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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执政期间，雅科夫列夫先后两次出任“为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在他卓有成效的领导下，该委员会先后为三百万名苏维埃时代受到镇压的公民恢复了名誉。除了大力推进改革进程并为之提供思想资源之外，这是雅科夫列夫所作出的最伟大的历史贡献。
雅科夫列夫的回忆录《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被誉为“一面了解俄罗斯百年历史进程的镜子”。它不仅是一本苏联杰出的政治家高屋建瓴的回忆录，更是一个优秀学者长期艰苦思考的结晶。作者从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全面分析了布尔什维主义在俄罗斯兴起和消亡的原因。在这本书中，雅科夫列夫既对历史的弯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也对未来俄罗斯的面貌作出了明确的预测。总之，这是一本充满了真知灼见的书。
轮椅上飞起的白鸽
一九五四年四月，吴国桢在美国会见刚从台湾来美的胡适，两人长谈八个小时。在政治理念上，两人相当一致。会谈中，胡适问及台湾政治犯的人数，吴国桢回答说大约是一万余人。胡适说：“你错了，我刚回来，我估计超过十万人。”后来，胡适再度接受蒋氏政权的招安，回到台湾并撰文为蒋氏辩护，甚至指责吴的“背叛”。吴国桢便公布了这则段谈话。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蒋经国一直纵容、甚至亲自实施了对反对派和知识分子的压制和迫害。即使胡适所说的“十万政治犯”也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而已，仅“绿岛”一地就囚禁过大量著名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人权报告显示，台湾的人权状况在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非常糟糕。国民党高层认为，失去大陆的重要原因是宣传战的失败，因此在台湾大大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管制媒体和出版物的机关不是党的文宣系统，而是人们谈虎色变的“警总”。文字狱虽然没有满清时代那么残酷，却也让不少作家学者家破人亡。对此，蒋经国难逃其咎。我们也不能因为他的历史贡献而消除他的历史罪责。在蒋经国统治的大部分时候，他相信威权主义的正当性，不过台湾的威权主义跟法西斯主义不同，跟极权主义、种族主义或邪恶的民族主义也不同，陶涵指出：“国民党式的警察统治虽然紧密监视社会、文化、经济生活等等层面，并没有要消除这些部门的自治。它声称信仰人本主义、民主政治，可是根本不尊重政治权利。”即使在“白色恐怖”的高潮，台湾的民间社会也顽强地存在着，也正是这种统治模式为八十年代台湾的变化打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蒋经国利用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格局，周旋于美国、中国大陆、俄罗斯、日本几大政治力量之间，让弹丸之地的台湾岛“举轻若重”、二两拨千斤，成为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一个焦点。用陶涵的说法，即便是盟友美国也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在台湾岛内，蒋经国积极推动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私营企业的发展，大力建设基础工程，并颇有前瞻性地瞄准以电子信息为主的高科技产业，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便实现了台湾的经济奇迹。在他逝世前一年的一九八七年，小小的台湾成为世界第十大制造业产品出口地，以每人平均持有外汇的数值来看，高居世界第一位，平均家庭收入高达五千美元。
然而，经济的市场化必然带来政治的民主化和文化的多元化。蒋经国有没有可能继续带领台湾实现政治的奇迹呢？在我看来，晚年的蒋经国最了不起的作为就是力排众议，锐意改革，抛弃一党专制，融入世界民主大潮。经济腾飞、新闻自由和政治民主，这是他为台湾设计的“三步走”的策略。蒋氏意识到，由开放报禁进而开放党禁，谁也阻止不了。如果继续坚持僵化的专制制度，在他去世之后，台湾将面临重大的危机。于是，他顺应了历史的大方向，断然决定：晚改革不如早改革，被动改革不如主动改革，死后改革不如生前改革。
托克维尔说过，一个威权政府开始改革自己的时候，也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在蒋经国生命的最后几年，遭遇到了比他早年还要严峻的险滩和激流。
七十年代末的“美丽岛”事件，差点演变为民众与宪警的血腥暴力冲突。但是，蒋经国始终坚持不在公开场合对民众大规模地使用武力。他命令维持秩序的警察“打不还手”，当然更不能对民众开枪了。事件之后，蒋经国首次同意媒体公开报道审判过程。反对派首领施明德、黄信介等人被判处重刑，不过比起蒋介石时代来已经是“吞舟是漏”了。军事法庭原本打算把施明德处以死刑，可是蒋经国传话，不得有任何人遭处死刑，只要他在位担任“总统”，他“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
此后十年间，民间力量日益发展壮大，“一党独大”的状况成为社会发展迫切需要改变的“瓶颈”。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一百三十五名反对派人物在台北市圆山饭店集会，党外领袖突然提议即日起建立新党，取名为民主进步党，与会代表兴奋地一致通过。
消息传到蒋经国的官邸，他沉思了半个小时之后，才交待副官通知几位核心高级官员到官邸开会。据宋楚瑜和余纪忠回忆当时的情形：党政军要员匆匆赶到，蒋经国坐在轮椅上出现，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八十年代中期苏联和东欧的“解冻”、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以及南韩、菲律宾的变化，对台湾民众和蒋经国本人的心理都造成了巨大的震撼。在此背景下，当情治部门的首脑呈上一份抓人的名单时，蒋经国却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他决定默许民进党的成立，只是要求媒体低调报道。他还批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从现在起，不能像从前那样”。这种态度让国民党元老们失魂落魄。会后，有些党内大老抱怨说：“经国太软弱了。他应该像他爸爸，把他们（反对人士）丢到海里去！”而蒋经国却一笑了之，他告诉心腹蒋彦士：“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一九八七年圣诞节参加“国民大会”的“行宪”纪念大会，是蒋经国去世之前遭遇到的最尴尬的一件事。由于民进党鼓动群众抗议，李焕等人劝说蒋经国不要出席。但蒋说：“你们怕他们打我是吧？没关系，他们要打就让他们打好了！一切照常来做做！”当蒋经国准时到达时，会场外数千群众抗议示威，会场内十一位民进党籍的“国大代表”打出“老贼下台”的条幅。副官推着蒋经国的轮椅上台时候，国民党人热烈鼓掌，而民进党人则继续高声辱骂。蒋经国不以为意，安坐在轮椅上微笑着注视会场，并让大会秘书长代他宣读了五分钟的讲稿。
十多天以后、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蒋经国逝世，一个时代结束了。国民党内部的保守派为了诋毁反对党，故意放出消息说，在“国民大会”上发生的事故，加速了经国先生的死亡。但是，其副手却指出，蒋经国曾经说：“民主制度会有紊乱脱序，有时甚至有令人不愉快的状况发生，尤其也会有让领导人不舒服的乱象发生，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情况。”看来，他对民主的挑战早已有了充分的准备，一个要去拥抱民主的政治家，首先就得接受来自反对派和民间的最尖锐和最刻薄的批评意见。一生经历过无数波澜的蒋经国，不会连这点胸襟和气魄都没有。
他坐在轮椅上，微笑着放飞了一只雪白的鸽子。在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里，蒋经国终于完成了由“恶魔”蜕变为“慈父”的凤凰涅槃——对于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来说，这样的举动真是难于上青天。
那些信仰恐怖的人
那些信仰恐怖的人
——读《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一天又一天，默默隐忍
照片上的这群人物
个个一副十足的猪的嘴脸
真让人忍无可忍
——帕斯捷尔纳克
在好莱坞的那些关于冷战题材的惊险电影中，“克格勃”被描述成如同“终结者”般无所不能的间谍，然而在苏联的历史上，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却一直充当着极权主义制度强有力的心脏。这个部门曾经使用过许多名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局、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变幻莫测的名称让历史学家们也感到迷惑，但是人们还是习惯使用“克格勃”这一通俗的称呼。克格勃的历史与苏联的历史相伴始终，它有过二十四位权力熏天的领导者，其中有人差点登上权力的顶峰（贝利亚），有人甚至获得了正式的加冕（安德罗波夫）。但是，其中有五人遭到了枪决（亚戈达、叶诺夫、贝利亚、梅尔库洛夫、阿巴库莫夫），另外一些人则被关进了监狱或者长期受到严密的监控（拷打和监视他们的正是他们昔日的手下）。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姆列钦不无嘲讽地指出：“这个工作尚未给任何人带来殊荣。”
可以说，要认识苏联的历史，就必须认识克格勃这个已经变成神话的机构，也必须认识那些管理这个机构的“信仰恐怖”的人们。在列昂尼德·姆列钦所著的厚厚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中，不仅收集了许多不久以前刚刚解密的文件，而且还有作者与若干克格勃官员、党务工作者以及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谈话记录。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还试图通过这本奇特的“专史”来说明“为什么在重要历史关头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走上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道路”。这是一本写给获得新生的俄罗斯人读的巨著，同时也是一面送给中国读者的镜鉴，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对你们了解居住在比中国更北一些的、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