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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兹的表情告诉我，他知道我在隐瞒着实情，但出于对一个同行军人隐私权的尊重，他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他吃了一口凯撒色拉，轻轻地笑着问：“听到吉皮最新的消息了吗？”
“哪一个？编造他自己虚构的绑架案来推销那本希特勒的书？还是起诉RKO公司拍摄了那部关于艾米莉的电影？”
战后不久，普图南出现在洛杉矶地方检查官的办公室里，拿着写给自己的恐吓信和一本被子弹打得满是窟窿的书：《杀死希特勒的男人》，那是他刚刚出版的。然后，他说他开枪打跑了一个试图破门而人闯入他家中的男人。法西斯党徒一直在同他作对——报纸上已连篇累犊地报道了这件事——当G．P．被找到时，这种宣传已达到了巅峰——在他的职员报告他“失踪”的几个小时内——绑架与恐吓（但没有受到伤害）就发生在贝克斯菲尔德的一间空屋子里。
一九四三年，影片《为自由而飞翔》捧红了像艾米莉·埃尔哈特一样的女飞行员莎琳达·卢塞尔与弗莱德·努南一样的领航员弗莱德·麦克穆瑞，他们在执行一项政府委派的间谍任务中，壮烈地牺牲了。普图南极力诋毁这部影片，并在报纸上打了许多笔墨官司。实际上，他已经把改编阿美故事的版权卖给了那家制片厂，并在这种貌似抗议的推销中额外又赚了一笔。
“都不是，”门兹说，“吉皮给自己在陆军情报局弄了个少校的位置。”
普图南在向他第四任妻子——玛格丽特·哈威兰德，美军慰问协会的董事求婚的时候，曾在中国服役；他也曾访问过美军接管的塞班岛，想来是去调查流传在苏苏皮集中营内查莫罗难民中间的关于战前被日本人捕获的两个白人飞行员——一男一女的传言，那个集中营起初由戈瑞潘的军队掌管，一九四四年六月被撤消了。
三万日军与三千五百名美军——海军、陆军、海军陆战队士兵——死于福瑞格战役中，那是一场双方进行了二十四个小时的争夺塞班岛的战役，这座太平洋上的岛屿在战争中受到了重创。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统计过岛民的死亡人数，在大规模的轰炸中，一定死伤了不少人；到了六月二十四日，戈瑞潘市已变成了一片瓦砾场。此后，戈瑞潘港口成为了盟军停泊上千条船只的港湾。水上基地被毁坏了，艾斯里特·海纳达机场很快重建起来，它扩展了规模并更名为伊斯雷机场，每天都有上百架飞机在这里起飞降落，它变成了B—29超级轰炸机的基地。日本人一直没有修完在玛皮野的机场。
在玛皮野附近有一座舍身崖——这里还有小岛南端的万岁崖，曾有成千上万的日本男人、女人和孩子跳下去过，为了避免落到人侵的野蛮人手里遭遇到更可怕的命运，他们选择了死路。
一个古怪的愈演愈烈的流言在太平洋众小岛之间传播：艾米莉·埃尔哈特就是东京罗丝，日本广播电台的一位唱片音乐节目主持人，她播放一些怀旧歌曲引诱美国士兵来听，同时插播一些日本人已切断了盟军的后路之类的谎言。普图南少校，当时他正在远东，据说穿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去听那个美国女人的广播，之后，他相当坚决地声明那个声音决不是艾米莉的，他愿意拿生命做赌注。
我不得不承认，当我第一次听到阿美也许是东京罗丝的传言时，我半信半疑，她在那个风雨之夜死里逃生了吗？那些子弹没有要她的命吗？日本人把她从海里打捞出来——我们当时离海岸并不远——救了她的命，并把她送到东京充当宣传工具了吗？
她在塞班岛的时候，不就已被人称为东京罗丝了吗？
有时候，在深夜里，我几乎让自己相信这个传言，但这里有太多的破绽，首先，根本没有“东京罗丝”，这只是一个绰号，很可能是有人听说过塞班岛上的查莫罗人给艾米莉起的这个绰号——许多口头相传的故事就这样成为了传奇——后，把它应用到了日本广播电台中的一个讲英语的唱片音乐节目女主持人的身上。
总而言之，“东京罗丝”不止一个，至少有十余位唱片音乐节目的女主持人出现在日本广播电台的各个节目与波段中，有些带有日语口音，有些没有，没有一个人使用东京罗丝这个称呼。
这个未解之谜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然而，那些女主持人当中有一位站出来说她曾被强迫为日本人做广播——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这位日裔美国人正访问东京——她因此被关进了监狱。
阿美的名字又出现在报纸上，然而这一次人们对她颇有微词。另一位阿美·埃尔哈特，艾米莉的母亲，每天都关注着这些评论，尽管年事已高，健康欠佳，她还是从马萨诸塞的梅德福赶到旧金山。阿美·奥蒂丝·埃尔哈特告诉记者们，她的女儿对环球飞行一事讳莫如深，并不像通常那样与她分享一切秘密。
“我确信，”埃尔哈特夫人说，“她在执行政府公务，很可能是口头上的命令。”
一九四四年，在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陆军情报局陷入了艾米莉·埃尔哈特有可．能使他们处境尴尬的恐慌中，为此，他们派G．P．去凋查那些广播。因为在我当年的报告中——一九四○年六月，向威利姆·米勒所做的报告——我曾提到过塞班岛的岛民为艾米莉起了一个“东京罗丝”的绰号，也许他们把两者混为一谈，并为此忧虑了。
但是，日本人不会这样隐姓埋名地利用艾米莉，如果他们手中真的握有这张王牌，真的使她转变了立场，他们会利用她的名气大造舆论的。不，阿美在那个风雨之夜就死了，在我们眼看就要得到自由的时候，如果苏朱克局长与杰苏斯·萨伯兰不在那个节骨眼上走出那家妓院，我们早已远走高飞了。
我没有听到过苏朱克的死讯，直到多年以后，J·T·布迪·布什，来自达拉斯的那个德克萨斯佬，告诉我米扣·苏姬塔夫人——米扣·苏朱克的女儿——提供了艾米莉·埃尔哈特曾在塞班岛的第一份证明。苏姬塔夫人对布什说，她曾听到过她父亲与其他戈瑞潘警察局的官员们讨论是否对那个女飞行员处以死刑的问题，苏姬塔夫人很为她父亲同意执行死刑而感到尴尬。
那位塞班岛前任警察局长并没有随同那些日本人从舍身崖上跳下来，在山里躲藏了一段时间后，苏朱克投降了，并同占领军合作了。由于疲劳，他被转送到医院帐棚里，在那里，一个目击者看到一个岛民和一个身份不明的美国人给他灌下了毒药。这个案子由一个名叫杰苏斯·萨伯兰的土著警察来调查，由于他的“警察背景”，他被任命为苏苏皮集中营的“司法长官”，但那桩谋杀案没有被破获。
女飞行员杰奎琳·考克瑞·奥德姆，艾米莉的好朋友，成为战后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美国女人，她的任务是调查战争中“扮演日本女人”的播音员。杰奎琳报告说在帝国空军司令部里看到了几份关于艾米莉的卷宗。在我与艾米莉过从甚密的那几年里，我没有见到过奥德姆夫人，我与她的会面是在后来她有钱的丈夫福劳德·奥德姆雇用我调查与他们的化妆品生意有关的间谍案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过任何能让我认为艾米莉曾在日本待过的证据，”在加利福尼亚州因德尔的奥德姆牧场里，在晚餐桌上，杰奎琳对我说。她是一个可爱的金发美人，就像失踪的阿美的姐妹，“当然，也没有任何证据向你证明她就是东京罗丝。”
她还给我看了一件阿美在最后一次飞行之前送给她的纪念品：一面小小的丝绸国旗。
不知什么原因，从军队中服役回来的G．P．普图南好像变了一个人，虽然他仍在撰写并出版新书。由于生病，他迁居到塞瑞斯的山林小屋中，后又搬到戴斯山谷的休养地，同他第四任妻子在一起。战后的普图南显然温和多了，那些无耻的宣传伎俩已被他置诸脑后。一九五○年一月，他由于肾病死亡。
保罗·门兹的军旅生涯是明星式的，不仅因为有众多的男演员在他手下服役，像克拉克·盖博，罗纳达·瑞根和阿兰·拉弟；还因为他的小队拍摄了三万英尺长的胶片与上百部军训电影；此外，门兹中校还在北大西洋与非洲拍摄了一些战争镜头。
战争结束后，保罗重操旧业，又干起了飞机租赁行当。他与泰瑞的婚姻既幸福又长久。电台评论员，有着普图南风格的世界探险家劳威尔·托马斯雇用门兹为著名的辛那瑞马工程摄影。作为摄影师，门兹经常坐在改装后的B——25轰炸机机首的椅子上，拍摄影片《这就是辛那瑞马》。好莱坞黄金时期绝大多数人著名的飞行照片与胶片都是由门兹与他的飞行小组拍摄的，门兹死于一九六五年，在拍摄《凤凰的飞翔》一片中由于飞行事故在空中遇难。
詹姆斯·福瑞斯特在二战中从白宫的行政助理一职升任为海军部副部长，一九四四年，当海军部长死于心脏病后，福瑞斯特担任了部长；一九四七年，他成为美国国防部第一届部长。他的信条是“建设”海军，把战舰从不足四百艘增加到一千五百艘以上；他精力充沛，经常到一线去作调查，这在内阁成员中是不多见的；他同时也是一个恶毒的反共分子，对犹太人充满歧视。
自从杜鲁门总统强迫福瑞斯特辞职以后——新闻界攻击他为战争投机商——他明显地陷入到沮丧之中。两个月之后，他跳下——可能是被推下——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海军医院的十六层高楼，据推测，他曾想把浴袍的带子系在卫生间的水箱上吊死自己，跳楼看来是比上吊更成功的办法。
在我过去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中，叵尼尔·提索在将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为保罗·门兹做事，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唐妮·雷克在五次坠机事件中死里逃生，却在一九四三年死于一场摩托车事故；厄尔·卡洛尔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