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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是：把属该撒的归给该撒，属上帝的归给上帝”，并祈求上帝使罗马皇帝
“执政掌权充满智慧”。
使徒教父著作 《赫马牧人书》（约成书于1世纪末至2世纪中期）中把
耶稣描述为上帝拣选，为上帝传达新律法的使者，并没有说他是神。在另一
使徒教父著作《十二使徒遗训》（约写于1—2世纪间）则教导信徒切勿背叛
信仰，最好能够做到坚决殉教；但只要没有放弃原则去随从异族神灵，也可
灵活对待。而书中对行洗礼的方式，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变通方法，提到圣
餐礼时，根本未提为了纪念耶稣的受刑流血，而是为了表明从四面八方而来
的信徒“团结成为一个”。
（2）怀柔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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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世纪下半叶起，基督教内部，较为邀进的派别日益丧失存在的条件
而濒于消失；竭力争取合法化而有所发展的各派别则日益神学化，其进行社
会斗争的热情日益减弱。3世纪以来，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基督教内部的变
化，使得2—3世纪间，虽然局部、短暂的迫害还时有发生，但教会的存在已
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实际上不再受到干预、甚至可以置产。加利安努宣布停止
迫害并发还被没收的教产后，情况更是如此。早期基督教的反抗精神因而日
益消失 （但在下层群众中并未根绝）。
从180年到3世纪中叶的70年间，除中间有12年 （202—211年，235
—238年）出现迫害事件外，罗马政府对基督教基本采取“怀柔加限制”的
政策。连被认为是罗马帝国最坏的皇帝之一的柯莫也下令停止迫害基督徒。
卡拉卡拉在位期间（211—217年）承认基督徒（除奴隶外）享有与其他罗马
公民同样的政治权利，教会方面充分利用这一时机扩大传教与救济活动，争
取人心，发展组织，到250年，仅罗马教会的神职人员就已达到154人。
然而与此同时，教会的发展引起皇帝戴修斯的警惕，并着手压制基督教。
由此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转入第二阶段。 248年正值罗马建城 1000周年纪
念，许多人想借此时机恢复古代传统，改变帝国外有侵扰、内部争吵分裂的
窘境，并将美景破灭的原因归咎于对基督教打击不利，抨击组织严密的基督
教是国中之国，基督徒不愿当兵、不愿担任公职等也成为民众不满意于基督
教的因素。250年戴修斯发布敕令，自上而下开始了一场有组织的普遍的迫
害基督徒的运动，并在250年和257年形成二个高潮。
在这场迫害中，不少宗教领袖（如罗马主教费比安、安提阿主教巴比拉）
和教徒殉道，但是罗马统治者的目的“并不是要基督徒的生命，而是通过酷
刑、监狱、恐吓逼迫基督徒向古老的神祇献祭”。在迫害中被迫改信的人们
在风潮过后又深深后悔，要求重新加入教会。围绕如何对待这些人的问题又
引发教会内部的分歧和麻烦。
260年之后，教会获得长达40年的“长期和平时期”，不仅发还财产、
可以自由传教，而且在人数上蓬勃发展，在小亚细亚的某些行省中，基督徒
达到人口的半数，特别是活跃于城市中的基督徒社团，已经能对统治集团发
生影响。教会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对那些在宗教迫害中一度改信的基督徒官员
采取宽容的态度，使他们得以重新加入教会。
3世纪最后20年间，基督教迅猛发展，连皇后与公主都与教会有密切联
系。对此罗马政府内部出现二种意见，反对派声称宫廷二次失火与基督教有
关，逮捕了所有神职人员。303年，执政的戴克里先发出摧毁全部教堂的敕
令，处死了一批信奉基督教的官员，在各省强迫教会神职人员向罗马神庙献
祭，没收教产，销毁经籍，禁止教徒集会。在持续2年之久的迫害中教会上
层人士纷纷屈服，最有甚者为迦太基主教，他不但自己叛教，而且劝说教徒
们不要坚持信仰。然而在戴克里先的军团士卒中有不少基督徒却在这次清洗
中宁死不屈，这种大义凛然的行动加剧了军心动荡。305年，戴克里先被迫
退位，才结束了这次规模最大，手段残酷的迫害活动。
值得深思的是，尽管这是一个可怕的迫害时期，但是公众舆论远没有过
去迫害时那么仇视基督徒，这是基督徒善行义举而产生的潜移默化的结果；
迫害的程度随各处执行处罚的地方官的态度而异，这表明在统治集团内部也
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对基督教持理解态度。在意大利，北非和东部各地，迫害
残酷；在高卢和不列颠，友善的君士坦希厄斯·克洛勒斯表面上服从社会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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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教堂，但不伤害基督徒个人，他得到了受宽恕的人的拥护，并使他的儿子
（君士坦丁一世）获益匪浅。
（3）荣登国教宝座
基督教势力的壮大，不能不令统治者刮目相看。从4世纪起，罗马帝国
对基督教的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311年，罗马皇帝加勒里乌临死之前与西
部领袖君士坦丁和东部领袖李锡尼共同发布《宽容敕令》，在不违反公共秩
序的前提下允许基督教徒宗教信仰自由。 31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又共
同签署了《米兰敕令》，规定各教平等，发还教会财产。 323年君士坦丁
统一帝国，进一步利用、扶植基督教，政府官员也多由基督徒担任。
在《米兰敕令》给予基督徒平等权利时，教徒人数还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很小部分，但在皇帝的优遇下，教徒人数急骤上升。根据319年的一项法令，
免收神职人员赋税（当时加在人口中富有者身上的赋税甚为沉重）。尔后，
政府授予教会接受遗产的权利，从此教会作为一个法人的权利得到承认。各
城市居民禁止在星期日工作。异教徒的私人献祭也相继被禁止。向神职人员
馈赠礼品之风盛行。在帝国的赞助下，罗马、耶路撒冷、伯利恒等地纷纷建
起大教堂。对宗教发展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君士坦丁将首都迁往重建过的拜占
庭，他称之为新罗马，世人则称之为君士坦丁堡。这是一个基督教势力最强
大的地区。但操拉丁语的西部罗马一向对罗马敬重备至，因而迁都之后，留
在故都的罗马主教成为最瞩目的人物。原已存在的东西两派教会的分裂由此
变得更加剧烈。
自375年始，罗马皇帝不再担任罗马神庙的“最高祭司”，并禁止民众
向神庙献祭。380年，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下令，除基督教外，禁止一切异端
教派活动。从此，基督教就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教在社会上的显赫地
位，导致社会构成与以往迥然不同。直至在基督教成为国家宗教之前，并不
是诸宗教中传布最广者，即使在最大的城市中，基督徒也只占居民比重的五
分之一或不足。早在2世纪时，基督徒社团的成员结构除以奴隶为主外，已
有统治阶级的成员加入其社团，但名门望族中的虔诚者，大多是妇女。
基督教一跃成为国家宗教，其社团人数便急剧增加，中间阶级和奴隶主
阶级的大部分纷纷皈依基督教。基督教逐步由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转化成
统治阶级赖以制驭民众的工具和罗马奴隶制帝国的精神支柱。此后，虽然在
基督教和旧有的宗教信仰之间仍有矛盾，在米里安（361—363年）时期还曾
一度恢复对基督教的压迫，都终不过是历史趋势中的小回流。但基督教与帝
国统治的结合，在这时已成定局。这时的基督教已不再是逃脱世俗邪恶的避
难所。皈依基督教，也不再具有解脱罪愆的感觉。于是，最虔诚的基督教徒
们采取了隐修与遁世的方式，去往荒漠独处，以献己于神，在那里度过禁欲
苦修的生涯。第一批遁世者和第一批隐修会，出现于埃及的底巴伊旷里；圣
安东尼和圣帕科米乌斯被认为是隐修的倡始者。继而其他基督教地区也有修
道院问世。
4．统一教义、制度化与早期异端
自2世纪起，基督教会已形成由地区或教区的教会负责人（主要是主教）
召开教会会议，以解决教义、教规和仪式、典制等问题的传统。但当时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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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尚处于不合法地位，教会会议的影响局限于一定的地区，对其他地区无普
遍性的权威。313年君士坦丁一世颁布《米兰敕令》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
境内得以合法化，随着帝国的统一，各地教会统一教义和体制的条件也趋于
成熟。
（1）七次公会议
早期基督教会由于地理、文化、语言等原因，自然地分为二派；西部使
用拉丁语的教会称为拉丁教会或西方教会；东部使用希腊语的教会称为希腊
教会或东方教会。两派教会各行其是。在后来的发展中，罗马教会逐渐成为
西部教会的领导中心，东部教会则形成了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提
阿、耶路撒冷4个中心。
基督教既成为罗马帝国官方的意识形态，维护它的统一便成为教会乃至
帝国的重要大事。不符合正统教义的教派的神学主张往往被斥为“异端”，
而“正统”与“异端”的争执又关系到各派系在帝国统治层中所处的位置，
从而使基督教内部已有的各种争论更趋表面化。随着教会教权的增长，统一
教义这个本属于神学范畴的任务，与教会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盘根错节地
交织在一起，变得日益复杂，最后成了需要借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