故发生时，有二十三名工人在井下工作，两名工人逃生，其他人仍在充满瓦斯和污水的井下。事故发生后，矿长隐瞒事故情况，迟迟不予上报，井下的矿工失去了获救的机会。
富源煤矿距离黄河五百米远，与陕西省一河之隔。事故发生后，井下水已经从斜井底部向上漫淹了四十多米。运城市矿山抢险大队和附近煤矿的几十名工作人员三天之后才得到消息进入现场抢险。据抢险人员介绍，由于井下瓦斯浓度太高，排水工作进展不大，井下水位没有明显下降，抢险工作进展缓慢。
当记者接到群众举报，穿过重重大山来到事故现场，已经是透水事故发生的第十一天。出乎意料的是，在出事的小煤窑坑口前，没有看到哭天喊地的家属，也没有看到心有余悸的矿工，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平静。这种平静却令人感到窒息。看来，地方官员是做了相当的安抚工作，他们在这方面经验丰富。即便如此，自然的痕迹难以抹去——坑口上方的岩石，显然是被大火狠狠地烧过，呈现出火烧岩的颜色；就连长在坑口的树木，也未能幸免，它们被从坑口卷出的火舌烤得焦黑一片。抢险指挥部的领导告诉记者，透水事故发生后，距坑口二十米处发生过大火，大火由井下的瓦斯引起。水火夹攻，估计现在井下矿工生还的可能性不大。
也许只有矿主才能说得清井下遇险的能有多少人。但这个黑心的矿主已经将手中的矿工工资簿、矿上的资料全部藏匿，并遣散剩余的矿工，用钱打发掉了来哭闹的遇险者家属。然后，他咬紧牙关，坚决不承认井下有人，给抢险工作造成了极大的阻力和难度，也给记者的报道造成了空白——几乎无处了解所有的幕后资料。据抢险指挥部介绍，他们也是从到坑口寻亲的四十多名家属身上，才大致知道井下至少有十多名矿工。专家们说，像这种没有工作面的矿井，最多可容纳三十名矿工作业，最少也要有十人。来抢险的三台水泵每小时共排水一百四十立方米，可井下每小时涌出的水就有三千立方米。事故发生七天后，井下涌出来大量瓦斯，抢险工人用仪器一测，指针指在了仪器的极限，瓦斯已浓不可测！如果再继续抽水的话，可能引起更大的瓦斯爆炸。抽水的工作只好时断时续，每天只能抽水五六个小时，其余的时间则要排除瓦斯。
此处的矿井自唐代开始开采，已形成了“古空区”。小时候，我什么书都找来读，曾经在父亲的一本大学课本中读到过这个词语。当时，我还对着这个奇怪的词语发了半天的呆，它超过了我的理解能力。后来，父亲告诉我，在“古空区”内，一般都潜伏着大量的水和瓦斯等有毒气体，国家规定这样的区域绝对禁止继续开采。而今，却还有千百计的矿工（更准确地说，他们其实是农民）在“古空区”寻觅着他们生活的饭碗。看来，矿工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记者写道，他难以找到出事矿井的另一个原因是：一路上小煤窑密集，百米之内就会出现一个黑黑的井口，个个都在红红火火地生产，实在难以分辨哪一个刚刚遭遇过不幸。抢险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之时，这个出事煤矿的归属权还在山西省运城市和其所辖的河津市之间扯皮，谁都说不清它到底归谁管理。附近矿井的工人们，对于身边数百米外发生的惨剧似乎不闻不问，依然面无表情地聚集在各自的井口休息。惨剧随时也可能发生在他们的身上。试想，假如一个人每天都在死亡的阴影下生活，要想让自己不疯狂的话，也就只有先让自己麻木了。为了遮盖爆炸的痕迹，不知道是谁将井口刷上了白色的石灰，显出了绿色之中的一片空白。但是，一片空白不等于一切平安。
这是一个统计学无法达到的地方，这也是一个让统计学家瞠目结舌的地方。那些密密麻麻的人口普查数字，跟那些地底下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谁也回答不上来，似乎成了一个难倒福尔摩斯的疑案。在这里，一个人的概念与一棵树、一根草没有本质的区别。打工的农民像潮水一样涌来，又像潮水一样离开。矿主只要销毁了资料，也就抹杀了井下的工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的轨迹。这是一种多么简单的扼杀生命的办法啊。
新华社的记者写道，在富源煤矿周围工作和生活的有关人员，对前来采访的记者非常警觉。“你问这干吗？”一名妇女这样问记者，但她还是指了指距路边仅几十米的煤矿。这之前，记者已经在周围不少人那里碰到了钉子。一位矿工刚抬手想指路，一眼看到了记者身后的领导，一吐舌头：“记者，我实在不敢说！”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矿工为什么会如此害怕领导呢？难道“代表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利益”的领导不是跟矿工心连心吗？难道领导不是来帮助捍卫矿工的权益、保护矿工的安全并惩处黑心的矿主吗？矿工为什么会像害怕黑社会老大一样害怕政府官员呢？那名矿工“一吐舌头”，虽然一句话也没有说，但什么都清清楚楚了——还是鲁迅先生经常使用的那个词语“原来如此”！
就在那里对某些官员进行处分和警告、要求写出深刻检查的同时，这里又发生了同样性质的事故，又留下了一串冷冰冰的、触目惊心的伤亡数字。有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轻描淡写地说，中国太大了，每年发生几起事故不足为怪，媒体也不要刻意炒作。然而，每一次面对这类残酷的事实，我都无法让自己的心灵保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