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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墙的好处是可以更换，屋宇用木柱架起来撑着，墙倒屋不塌，过许多年，人们闲下来时，就把老墙扒掉，当肥料送进田里去养庄稼。这种肥料叫壮土，劲道很大，在肥料中算上品。然后再用新土做成新墙，十分方便，又给人一种新房的感觉。
不知为什么，在我们家乡，庄稼人极少用砖做墙，过去的大地主富户也只用砖做个墙腿以显排场，都不肯一砖到底，只有一些老庙宇例外。这些神仙住的地方才完全用砖做墙，而且一砖到顶不见黄泥，和庄稼人住的黄泥墙屋形成鲜明的对比。好像只有神仙才能脱离土地，飘出人间飞上天空。爹和麦生伯都对我讲过，这是老辈人的古训，人是土物，离不开土。如果细细去追踪，这话里好像有些什么神秘的启示，在深深的揭示着人和士地之间一种生命的联系。这个联系从现实世界到精神世界，无处不有，能使人联想到漫无边际。
不过在家乡时，并没有觉得住那土屋有什么好处，除了比城里的房子多一些老鼠洞，并没有别的优点。一直到在城里住了许多年后，才逐渐体验到那黄土泥屋的温暖。具体说，那只是心灵上一种温暖的感觉，住在家乡那黄土泥屋里永远有一种躺在母亲怀抱里的安全和幸福，而且这感觉是住在城市的楼房里体验不出来的。于是每每从城里远远地返回那乡村，走进那黄土泥屋，就像一个大人又回到婴儿的世界。在这里见人不用说你
好和谢谢，谁要感谢谁，见面不用说好听话。这就使我在城里活得很累，我害怕城里人。
我小时候怕狼，现在害怕城里人。
麦生伯给我们家干活不要工钱，又特别卖力气。每天早早上架子，吃饭时才下来。撤尿时就解开裤裆掏出家伙，往墙上滋，好像满世界就他一个人。
那时候他已经死了老伴，里里外外一手人，经常吃不上应时饭。妈妈心细，每顿饭都给他碗底卧一个鸡蛋，想补补他的身子。爹让我每天都给他衣袋里塞包烟，让他随便抽。而他并不常抽，却喜欢把纸烟像旗帜一样夹在耳根。他还把抽剩的烟屁殴留着，剥去外边的纸，把烟末装进旱烟锅里。他在替我们家节省，他知道这纸烟都是用钱买来的，而钱又是用汗水换来的，能省一点是一点。庄稼人就这样，啥时候都是细水长流过日月。
那几天活儿紧，人累，但夜里全不急着去睡，一定要聚在一块排闲话。因为我从城里回来，麦生伯想听我说外边的事情，晚上也不回郑家疙瘩，就住在俺家。排闲话时，爹爱坐在木圈椅里，脚蹬住桌边儿。麦生伯爱躺在床上，扛着被卷儿，把一双臭脚蹬在木圈椅的靠背上，差一点就放在我爹的肩膀上。只有点烟时才起身，把旱烟锅对住灯头儿，把灯头火吸得一会倒下去，一会又站起来。
“娃子，”麦生伯有天夜里忽然问我，“你说，咱中国老富不起来，这是他妈的啥问题？”
“中国地大，人多呗。”我说。
麦生伯重新躺下去后，自己讲起来，“闹土改斗地主时，咱们去发动人家，就说咱们共产党是为穷人们服务的。现在还这么说，还说是为人民服务的，咱共产党是人民的服务员。可要是咱共产党的干部们比群众吃得好穿得好，群众咋会相信咱？不相信，就不能上下一条心，不一条心，就搞不上去。”
爹说：“可是总要有人去当官儿。没有官儿，就没有人管；没有人管，天下不就乱了？”
“可是谁来管这些当官的？”麦生伯说，“有些官要是不好好服务时，咱老百姓管不住他们，时间一长，不就生外心只为自己不为国家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老话，咱们的官儿，是凭良心官儿。”
爹说：“一定要想个办法，让群众们一发烧当官的就头疼，群众们一肚子疼当官儿的就拉稀屎，这才能心连着心命连着命。这个社会主义搞好了，保险能搞过资本主义。”
麦生伯叹口气说：“唉，这个办法可不好想。咱老两个想了几十年，还在这原地转圈圈儿。”
我这才明白，他们这些年来想得很苦，虽然脱离革命队伍回家当了庄稼人，却并没有停止过思考。
麦生伯那晚上的话一字一句如一块块石头压在我心上，直到他死后，也没能够放下来。虽然这些话很家常，我却知道这里边的深刻内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去到麦生伯的坟地，对他说您安息吧，您想了一辈子的问题，现在解决了。
太阳每天都从东方挺灿烂地升起来，每次都放射出万道金光一样，难道这一天很遥远很遥远吗？
四
证实自己是癌症后，麦生信不让爹对外人说出去，他说还有些事情要办。回家以后，先放倒家里那棵桐树，亲自拉锯，把这棵桐树解成二寸厚七尺长的棺材板。然后又用麦糠火把木板烘干，这时候他觉得自己没了力气，翻动那棺材板时已经张口喘气头上冒汗。他知道自己没有劲把棺材做成了，才买来二斤点心，去请来木匠。匠人们一上工，乡亲们才明白这是为什么了。
他本来准备亲手把棺材做好，缝知道自己个头多高，怎么样躺进去舒服。再者做棺材要花不少铰，他不想再多浪费。给别人做了多少棺材，给自己做个棺材不算什么，要不了几天功夫。怎奈实在是力不从心，才请了人。等到傲棺材的匠人们开工以后，麦生伯便浑身像软面条一样倒了下来，再也站不起来了。开始还多少能喝点稀汤，慢慢地越来越吃喝不进去了。
麦生伯早早死了老伴，儿子郑小龙才二十二岁，和我妹妹秀春还没有结婚，没过门的媳妇不能常住在婆家侍候公爹。白天去干点活，夜里还要赶回俺张家湾住，住在郑家别人要说闲话。在山里，名誉是女人的命，比什么都要紧：爹每天下午都在山坡下等，一直到太阳落山后．看见山坡上秀春的影子，才放心地回家来。
这样，病人家就没有女人料理，只好亏了麦生伯的妹妹郑麦花，放下婆家的一摊子，住回娘家来侍候哥哥。按乡俗称呼，我们这晚辈人都叫她麦花姑。
麦花姑已经五十岁了，老实人一个，虽然手脚并不精巧和麻利，心肠极好。每日洗洗涮涮，一边侍候哥哥，一边给做棺材的匠人们做饭。还要张罗着给哥哥缝制老衣，里里外外忙得团团转。她不怕忙，亲兄妹吃一个奶吊大，爹娘下世早，基本上是哥哥把她拉扯着成人。老嫂比母，长兄比父，她最敬最亲哥哥。但使她难受的是自己心眼太实，拐不过弯儿，从小哥哥只待她好，侍候她吃喝，却不怎么和她说话。如今哥哥躺在床上，眼看着一天不如一天，死在眼皮子上了，总是唉声叹气明显有心事放不下，她就是问不出来。为此她伤心极了。
这时候她又坐在床边，慢声细语给哥哥说话。
“哥，棺材在原来生产队的场房里做，那里地场大，宽展，啥都能拉得开。”
“我知道，我去看的地方我知道。”
“匠人们可卖力气，还刻了木花，前边刻龙，后边刻凤。老师傅说解放时跟着你打土压拉锯，还是你的兵。”
“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我也听见斧头响了。”
“哥，你放心，老衣也在缝。七件，咱小龙孝顺，还给你买了件军大衣。嫂子们还在枕头顶上给你绣花，一头绣着日头和云彩，一头绣着月亮和星星，是地道的阴阳枕。”
“球——这些鸡毛蒜皮事，你认真干啥？”
“哥，我们都想好了，等你百年之后，无论如何也要把俺嫂子的骨头起出来，给你们合葬。”
“唉，你都操这些闲心弄啥？人死如灯灭，合葬不合葬，有什么要紧，费那功夫干啥？”
“哥，你到底有啥心事，也说出来给妹子听听。妹子再没有能耐，也总还有心。你啥也不说，我知道你想啥？”
麦生伯有点不耐烦了，闭上眼睛，不再搭理自己的妹妹。好一会儿沉默，他才摆摆手说：“饭不是做好了吗？做好了给匠人们送饭去吧。我啥心事也没有，你也别再胡思乱想了。你一辈子没心秤，能知道点啥。”
郑麦花看着哥哥心烦，连忙抹一把泪退出来，收拾好饭篮．提着去给匠人们送饭。
已经是初冬，西北风小刀子一样往身上刮。村里人闲下来，不少庄稼汉袖着手缩着脖子夹着膀子在背风处晒太阳。牛吃饱了草，被牵出来拴在小树上，几头牛卧在地上慢慢地拍着那宽大的嘴巴一点点往外倒沫，一边倒沫一边悠闲地卷起尾巴在空中缭绕。
场房屋在村边上，过去生产队红火时这里极热闹，又是粮库又是开会的地点，差一点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了。现在那破墙上还留着文化大革命时的毛主席像，造反派写的标语。不过墙已经老了，伤痕累累已经破败，这场房屋便像过去的一团影子飘在这里。现在闲下来没有用场，人们常借来做活用，麦生伯的棺材就在这儿做。
匠人一共三个，老师傅带两个小徒弟。棺身棺盖已具规模，两个小徒弟正用细刨子刨光打磨，准备上漆。老师傅正手握雕刀一心一意地刻花，老花镜滑落在鼻尖上。
老师傅旁边有一堆火，一来用它取暖，俗话说屁暖床烟暖房，人坐在火边心不凉；二来用它温胶，几块石头架着一只胶锅，皎锅里有一把皎刷，是那种用竹笋叶捆起来砸碎的胶刷，过胶后黄亮透明。郑麦花提着饭篮进来时，都正在用心做活。老木匠只翻眼看了看，没有说话，好像吃饭这些事目前不大重要，他的一颗心都在刀尖上。
郑麦花把饭打在碗里，屋里便飘起油葱花的香味儿。她双手端给老木匠，老木匠这才接住饭碗。郑麦花又要给两个小徒弟打饭，被老木匠拦住了。
“麦花，你也坐下歇会腿，叫他们自己弄。”
等着木匠们用心地吃饭，郑麦花不由得看着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