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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开始下降：首先是西医观念逐渐流行，更具快速疗效的新药陆续问世，把香料作为草药的传统理念开始淡化；第二，民众口味有所 改变。各国的文化交往也带来了饮食文化的交融，烹调手法也逐渐形成了多样化。大量农产品和菜蔬的问世减低了对香料的依赖；第三，香料植物种植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推广，如印尼和中国也成了香料大国。尽管印度香料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有所下降，并不能改变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
第六章 走进喀布尔西海岸有座中国城（1）
科钦的中国鱼网
南亚次大陆的西南海岸有一个巴掌大的半岛，它很象次大陆伸出的一只手，招呼着从海上而来的商人。这个地方就是印度喀拉拉邦的科钦。从陆地码头乘坐渡船驶过温品岛（Vypeen Island）后，老远就看到了科钦半岛的古老标志——中国鱼网。。鱼网四角系着四根长木棍上，四根长木的另一端收拢在一起，被固定在一根粗大的长杆上，另一端坠着石头等重物，渔民利用杠杆原理来起降鱼网。每当早上或者黄昏涨潮时，渔民就开始收网，水中的渔网便慢慢浮出了海面，里面跳跃的鱼不多，却总有收获，这种“守株待鱼”的捕鱼方式在这一代流行600多年。 印度西海岸最初吸引我的注意力是这里曾经有一座中国人建造的佛教庙宇。另外，东晋高僧法显也是在这里搭乘商船，返回了中国。法显的天竺之行比玄奘尚早230余年。公元399年，65岁高龄的法显偕同伴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于公元402年进入北印度境内。公元411年，法显完成了取经求法的任务，从科钦附近坐上商人的大舶，循海东归。商船在海上多次遇险，先到达了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晋的苏门答腊岛，一说爪哇岛）。法显在这里住了五个月，又转乘另一条商船向广州进发。不料行程中又遇大风，失去方向的商船随风飘流，竟然漂流到了山东崂山，78岁的法显终于回到了祖国。唐代名僧义净说：“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法）显法师则他辟荒途，（玄）奘法师乃中开正 路。”玄奘来印度取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法显的鼓舞。 为了考察法显在印度西海岸的上船地点，同时也也为了了解玄奘在那里的活动痕迹，我在喀拉拉邦采访之余来到西海岸，寻访古代商船曾经停泊的港口，没想到竟找到了中国古代商人的活动痕迹。我在当地的博物馆里看到了这样一则说明：“公元1341年洪水爆发，中国人从科兰加诺尔 （Crangannore ） 迁居到科钦，并定居于此。大约在公元1350年至1450年，中国人把这种中国鱼网带到了这里……” 科兰加诺尔座落在科钦北部约100公里的地方。科兰加诺尔 （Crangannore ） 最初的地名是“Chingali”或者“Shingali”，在当地语言中是“小中国”的意思。当中国人从科兰加诺尔来到科钦后，中国人把这里称作科钦“Co…Chin”，“Chin”就是印度人对“中国”的称谓。想象一下中国人在科钦创业的场面，再望一眼这风中伫立的中国鱼网，我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第六章 走进喀布尔西海岸有座中国城（2）
科钦的葡萄牙航海家达·伽玛纪念柱
科钦所在的喀拉拉西海岸在古代称为马拉巴（Malabar），是古代重要的通商海岸。来自非洲或者中国的船舶，大多受到季风及航海设备的限制，到了马拉巴后就靠岸交易，只有少数商船继续前往波斯湾的巴士拉港，所以马拉巴沿岸的奎隆（小噶兰）、卡利卡特 （古里） 及科钦 （柯枝） 等都是繁忙的港口。公元1342年旅行到马拉巴海岸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图塔（Ibn Batuta）在游记中有如此描述：“进入卡利刻特及奎隆的中国船队，大偌城市，船上种有药草和生姜。中国高级官员和妻子在船上都拥有自己的房子。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根据史料记载，从中国两汉甚至更早时期开始，中国丝绸、茶叶等就从福建、广东等地的港口装船出发，运到了印度西南部港口进行交易，中国货物然后再转运到埃及、罗马等地。 中国人带来的绸缎、茶叶、青白瓷器都是交易的热门货，印度商人则以胡椒作为交易。根据英国经济历史学家麦迪逊（Maddison）的统计，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印两国的经济贸易，就占了全世界生产毛额一半以上。跟随郑和下西洋三次的通事马欢所着的《瀛涯胜览》不仅对印度香料采集和收购有着深入观察，也准确描述了科钦港口的地位和航行里程：“古里国即西洋大国，从柯枝国港口开船，往西北行三日方到……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胡椒山乡住人置园多种，到十月间，椒熟采摘晒干而卖，自有收椒大户来收，上官库收贮，若有买卖者，官与发卖……”郑和下西洋时曾经在这一带停舶，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船队由27000余人和200多艘船舶组成，可见当时的气势。许多水手和商人留了下来进行贸易。有一位叫曼多达（Mendoza）的历史学家说，西印度曾经有一座中国城，统治者与领主均是中国人。 中国商人与当地的土邦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国商人经常把一些名贵的瓷器赠送给土邦王，这些瓷器成了宫殿里的重要装饰。中国商人与土邦王的良好关系甚至引起了犹太人的嫉妒，他们声称中国人在生产瓷器时曾经在里面加入了牛血，以便引起印度教徒的反感，因为印度教徒黄牛视为印度教湿婆大神的化身。犹太商人的指控并没有影响中国瓷器的地位。由于中国商人几乎都是佛教徒，土邦王还允许他们建造佛教庙（Buddhist Vihar），其中一座中国庙曾经位于现在的桂冠俱乐部（Laurel Club）附近。根据科钦地方志记载，中国庙气势宏大，雕刻有莲花的大理石柱和八角形石座相当精美，庙里还有大理石佛像。中国商人离开科钦后，庙宇被毁，但是佛像被保存了下来。一位叫米尔恩（Milne）的港口工程师在退休后，把那个佛像运到了英国的家乡。那尊佛像曾经见证了中国商人在科钦生活，也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
第六章 走进喀布尔西海岸有座中国城（3）
科钦的圣佛朗西斯教堂建于1503年，是印度最古老的教堂
丝绸之路分为陆地丝路与海上丝路，它们共同成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纽带。海上丝绸之路除了载运丝绸、瓷器和茶叶外，还有大量香料，故又称“海上丝香之路”。由于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海上丝香之路”逐渐被海浪湮灭。除了打捞出的几艘海底沉船外，现代历史和考古学家难以找到能证明其规模的关键性实物证据。我在喀拉拉的采访发现，可以为这条“海上丝香之路”提供一些新的佐证。 从喀拉拉邦首府特里凡得琅来科钦的路上，几乎所有的博物馆都摆放着中国瓷器，景德镇的青白瓷、龙泉窑的青瓷、磁州窑的黑瓷，以及广东和福建等地的青瓷等都能在这里看到，还有不少明清的中国红木家具，特里凡得琅的宫殿博物馆收藏中国古瓷器数量最多、品种也很多。我在沿途还看到了不少中国先人留下的痕迹。在奎龙的古老香料市场上，密密麻麻的店铺夹着中国古代的那种店铺门板，杂货铺里摆着中国式的炒菜锅，当地人就叫它们“中国锅”（Cheena Chatty）。不经意路过一户人家，发现门口摆着一个刻有龙图案的中国咸菜缸。进去后向主人一打听，原来当地人都用一种菜缸淹咸菜，这种菜缸就叫“中国菜缸”（Cheena Bharani）。据说当地的“赛蛇舟”也源于中国的龙舟比赛，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对这里的影响。可以想象得出，当年的科钦应该有不少中国店铺，沿街挂满汉字招牌，作揖问候之声不绝于耳。 听说科钦的犹太教堂保留着精美的中国古瓷砖，我便穿过一条深巷来到了那里。教堂前脸古朴平淡，我脱鞋后轻轻走了进去，穿过走廊就进了白壁红瓦的犹太教堂。这座教堂始建于1568年，现在看到的是18世纪中叶重建后的模样。屋顶垂挂着枝型吊灯，白银和青铜支架固定着喇叭型的玻璃罩，玻璃罩里面是椰油灯。神龛里面摆放着“镇堂之宝”——用金箔装潢的《律法》（ 圣经旧约之首五卷）。最吸引我目光的当然是铺在地面上的中国青花瓷砖。这是18世纪中叶荷兰商人拉哈比（Ezekial Rahabi）为了重建犹太教堂而特意在中国定做的，然后在广州装船后直接运来这里。这意味着自17世纪以后，中国商人已经陆续撤走，只有1000多块青花瓷守侯在这里，青花瓷上的中国塔、湖石、垂柳、花卉、飞鸟……清淡文雅，栩栩如生。由于青花瓷平铺在犹太教堂的中央，也成了游客参观和礼拜的一部分。
第六章 走进喀布尔西海岸有座中国城（4）
科钦的香料
古代科钦不仅有中国人，也还有犹太人。美国学者博士桑迪（Dr。 Zacharias Thundy）在考证后指出，犹太人是在公元1000年来到了科钦经商的。土邦王威尔玛允诺犹太人在这里经商，并把饬令刻在铜盘上，这个铜盘至今保存在科钦古堡的犹太教堂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世界上三个最精于算计的民族——中国人、印度人和犹太人在这里进行贸易。直到现在，还有20多名犹太人生活在科钦，而中国人却早就从喀拉拉邦消失得干干净净。这难免让人有几分惊讶，因为从唐朝开始，特别是从明代以后，中国海商和贫困农民为了海外谋生，大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流亡到世界各地定居，并婚娶繁衍，这也是造成今天海外华侨人数众多的原因之一。中国商人集体从印度西海岸集体消失，不能不说是一个谜。如今的印度华侨和华人主要集中在东海岸的加尔各答，他们的先辈都是在19世纪初期从广东梅县和湖北天门一带迁徙过来的，与西海岸的华人没有任何联系。 中国明朝政府为控制对外贸易和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