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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风云突变。然而，戊戌变法、辛亥共和、抗战胜利……好几次走向文明社会的契机都被我们错过了。最后，我们选择了纳粹法西斯主义、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中国最顽固的东方专制主义以及流氓无产主义交媾而产生的怪胎——毛泽东主义。于是，中国人有了一个更加肮脏、更加丑恶、更加血腥的茅坑，并在这个茅坑中更加残忍、更加暴虐、更加不自知地撕咬着。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茅坑选择了我们，而是我们选择了茅坑；同样的道理：不是做蛆虫的命运降临到了我们的身上，而是我们愚昧而固执
地捍卫着蛆虫的“尊严”。
我们成了一群幸灾乐祸的蛆虫。因为自己生活得太悲惨了，当观察到更为悲惨的事件发生在旁人身上的时候，便会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一个访美的中国记者团就是这样做的：在听到灾难发生的消息之后，他们在一个公众场合全体起身鼓掌。他们确实“情不自禁”，他们兴奋地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他们太可怜了，可怜得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显示自己“不那么可怜”。这些蛆虫唯一的快乐就是：开心地观察别人的苦难。“看客”是鲁迅注意到的中国人最显著的国民性之一。这一次，唯一的不同就是：原来那群流着唾液拥挤在观察街头乞丐的没有多少文化的人，摇身一变成了另一群争先恐后地在网络上发泄怨恨的“有文化的人”。“幸福”就是悠然地旁观别人的遭殃——这就是大部分中国人对“幸福”这个词语的全部理解！尽管别人的苦难并没有给这些人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但这已足以让他们喜出望外了。这些人怎么也理解不了世界上还有其他类型的“幸福”，正如安德烈·纪德在《希望哺育我们》中说的：“世上存在着贫困、绝望、痛苦和恐惧上的不可估量性，致使一位幸福的人想到自己已经拥有了幸福而羞愧。……我的幸福在于增加他人的幸福。为了我成为幸福的，我需要一切人都幸福。”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嘲笑纪德的“天真”，或者指责他的“虚伪”。这些人拒绝一切他们理解不了的事物。他们会猜测：纪德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沽名钓誉，或者瞒天过海。他们最善于挖掘那些“幕后”的东西，因为他们自己从小就生长在黑暗里，不知光明为何物。
我们成了一群铁石心肠的蛆虫。我们对身边消逝的生命熟视无睹——我们都是“文革”的儿子，尽管许多比我更加年轻的人是在“文革”之后出生的。在这个国度里，生命不是“自主”和“自足”的，生命只有在从属于某种意识形态、某种党派、某种族群的时候，才有其意义和价值。正是这种思路导致了我们的铁石心肠。克莱瓦赫在《训诫》中说：“对于铁石心肠来说，不存在值得记忆的事物，除了牵连到的痛苦外，在当前不存在重要的事物，在它可能守望的或者准备的未来什么也不存在，除了它阴谋进行的某种报复行动外。简言之，把这一切可怕疾病的一切恶行归之于一个基本点：铁石心肠是遗失了对上帝的敬畏和人类的气息。”当我浏览完一个又一个的网站以后，我无法掩盖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是一群值得悲悯的蛆虫——尽管我们自己已然习惯了罪恶，尽管我们自己已然丧失了同情心。
叔本华说：“对于一切有生命之物的同情是对品行端正的最牢固和最可靠的保证。谁满怀这种同情，谁就肯定不会伤害人、损害人、使人痛苦，而是只要他能够，就宽容地对待任何人、宽恕任何人、帮助任何人，并且他的行动会带有公正和博爱的印记。”然而，“九·一一”恐怖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的同胞的所作所为，却与之截然相反。
我们如何学习“爱国”？
仅仅因为表达对恐怖分子的谴责、仅仅因为表达对死难者的同情，我与一些朋友就被戴上“汉奸”的帽子。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难道对恐怖分子表示热烈支持、对死难者表示幸灾乐祸，就是伟大的“爱国”行为？
关于“爱国”，长期以来我们陷入了一个可怕的误区。我们究竟是爱一个抽象的、理念化的国家，还是爱身边每一个受苦受难的同胞？我们究竟是爱一个寿命短暂的领袖、政党和政权，还是爱永恒的山水与土地？
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然而，在我们这里，这一常识却没有能够理所当然地成为“常识”。那些在网络上和在现实生活中发表丑恶言论的“爱国者”们，你们口口声声地说自己“爱国”，你们为“六·四”惨案中被自己的政权杀害的公民们呐喊过吗？你们为江西芳林小学中因鞭炮爆炸而丧生的孩子们呐喊过吗？你们为广西南丹被活埋在矿井下的矿工们呐喊过吗？在河南郑州，有一位名叫曹海鑫的农民，就因为替村民说了几句话，被贪官污吏枪杀了；在广州火车站，一位名叫苏萍的、抱着布娃娃充满憧憬地进城的农村女孩，被警察关进收容站，并遭到了流氓们的轮奸；在深圳的一家工厂里，一群女工被怀疑偷窃，而被脱光衣接受服检查……顶天立地的“爱国者”们，你们关心过他们的命运吗？你们有没有对这些凄惨的同胞实施过一点点实际的帮助，甚至仅仅是表达一下口头上的支援、同情和悲悯？如果没有，请收起你们的堂而皇之的“爱国”招牌来吧！说“爱国”这两个字，
你们还不配！
相反，在我的身边，我的朋友们、那些有良知和勇气的知识分子们、那些被你们辱骂为“卖国贼”和“汉奸”的人们，却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斥责最高领导人的谎言、斥责地方官员的残暴、斥责整个社会制度的不公正。因为发出自己的声音，许多人招致了直接或者间接的迫害：有的人漂流海外有家不能归，有的人承受了漫长的牢狱之灾，有的人失去了工作和家庭，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破……
我是一个爱国者，但是我坚决地反对以支持恐怖主义的方式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我绝不接受那种因为爱国就得像野兽那样生活、就得放弃人类普遍的道义、放弃天赋的人权的理论。对法西斯的统治有着深刻了解的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说过：“我们想用武器干什么？我们应当永远像野兽那样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至少要像这些野兽显示出同样的节制，因为它们从不在群内斗争，只是由于饥饿和其他困厄的驱使才相互战斗。相反地，人们为了一件小事而开始争斗。他们处于纯粹的轻率态度相互进入战场，不是一个人反对一个人，而是上万人反对上万人地进行斗争，并且面对堆得高高的尸体和血沃平原的景象而兴高采烈。”爱国、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我是一个爱国者，我更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世界主义者。九月十八日那天，我一边写下《丧钟为我们而鸣》来纪念“九·一一”恐怖事件中的死难者，一边接连写了三篇文章痛斥阴魂不散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恬不知耻的日本政界人士。我清醒地知道，如果不对这些潜在的威胁世界和平的力量保持警惕，所谓的“捍卫国家利益”只能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
在我看来，爱国与追求世界的和平、反对现存的极权主义（包括本国的专制统治）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统一的。叫嚣战争、炫耀武力易；追求和平、传播爱心难。我愿意选择后者，正如克莱瓦赫在《论皈依》中所说的那样：“爱好和平的人像孩子那样容易使自己陷入狼狈的处境；这样的人在当今恶劣的和有那么多使人恼怒事件的世界里不容易获得幸福。有忍耐性的人是——就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常存忍耐，就必须保全灵魂’（《路家福音21：19》）。建立和平的人最后不只掌握他的灵魂，而且也还赢得了许多其他人的灵魂。”中国的进步和富强，其前提必然是一个和平的、人道主义占主流的国际环境。
有的人认为，爱国就必须反对美国（包括美国代表的价值观念、包括每个普通的美国人）。当他们把美国定义为“敌人”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地支持一切打击美国的行为（包括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然而，我要追问的是：中国与美国只能成为敌人而不能成为朋友吗？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离开了美国所创造的伟大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中国有没有可能孤立地发展？我再进一步追问：是不是每个美国人都该死？那么，陈纳德和他的飞虎队员们是不是美国人？当年，他们来到大洋彼岸的中国，帮助中国人民反抗日本的侵略。今天，他们的子孙是不是也该被炸死？马丁·路德·金是不是美国人？这位把中国人当作兄弟的伟大的人权斗士是不是也该被炸死？在一次圣诞节演讲中，马丁·路德·金说：“任何人都是某一个人，因为他是上帝的一个孩子。而当我们说：‘你不应当死’，我们实际上是说，人的生活是太幸福了，不允许在世界的战场上夺取一个人的生命。……虽然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在我们之间存在区别，但是越南人是我们的兄弟，俄国人是我们的兄弟，中国人是我们的兄弟；而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共同地坐到兄弟友爱的桌子旁来。但是，在耶稣基督那里不存在犹太人或异教徒。在耶稣基督那里不存在男人或女人。在耶稣基督那里不存在共产主义者或资本主义者。在耶稣基督那里不存在任何一种受束缚的人或自由人。在耶稣基督那里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而如果我们真正地相信人的人格的神圣性，那么我们将不会剥削任何人，那么我们将不会用压迫的铁蹄践踏任何人，那么我们将不会杀害任何人。”我想，马丁·路德·金是一个爱国者，尽管他被某些白人种族主义者看着是卖国者。我愿意追随他的道路。
近一个世纪以来，“爱国”这个词在中国高度政治化了，“爱国”成了一切迫害和镇压的借口，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