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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天马”。 科莫索尔养马场专门为我们组织了驯马表演。那些马匹显得优雅高贵，栗色的毛如同缎子一样柔和明亮。养马场负责人说，这种马叫阿哈尔捷金马，比王室贵族更讲究家庭出身，一匹马是否高贵首先要看他的父母亲在比赛中是否有杰出表现。那些曾经获得过国际赛马金奖的图片悬挂在展览室内，显示出家族的地位。我询问这种马是否就是中国古书上描述的血汗马。他说从未听说过有什么血汗马之类的称呼。我按着古书的描述向这位养马专家解释了一番。对方说，他平生只见过一次肩膀部位流血汗的马，但是这匹马很快就死了，可见血汗马并不是一个品种。中国古书记载，天马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只是中国文人的想象。在历史面前，中国文人从来都不缺乏杜撰和粉饰。
第二章 佛教故里香火稀十字路口上的中亚（4）
中亚广场
从历史回到现代，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战争和各种冲突在中亚上演。这实际上是中亚历史的延续，不值得大惊小怪。与古代人相比，现代人的道德意识和文明程度并没有明显提高，这也就难以阻止战争的爆发。5月10日，我们从铁尔梅兹博物馆来到了乌兹别克斯坦与阿富汗界河上的海拉通大桥，这座铁路和公路运输两用桥全长９２７米，是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的主要通道之一。苏联撤出后，阿富汗爆发了内战，阿富汗也就成了我们的拍摄禁区。 桥上站着苏联士兵，阿姆河在阳光下静静流淌。河那边看不到半个人影，只能听见对岸清真寺里隐隐传来的祷告声。我们只好在这里结束了拍摄，打道回国。不久便听到了苏联解体的消息。其实早在中亚考察时，我们就看到了单一政体对中亚社会的影响，物质极度贫乏，人心涣散，一些共产党员也跑到清真寺里去祈祷。所有城市都是俄罗斯式的方盒子建筑。衬托在这个背景下的是伊斯兰教建筑。时间终于让这两种不同文化的建筑调换了位置，俄罗斯式建筑又成了穆斯林建筑的陪衬。戈尔巴乔夫在1992年12月25日晚宣布辞呈前感叹道：“如果你必须走，你就得走。现在是时候了。”这句话其实是对历史、对人生的最好诠释。 国家解体了，人的身份不同了，看待周围事物的态度也会变化。刚刚独立后的中亚各国，都在小心翼翼地调整国家政策，在对外方面刻意突出自己的民族特征。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他们甚至对境内的文化遗产有了不同说法。德国考古学家德特里希？哈夫博士在1998年来北京时找到了我，问我能否换一个角度再次拍摄中亚各国。这个建议让我心动，但当时的创作环境屡屡证明我不识时务，我只好推辞了。恰在这个时候，听说我台要在印度设立记者站，我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领导也正愁找不到人选。我一提出来，立刻被批准。我也十分兴奋，如同得到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第二章 佛教故里香火稀佛教故里香火稀（1）
北方印度人一直喜欢用小泥碗来喝奶茶，这是几千年的传统
CCTV于2000年5月在印度新德里建立了记者站，由于我此前一直在国内拍摄纪录片，故能很快适应当地人的生活。在最初的一段日子里，我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十分新鲜，其中一些古朴传统的习俗最让我干兴趣。例如在新德里的街头路边小店，顾客们都喜欢用小泥碗喝茶。这种用柴草烧出的赭红色小泥碗，保证了印度奶茶的特有醇香和甘甜。早在释迦牟尼生时代，人们已经大量使用这种泥碗。现在的泥碗碎片，完全可以与当年的泥碗碎片拼凑起来，仿佛它们出自同一个模具。在两千多年的风尘岁月里，古朴的泥碗传承了下来，这些泥碗却再也听不到了佛教徒的诵经声了。 文化同生物一样，也有自己的生命历程。法轮初转的鹿野苑如同佛教的脐带，喂养大了佛教，让佛教作为一种思考方式来到了人间。佛教的清苦修行使得教徒具有了坚毅性格，随着教团的出现，佛教徒开始跋山涉水，以极大的热情四处传教，把佛教传播到了中亚、东亚和东南亚，成了世界性宗教。而印度佛教却好似一根脐带，在完成了历史使命后竟然枯萎了。境外佛教由于吸收了土著文化而依然茁壮茂盛。一些心存感激的佛教徒千里迢迢从日本、韩国和泰国来到印度，在佛教遗址前顶礼膜拜，建造庙宇，似乎要认祖归宗。当地印度人却在一旁好奇地观看，搞不懂他们在这些碎砖烂石面前忙活什么。看到这种情形，我不知道这是印度的悲哀，还是佛教的悲哀。 印度有82％的人口是印度教徒，12％的人是穆斯林，其余为锡克教、基督教、耆纳教人口。1951年印度人口普查时，佛教徒还不到20万人，据说现在有300万人。这些人大部分是没有文化的贫苦农民，他们原本是印度教中的低种姓。印度教的种姓体系是依据宗教上的纯洁程度而排列的，婆罗门在顶端，低种姓在最下层。仅仅在印度独立之初，一些地方的不可接触者还要系上铃铛，当高种姓听到铃声后，就可以回避他们，不可接触者的影子也会对高种姓的眼睛造成污染。随着印度的城市化，城市和郊区的种姓观念已经淡漠下来，但是偏僻乡村里的种姓歧视依然十分严重。唯一逃避低种姓歧视的方式就是皈依没有等级体系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等。与其说这些人要皈依佛门，倒不如说这些人在与印度教决裂时，抓住了佛教这根稻草。对于印度人来说，人总该信仰点什么，不然就难以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第二章 佛教故里香火稀佛教故里香火稀（2）
虔诚的印度教徒
2002年1月，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有2万贱民皈依了佛教，全印度列表种姓组织联合会主席拉姆？拉吉说，“我们（贱民）只能处在印度教的最地层，我们需要拥有与他人一样的权利，我们需要生活在一个没有等级差别的社会里。”这种皈依佛教的仪式很简单，只要高颂新佛教创始人安培德卡尔博士写的誓词，再举一下手，就算成了佛教徒。他们所信仰的佛教已经不是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而是安培德卡尔博士在20世纪30年代演绎的“新佛教”。根据安博士的经典著作《佛陀及其教法》，释迦牟尼离家出走并不是因为看到了人生的 苦难，而是由于释迦族与另一个家族因为水资源产生了纠纷。释迦族内部分裂成了文斗派和武斗派。主张和谈的文斗派代言人释迦牟尼处于下风，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家出走。新佛教也相信因果报应，但是只承认现世报，不承认来世报。特别是新佛教主张贫困者可以为改善自己的卑微地位而起来斗争，这一观点很符合现代人的心理。在宗教方面，印度从来就不缺少创新。 当年的释迦牟尼家族也信仰婆罗门教（印度教），释迦牟尼看到人生无常后，放弃了婆罗门教，创立了“四谛”与“八正道”的佛学思想，用这种思考方法来约束自己，就能离苦得乐，最后进入涅槃境界。释迦牟尼从印度教中吸收了因果报应理论，这就是印度教中的“卡玛”（KARMA） 。在生活或工作中遇到麻烦时，印度人总爱耸一下肩膀说，这是我的“卡玛”，相当于中国人所说的“命该如此”。为了宣扬自己的思想，释迦牟尼四处游说，慢慢组织起了一支教徒队伍，以寺庙为聚会场所，以香火为联络信号，在闭目吟唱中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力量。佛教反抗婆罗门教中的等级制度，以及神创造世界的说法。 从公元1世纪的贵霜王朝以后，释迦牟尼也由一位圣贤被提升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大神，僧人也不必像当年的释迦牟尼那样出门化缘，而是在寺院里等着人们送来的供品。急功近利的人们用捐赠来代替自我修行，用金钱购买今生来世的平安快乐门票。在金银珠宝的重压下，在礼佛拜塔的繁文缛节过程中，佛教失去了活力。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印度教却日益壮大，印度教徒宣称，印度教高于佛教，佛教教主释迦牟尼只是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第九个化身而已。佛教在发展中失去了自己的鲜明特征，再加上向世俗观念的妥协，以及穆斯林军队对寺庙的破坏，导致了佛教徒在印度的衰落。 如今，印度教庙、清真寺、锡克教庙和教堂构成了印度的文化风景线，却难以见到一座象样的佛教寺庙。佛教徒们散布在贫瘠角落，自身的贫困也使他们无力建造自己的佛教庙宇，他们只能在自家的小神龛里，摆上一个佛像默默祈祷。在印度这个宗教大国中，佛教徒真可谓沧海一粟，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这反倒突显了印度教的巨大活力。每天早晨或者黄昏，虔诚的印度教徒对着大神吟唱吠陀颂歌，这些梵文诗篇已经流传了3000多年。中国人大概已经不记得自己的祖先在3000年前说过什么了，即使有人记得，也是书桌上的学问，已经与生活没有多大关系。
第二章 佛教故里香火稀圣城瓦伦纳西没有古迹（1）
恒河景观
瓦伦纳西只能是圣城，因为圣城不需要人间规矩。当朝圣者从四面八方走向瓦伦纳西时，似乎在一点点地丧失记忆，他们不知道是该遵守人间规矩还是神的暗喻。好在朝圣者们都有极强的承受力和适应力，他们在混乱不堪的街道上很快就掌握了八仙过海的本领，只是苦了我这个无神论者。四周的垃圾腥臭扑鼻，讨乞者和麻风病患者让人寸步难行，街道两旁的建筑似乎要倒塌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瓦伦纳西如同一个巨大的蜂窝，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捅落到泥潭中，所有工蜂都因为蜂窝的突然挪位而变得没有目的，也就显得更加忙碌，使得本来就狭小的空间更加拥挤。 瓦那拉西的发音很象“完啦——拉稀”。“旅游瓦伦纳西”的谐音可以是“旅游完啦——拉稀”，很形象地说明圣城的饮食卫生有多差。圣城的空气极其污浊，各种老掉牙的机动车喷着浓烟，三轮摩托更是可以轻而易举地穿过狭窄的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