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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不迟于明天要用窒息性毒气向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攻击”的命令也由军方发出了。
历史选择了捷尔任斯基担任绞肉机的总设计师。一九二一年，一批在安全机关工作的共产党员给中央发去一份声明：“共产党员一旦参加了惩罚机构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变成了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连思想也是机械化的，因为他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说话的权利，而且连个人思想的自由也没有了，他不能自由陈述自己的观点，说明自己的需要，因为这一切都会招致枪决的威胁……”声明直接地指出：“长时期在惩罚机构中干着单调的、枯燥的、机械式的工作（这工作仅在于寻找和消灭犯人），他们逐渐不由自主变成了一种过着独特生活的人。他们慢慢养成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如傲慢、爱好虚荣、残忍、冷酷的利己主义等等。他们逐渐地、不自觉地脱离了我们党的大家庭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帮派，酷似旧时的宪兵……作为党的铁甲拳头，这拳头打击的首先是我党的脑袋……”捷尔任斯基立即消灭了这群说真话的部下。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开始。随着三十年代的到来，绞肉机以更高的效率运转起来，“古拉格群岛”遍布在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里。数千万人成为无名的囚犯，数百万人成为隶属于克格勃的工作人员。科学家和人权活动家萨哈罗夫对这些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管理者们的选择感到困惑：“我有时在想：这些人的动机是什么？功名心？恐惧？工作的欲望？权力？信念？我找不到答案。”
作家拉兹贡却找到了答案。拉兹贡曾经在铁窗后度过多年，他写道：“他们同我们不是同类，他们跟过去的我们不是同类，跟现在和将来的我们更不是同类。同这些人不可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待他们不能像对待人那样，他们只是装扮成人样。同他们交往时也要假装把他们当人看。但你要坚信，他们只是假装成人……”与之相似，科学家瓦尔加院士曾经对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马加斯说：“正派的人不去当侦查人员或是秘密警察。只有社会渣滓才去那里，这些家伙感兴趣的当然不是事业，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功名，他们尽量多地怀疑他人，努力把他人投进监狱，直到最后营造出这样一种气氛：所有人都像是可疑分子，都像是怀疑者和被怀疑者。”
而这恰恰就是领袖与特务头子共同的目的，他们需要一只为数众多的“钢铁战士”组成的特殊队伍。在恐怖弥漫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苏联社会，只有成为一个“钢铁战士”才能获得权势、金钱和荣誉。同时，宣传机构也赋予“钢铁战士”以崇高的人格力量，从少先队员的誓词到入党的效忠，都在鼓励人们成为绞肉机上的一颗忠实的螺丝钉。领袖却在克里姆林宫阴暗的角落里狞笑。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自己的回忆录《只有一年》中写道：“‘一起车祸’是我父亲在下属向他汇报执行情况时提出的一个官方说法。父亲觉得到处都有阴谋，到处都是敌人，这已经是一种病态，一种迫害狂——源于空虚和孤独。他极其残酷地反对这个世界。”善良的人们却被迫匍匐在这些“钢铁战士”的脚下呻吟着。
“没有拿不到的供词”
亚戈达是第一个被处死的特务头子，他在被枪决之前写下了一份忏悔书，这大概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说的真话：“我一生戴着假面具，冒充布尔什维克，而我从来就不是。装相的不只我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只要仔细，就会发现俄国舞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掌握着一切权力的人都像在舞台上一样在做戏，他们戴着假面具，干着隐秘的勾当，装模作样忠于伟大的党，对领袖卑躬屈膝，而心里想的却是把那些领袖们拖到卢比扬的地下室，并把他们扔下去，到处都在演戏！为人民服务是演戏！这种恬不知耻的表演或者血淋淋的表演，在过去是拿老百姓寻开心！而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第一种人演‘人民崇高的父亲’，第二种人演告密者、叛卖者，第三种人演‘不幸的女人’，第四种人演‘刽子手’。所有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严肃的形式出现，就像表演俏皮的时事讽刺一样，真实莫名其妙！”
在庞大的优孟帝国里，所有人都被要求充当演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领袖与特务头子本质上是一样的，仅仅是角色的不同而已。斯大林要是决定收拾哪个人，他会做得天衣无缝，而且会借他人之手来完成。先是在同特务头子的交谈中针对某个高级官员或将军随意说两句不满的话。特务头子随即下令开始整治这个受害者。侦查机构搜集他们手头的一切材料，通常是犯人的口供。供词都是拷问出来的，其中也包括关于那些尚不准备逮捕的人的供词。安全部的人都知道，所有供词迟早都用得上。
材料上交给斯大林，他建议政治局进行审查并给个意见。意见永远只有一个：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逮捕归案。斯大林听完同志们的讲话，同意大家的意见。不过还要补充一句：真可惜，一个不错的组织者。斯大林本人是一个最出色的演员和导演。
据《推倒红墙——克里姆林宫最新档案解密》一书披露，克格勃经过多年经验的积累，摸索出了一套严密的刑讯程序——
第一道程序：在逮捕后，马上开始对被逮捕者大喊大叫和谩骂，往脸上吐唾沫。经过车轮战之后，大部分人都会老老实实承认自己莫须有的罪行。
“你是坏蛋！”——“是，我是坏蛋！”
“你是特务！”——“是，我是特务！”
“你想暗杀斯大林同志！”——“是，我想暗杀斯大林同志！”
于是，事先编造好的供词便可以毫不费力地强加给神志不清的人们。
第二道程序：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招认的人得到较好的饮食。给他抽烟，把亲人送的东西转交给他，甚至允许看书看报。审讯人员竭力让犯人明白：现在想翻案已不可能，为了挽救自己，必须“诚恳地悔改”。犯人得到纸和笔，可以在监狱里写交待材料。
第三道程序：如果犯人要在法庭受审，那么还要进行辅助性的工作，即预先“排练”。审讯者会告诉犯人：“你要知道，如果翻供，我们将慢慢折磨你，把你一块块撕碎。”或者用更有效的方法：“你应该好好想一想，是你一个人承担罪罚好呢，还是让你的妻子和孩子们同你一起被处死好呢？”法庭的场景往往会被逼真地彩排多次。
第四道程序：用一套很复杂的方法对犯人进行“个别对待”。首先对暗中汇报的犯人进行讯问，对他进行研究。而对所谓的“集团”、“中心”案件则采取另外的办法，同时对所有犯人进行突击审讯，对某甲进行威吓，对某乙进行劝说，对某丙进行许愿，对某丁则综合使用上述方法，目的是使他们离心离德，相互怀疑、相互揭发。
当然，如同“请君入瓮”的故事那样，发明这些程序的人最终也被圈进这些程序之中。亚戈达和叶诺夫垮台之后，都遭到了残酷的折磨。而贝利亚的副手和继任者阿巴库莫夫，在被捕之后昼夜都被戴着手铐，只是在吃饭时手铐才被打开。白天他的手被铐在背后，夜里才允许把手铐在前面。阿巴库莫夫一生都致力于摧毁人的意志和生命，殊不知他自己的意志和生命也被以同样的方式摧毁了。
在贝利亚主持工作时，斯大林作出了关于允许刑讯和拷打被捕者的著名指示。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发给各州委、边疆区和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密码电报上有斯大林的亲笔签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出如下说明：经中央批准，自一九三七年起允许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采取体罚手段……作为例外，今后必须要对人民公开的和未解除武装的敌人采取体罚手段，把它作为完全正确的合适宜的一种手段。”此后，严刑拷打被合法化了。
克格勃的一位官员、内务人民委员部加格拉地区副处长瓦西里耶夫在一份报告中说：“许多被捕者在审讯中被打死了，然后出具他们是因心脏麻痹或其他原因而死的证明，有位被捕者遭到连续几个小时的殴打，打得他浑身上下体无完肤。做了一个绳套，把它套在这个人的生殖器上，然后拉紧绳套。鲁泽少校对工作人员说：‘谁不打人，谁自己就是人民的敌人！’”
有一天，瓦西里耶夫走进一个侦查员的办公室，侦查员他正在审讯一个犯人。瓦西里耶夫问：“他表现怎样？”侦查员一边填写审讯纪录一边答道：“他不说话，不想承认怀有敌意。”瓦西里耶夫仔细看了看被捕者，发现他已经死了。围着犯人走了一圈之后，瓦西里耶夫发现犯人被打破的后脑勺上有血。侦查员洋洋得意地拿出两指厚的一条已盘起来的钢丝鞭，承认自己用这条鞭子鞭打了被捕者的后背，但没有发现人已经被打死了。
特务头子们“创造性”地发挥了领袖指示：他们命令手下对犯人采取车轮战，被捕者一连数天、甚至数十天不许睡觉，不给吃饭和喝水，不许上厕所，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灯光、阳光下，或者放在冰天雪地里，迫使他在精神和肉体上崩溃。他们还发明了种种酷刑：将被捕者吊到拷问架上，把身体拉长，往嘴里灌热水；打断四肢；用橡胶皮带抽打犯人；挖掉犯人的眼睛，捅破耳膜；由数个身强力壮的行刑手连续不断地扇犯人的耳光；将四周都钉满锋利钉子的特制箱子扣在犯人身上，迫使犯人蜷缩在地上，只要一动就会被钉子刺得遍体鳞伤；将电线绑在男性犯人的生殖器上，长时间通电。他们还让手下在精神上侮辱犯人，让犯人失去自尊和自信。克格勃工作人员让犯人吃掉别人的小便和大便，让犯人长时间学狗叫，或者学狗一样进食。他们还剥光女性犯人的衣服，让其赤裸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