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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是地地道道的“巨型大学”。它的校园有2306亩，学生近2万人，专职教师3500人，每年经费达10亿美元以上。哈佛的图书馆是世界大学图书馆中最大的图书馆，藏书达1100万册，仅图书馆的开支，每年就达2亿美元以上。它有一套严格的教授聘任制度，而选拔校长更是如同选择总统一样严格，既照章办事，又富于竞争性。大学校长与总统是同一个词汇：President。
而北大的经费与哈佛相比，简直就是沧海一粟。由于北大在意识形态上的敏感地位，使北大的校长仅仅满足于做一个“维持会会长”。只要在任期间不出事，就算万事大吉了。而对于学校的建设、发展、革新和提升，就没有精力来考虑了。所以，北大在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在学术方面鲜有建树。即使在学生宿舍、食堂、浴室等看得件的基本设施的建设上，也没有什么让学生感到受益的动作。
哈佛是一所真正宽容的大学。它容忍着最尖刻的批评，并且对这些批评给予鼓励。谁批评了哈佛，谁就会被哈佛请进学校、请上讲台。管理学家史坦勒博士就是因为激烈地批评哈佛企业管理教育的弊端而被哈佛聘任为教授的。而北大的气度则小得多。1996年第4期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北大，魂兮归来》的文章，对北大的现状提出了一些正常的批评，没有想到却引起北大的激烈反应。只有衰弱的病人才会讳疾忌医。北大通过种种手段向《中国青年》杂志施加压力，北大由民主、自由的捍卫者蜕变为压抑不同声音的力量。以前是别的力量不让北大说话，现在居然是北大不让别人说话。写作此文的北大青年教师受到的激烈的人身攻击，有人甚至扬言，要将作者驱逐出北大。蔡元培先生听到这样的说法，会有怎样的感想呢？当年在文言文和白话文的论战中，林纾就曾经企图不让北大人说话，企图通过军阀的力量对北大进行镇压，给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一点颜色看看。林纾的这一险恶用心被蔡元培校长一眼洞穿，蔡校长为捍卫北大表达自己言论的自由而拿起笔来奋战，给予其以迎头痛击。蔡元培先生会想到他所创办的大学会堕落到这样的地步吗？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1996年第6期的《中国青年》杂志被迫发表启事：“由于编辑把关不严，造成文章的内容和结论有失偏颇，给北大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对此，我们谨向北京大学领导、向无辜受到伤害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歉意，并向本刊的广大读者致歉。……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挽回因我们工作失误给北大造成的不良影响。”其实，北大广大师生的利益并没有受到这篇文章的伤害，受伤害的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已。大部分师生看了这篇文章，感觉是“于我心有戚戚焉”。这篇文章的作者，恰恰是为大家说话。北大由被压制者向压制者转化，是何其地迅速啊！一所拒绝批评的学校，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学校，是没有生机和活力的学校。
1998年3月23日，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博士访问北京大学，受到北大学生的热烈欢迎。当他走进会议厅时，北大学生全体起立，热烈鼓掌达十分钟之久。北大学生向来桀傲不逊，很少这样热情地对待客人。北大学生之所以这样热情地对待陆登庭，显然不是因为他是“陆登庭”——一个学识渊博的美国学者，而是因为他是哈佛大学的校长，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位代表人物。他们是在向一种教育、一种文化表达发自内心的敬意。
陆登庭在表达作了题为《21世纪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的演讲。他回顾了哈佛的历史，并指出大学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是哈佛所面临的，更是北大所面临的挑战。
首先，他提出一个核心问题：大学应该提供一种什么样的教育？
他认为，大学要重视对“人文”学问的传授。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更高层次，应该提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最佳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仅赋予我们较强的专业技能，而且还使我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塑造健全完善的人格、特别是通过不同学科知识的参透，使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开始懂得鉴赏艺术，从事艺术创造的人逐渐了解科学，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正是这样，尽管在复杂的条件下，无论是哈佛还是美国其他大学都在竭尽全力为更好地传承文理融合的“通识教育”而努力。在本科4年的学习中，除主修像化学、经济学、政治学或是文学等一个专业外，还要跨越不同学科，从道德哲学、伦理到数学逻辑，从自然科学到人文，从历史到其他文化研究广泛涉猎。此外，学生们还应花费一定的时间，如向周围社区公民提供咨询服务，为报刊杂志撰稿，参加各种文艺演出等。事实上，我们的学生直至完成4年的人文自然科学的自由教育后，才真正进入他们的专业训练。
陆登庭批评了片面的“实用”的教育观。他说：“美国大学更应该注重基础科学研究。并且不是怀着实用的心态，而是在对自然、人性深刻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深入探索。”他指出，如果很久以前，哈佛的先辈狭隘地理解知识的组成，哈佛就不会有今天举世瞩目的成就。学术的成果来自日积月累，来自研究机构的设置，来自大型图书馆的修建，来自于学术资源的投入以及有志学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斗。没有前辈们大胆的创想、尝试、甚至是“闲逸的好奇”，就没有今天哈佛雄厚的实力。
他进一步论述了20世纪“无用”的知识的用处。20世纪最实用的知识都是在对自然界基础知识的探索中获取的，而不是所谓“有用发明”追求的结果。正如遗传领域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前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一样，当时，没有谁能预料这个发现会带来怎样的变革。同样，追溯激光、卫星、光纤、磁共振影像等高科技的发现过程，最初也完全出于对基础研究方面的探索而没有任何实用的目的。倘若在最基础的研究方面没有一点好奇、一种兴趣、一份投入，也不会有社会和人文学科的重大发现。因此，为迎接21世纪的到来，大学应该把加强基础迎接放在首位。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北大校方的想法正与美国以及世界大学教育的方向背道而驰。1993年，北大推倒南墙以后，南墙变成了喧闹的商业区。校方尝到了甜头，于是致力于开发北大的商业价值，将办高校当作办公司来看待。赚不到钱的基础学科，被抛弃在一边，因此，像文、史、哲、数、理、化等学科，日渐萎缩。北大在没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匆匆地开办了广告等时髦的专业，这些专业，看起来“赏心悦目”，然而办学质量却让人难以恭维。到了20世纪末，还搞不清楚“大学”的基本内涵，令人莫名惊诧。
陆登庭先生谈到的第二点是：大学如何适应拥有众多的学习领域、充满着众多的社会问题。
随着学习领域和社会问题的日益国际化，每一项新的发现都将得益于各个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共同努力与合作。怎样控制全球经济的发展以减小对社会的潜在威胁？怎样阻止传染病的蔓延？面对近来来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怎样维持未来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他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超越传统学术的禁锢，跨越区域的界限，积聚各方面的实力。幸运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生活在不同地方、相距遥远的同行相互交流提供了便利，但又没有真正取代面对面的交流。总之，一向信守学术自由的大学应该成为开放性对话、自由自在的研究创造一片“中立的空间”。
陆登庭最后论述了如何保证大学联合体的开放性。
大学应该为不同层次、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和学者提供学习和研究的机会。大学需要思考如何接受不同的观念和态度，如何适应不同的习惯，如何在与不同的价值观念的人频繁的交往相处中，保持自身的文化和人文价值。他指出，应当让大学联合起来，自由地交流观点；竭尽全力地去协调冲突，去理解和接受分歧，去鼓励学生和教师之间有益地合作；让图书馆、博物馆极其他学术资源得到更广泛地共享；让彼此在一种互敬的基础上，奋力去
追求开放的思维、自由的探索、真诚的交流。
这是哈佛的理想，也是北大的理想。
对于哈佛和北大来说，同样任重道远。
北大不是“中国的哈佛”，哈佛更不是“美国的北大”。我们绝不能因为别人的恭维而沾沾自喜。北大只是北大自己。
伟大的诗人屈原说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今天的北大人，行走在一条更加漫长、更加坎坷的道路上。
可怜小孩压弯腰
当每天中午或者下午小学放学的时候，我常常看见小学生们背着巨大的书包匆匆行走在街道上。巨大的书包与他们小小的身材形成极大的反差。他们的腰被压弯了，他们的神情充满了厌倦和疲惫。他们只是小小的孩子。他们的脸上已经没有一点点天真的笑容，他们活得比成人还要沉重。我一向以为，看一个社会正常与否，只要看这个社会的小孩的神态怎样：是天真烂漫，还是少年老成；是快快乐乐，还是沉默寡言——未来把握在孩子的手里，孩子们的精神状态将决定我们的未来。
从书包的大小就能够看出教育的正常与畸形来。据《教师报》报道，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禁止乱搭售、硬摊派，但全国各地的小学生书包沉重依然。西安莲湖区某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书包里就装了16种教材和参考书，仅辅导类的书就有：《小学语文字词学习》、《写字》、《小学生看图说话写话训练》、《小学生多用生字卡片》、《数学课外读物》、《小猫咪穿鞋子》、《学生学具卡片》等7种，学校还给学生订购了《学做人》、《作文指导报》等报刊和各种测试题。山东省安丘市安丘镇三里庄育才中学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