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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系的实力则比较弱。
对于哈佛的宗旨，哈佛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认为，哈佛的创始人是希望建立一所与宗教上堕落的欧洲旧式学校截然不同的清教大学。当时，推动他们的还有一种所谓的“恐惧”心理，即恐惧这片新的殖民地会倒退，牧师们会变得愚昧无知。“追求真理”已成为哈佛的格言，这个真理指的是上帝的旨意。贝林写道：“正是一种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的苦行僧式的清教文化产生了这所学校，使之度过了不稳定的岁月，进入稳定的18世纪。”
哈佛的创始人强调勤奋、律己、守分，这一点至今不变。它令哈佛人一丝不苟地进行学术研究，努力工作。曾经在哈佛学院和哈佛商学院两次获得学位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查理德·达尔曼说过，哈佛灌输的是“人人必须有所贡献”的观念。
与哈佛大学的学科广谱性相比，北大不能算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而整个中国的高等学校，也没有一所能够算是“综合大学”。这是50年代院系调整的恶果。目前，北大的学科体系有很大的残缺性，它没有医学院、工学院、农学院等重要的学科，而艺术、宗教等学科刚刚建立，教学和研究力量都非常薄弱。1952年以前，老北大的学科体系相对来说还比较齐全，但在50年代被阉割以后，它的元气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
哈佛人标举“追求真理”的旗帜，而北大人至今还弄不清什么是自己的传统——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为学术而学术？为政治而政治？民间有一套阐释传统的方式，而官方更是运用所掌握的宣传力量，将北大传统按照自己所希望的路数来书写。
新一代的北大人如同进入了迷魂阵里：我们来到这所学校，是为了追求什么？连教授们都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看到的是传统的光环，却看不到传统光环后面的实质。他们的自信心无限地膨胀，失去了基本的“律己”的品格。在北大一百年的短暂的历史中，它所走过的道路极其坎坷，屡次经历致命的创伤。而哈佛在350年历史里，却平静得多，基本上没有发生过致命的动荡。当然，这与现代中国的外部环境有关，不能完全怪北大自己。但北大自己对此也应当负有一定的职责。
在哈佛内部，学术氛围比政治氛围浓厚得多；在北大内部，政治氛围比学术氛围浓厚得多。哈佛能够对美国的政治发挥真正的影响，而北大则基本上是被政权排斥在外的。这是让人哭笑不得的对照。
哈佛位于坎布里奇市。这里是一个大学王国，市里的商店、餐馆、书店等，几乎都是为大学而办的。美国的大学，自己一般不办服务，而让社会为它服务，是“社会办大学”。北大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这一空间日益拥挤。北大拥有庞大的后勤机构，后勤机构消耗了大学教育经费的大部分。中国的高等教育是落后的“大学办社会”的方式。哈佛大学的校园是真正自由的、开放的，而北京大学的校园则像一个保密机关一样。
北大三角地是一个敏感地带。一位新加坡留学生在一篇感想《三角地的布告栏》中这样写到：
“三角地是北大校园里一个著名的地点。这里有长形的布告栏——它既是一般贴校内活动通知和启事的学生媒体，也是北大学生搞学生运动时，张贴运动口号或发泄情绪的大字报的宣传站。”
“今天，三角地的布告栏非同往日，没有出售自行车启事或五颜六色的学生会通告，以及托福考试资料。一张覆盖了整个布告栏的布条垂挂下来：‘邓小平同志永垂不朽，北大师生永远怀念您！’”
这位留学生意识到此时的三角地具有历史意义，便拿出相机，想把整个布告栏拍摄下来。“谁知连镜头还没有瞄准，就有两个穿着制服的保卫，走上前来阻止我。一个较为肥胖高大的，以盘问嫌疑犯的语气，向我索要证件，还连珠炮似地向我发射摸清底细的问题：‘哪儿来的？’、‘住哪儿的？’、‘来这儿干什么的？’、‘哪个系的？’问得我结结巴巴，不能言语。另一个保安手里拿出纸笔来，要开始动笔记录了。我吓得魂飞魄散，脑子空白。难道他们要把我监禁，送去劳改营？可是他们的语气又像在暗示，只要证明我是外国人，不是什么‘危险人物’，就不会找我的麻烦。可是我的学生证刚好没有带在身上。”
“我对那位保安说：‘我把相机放在您这儿，我回宿舍拿学生证……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那个肥胖的保安答应了。”
“骑着自行车飞奔回宿舍的路上，我的心蹦跳得快要弹出来了。黑名单？劳改？终身监禁？我又猛然发觉，我刚才在三角地所做的，只不过是拿出相机来拍照啊，为什么自己会吓成这样呢？我的顾虑也许是杞人忧天。”
取来学生证，保安又是一番教导。“保安仔细看了半天，把证件和相机归还给我，说：‘没事了。不过你不知道，这里不让拍照……’‘原来这里不让拍照啊，这我不知道。’‘对，就是不让照！我跟你说，在这里照相可是有规定的。’‘是吗？我刚刚到北大，还不知道。我以为挺有纪念意义的，所以……’‘是有纪念意义。但我们得到命令，就是不让照。’”
这位留学生骑着自行车离开了，可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三角地，简直成了一个保密地点。在哈佛大学里，绝对没有这样戒备森严的地方。大学就是大学，大学不是秘密机构。大学是读书的地方，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然而，在北大里面，连这个概念都很模糊。最热爱自由的人们，却生活在一个最没有自由的地方。这位留学生在北大里面切身感受到了卡夫卡小说里所描绘的荒谬的世界。这所太靠近政治的大学，最终被政治所扭曲变形。北大没有能够为中国增添足够的新的思想和文明，反而被外界圈起来，如同笼中之鸟。
哈佛的崛起是在1869－1905年埃利奥特任校长的时代。埃氏赋予了哈佛以灵魂。他任命斯托夫·哥伦布·兰德尔任小小的、死气沉沉的哈佛法学院的院长。兰德尔改变了美国的法学研究，在他的领导下，教授们不再致力于阐释法学理论，而开始研究案例，现代大学生和律师就是通过研究案例来“发现”法律的。
埃氏创办了哈佛工商管理学院和医学院。而哈佛的文理研究院仿效德国的学术研究标准，成为第一流的人文学者安身立命的家园。最有名望的哲学家如：皮尔斯、威廉·詹姆斯、乔赛亚·罗伊斯、乔治·赫伯特·帕尔默、乔治·桑塔亚那等在这里风流云集。长期以来，哈佛培养了一大批诗人、作家和评论家，其中有爱默生、梭罗、亨利·亚当斯、华莱士·史蒂文森、埃德温·阿灵顿·鲁宾逊、格特鲁德·斯坦、罗伯特·弗罗斯特、尤金·奥尼尔……等杰出人物。哈佛为什么能够产生群星灿烂的杰出人物呢？这与哈佛所崇尚的“通才教育”有关。
埃利奥特校长采取了一个划时代的措施：废除为大学本科生规定课程的老章法，采取了选课制。哈佛250周年校庆时，校方开始允许学生不上课，有人听说以后立即扬帆出海去百慕大群岛旅行。被废除的还有早先强制参加的礼拜仪式以及必修拉丁文和希腊语的规定。埃氏把哈佛和美国高等教育中的许多制度推上了自由发展的时代，这种变化仍然在继续。
与之相配套，为了造就一批更有能力、更具文化修养的毕业生，以应付日益复杂、日趋专门化、令人困惑而又难以对付的现代世界，20世纪的哈佛制定过一个又一个培养大学本科生的计划。用哈佛校长们的话来说，制定这些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通才”。“通才”这个概念是教育家洛厄尔提出来的。科南特进一步指出，要为学生提供“全面教育”；帕西和博克则分别强调“文科教育”和“核心课程”。
“核心课程”主要有文学、艺术、历史和科学四个领域。哈佛的目标是培养完整意义的“人”——现代社会里，一个优秀的人才应该具有的知识和素养，大学都应当给予它的学生。哈佛还强调学科的广谱性，它拥有2个本科学院和11个研究生院。正如哈佛校长博克所说：“大学的学术结构模式是在一种特定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氛围中形成的，是大学理想的现实表达，是在这种特定的源流环境中，人们对大学目标、功能、使命赖以实现的一种深思熟虑的理解、实践的结果。”
而北大在“全面教育”方面基本上是空白。北大没有“核心课程”，而且越来越轻视“文科教育”。北大理科的学生中，许多人对人文方面的知识毫无了解。据一份抽样调查表明，有九成以上的理科学生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中的任何一本、没有读过《史记》等任何一本中国历史书，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一部剧本，说不出拉斐尔的一幅代表作的名字来……这样的人才，难道不是有缺陷的人才吗？北大学科之间的交流很少，“通才教育”被看成是理想主义者的梦呓。在功利主义的泥沼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希望迅速看到教育的“成果”。教育变成了急功近利的一项投资。
有一次，一位德国教育家到北大访问、讲学，北大为他配备了一位德语专业的研究生做翻译。他讲到洪堡的教育思想时，北大的这位被老师当作优秀学生的研究生居然不知洪堡为何许人也。场面相当尴尬。这位研究生向对方解释说：“我是学德语的，不是学教育学的。我们的教材里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德国教授大吃一惊说：“研究生怎么能够完全依赖教材？研究生应该自己研究啊！学习一个国家的语言，怎么能不了解它的文化呢？更何况贵校蔡元培校长的办学思想很多都来自于洪堡。了解洪堡，不也是了解贵校自己的传统吗？”
哈佛是地地道道的“巨型大学”。它的校园有2306亩，学生近2万人，专职教师3500人，每年经费达10亿美元以上。哈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