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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心中又产生了第二个疑惑：如果作者是在故意造假，他已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只有摸着格子板才能勉强写字，花如此可怕的努力造这份假干什么？他难道不知道他所回忆的文化大师遗泽处处，众目睽睽，任何造假都难免暴露？当我与一位前去专访过的记者长谈后作出了一种猜测：作者在长期的孤独中可能在进行着某种自我心理暗示，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臆想，待到双目失明，臆想的世界渐渐强悍，他可能已经分不大清臆想和真实之间的差别。这种情景，我经常在那些曾经有上佳的记忆力和叙述欲望的老人身上看到。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事，一次比一次讲得更具体、更完整，他们每天都在加添，却很难说有造谣的故意。
经常臆想以至真假不分的人，几乎都有程度不同的人格原因。例如他们一般内心孤傲，很难与外界真正沟通却又对外界十分敏感，习惯于猜度和演义，一有触因就超常发挥，在兴奋或气愤中输出臆想。因此，这里包含着心理疾病的成分，尽管他们在其它方面的表现都很正常。
有些职业也会加剧这种症状，例如戏剧编剧的职业就是如此。小说家虽然也虚构，但戏剧编剧需要构想全部情境的具体实现，缺少小说家所把持的自身间离。结果，时间一长，年纪一大，便越来越习惯于用戏剧性的夸张来叙述一件件事情和一个个人物，越来越喜欢用戏剧性的冲突来描绘自己身边并不严重的对立，有意无意地制造出了一个个不愉快的事件。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总是提醒受害者们注意一下他们的职业，予以原谅。这些编剧很多是我的朋友，他们很容易近乎本能地在真实生活中进入似真似假的臆想，但主要不是道德原因。
很多造谣者，是心理疾病和道德疾病的组合体。即便如此，我们也要把两方面分开来看，不要一味寻找恶人而看不到病毒。有些心理疾病，大家都有，轻重而已。说到底，我们与谣言的对峙，也就是与人类根深蒂固的心理隐患的对峙。
群鸦蔽天
不管怎么说，谣言已经制造出来了，我们的观察点，需要从制造业转到传销业上来了。
传播，是谣言生命的实现方式。未经传播的谣言，就像一颗不发芽的种子，一只没翅膀的秃鹫，一捆点不着的乱柴，没有任何意义。严格说来那不叫谣言。
也看见过这样一些人，喜欢说假话却总也传不出去，刚作第一度传播就弹了回来给自己享用，好不丧气。是不是他们智商太低，编造能力太差？也不。历来很多精细而聪明的编造怎么也传不出去，而那些破绽百出的胡言乱语却轰传一时，而且轰传者中不乏聪明人，这是为什么？
在军事或金融上故意散布一些谣言是智力角逐，但这是一种短暂而有明确目的的特殊谣言；在轰传民间的一般谣言中，智慧没有什么地位。传谣是一个不可理喻的话语运动，在很多时候，没有比这个运动更能让人感叹人类群体智能之低下的了。大家似乎中了一种魔法，迷迷瞪瞪地传递着那些过后连自己也吃惊的荒唐消息，从而暴露了自身原先掩盖着的大荒唐。
原来，传谣反映了人们隐隐然的一种需要，在需要面前，分析能力就会大大降低。这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突然闻到了一种食物的香味，只会不由自主地走近前去，不会作什么营养成分分析。
说来难于置信，人们对谣言的需要，首先居然是出于求真的需要。大家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都有或多或少的迷茫，因迷茫而产生不安全感，因不安全感而产生探询的好奇。尤其对那些高出于自己视线的物象，这种心情更其强烈。长久地仰视总是从不平等、不熟悉为前提的，这会产生一种潜在的恼怒，需要寻找另一种视角来透视，这种视角即便在一根并不扎实的悬藤之上，也愿意一哄而起爬上去看个究竟。刘东先生曾在《二十一世纪》上撰文指出：“谣传者何？乃人们为求真而暗辟的信息通道，但其载负之知识却总是因接受主体的私弊而受到虚假的曲解。”我觉得很有道理。刘东先生的这段话，可以进一步用法国学者卡普费雷先生的话来补充：“这个信息必须是人们在等待之中的，它满足人们或是盼望或是恐惧的心理，或符合人们多多少少已意识到的预感。”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哪一些谣言能契合人们的等待，使他们趋之若鹜呢？
我想了一想，觉得主要有三个特点：似显似隐，似爱似恨，似假似真。下分述之。
似显似隐。
这是谣言对人们的第一诱惑。所谓显，是指大家为之瞩目因此也显得比较重要的物象，但它竟然还有那么多隐晦、暧昧的部位，这不能不刺激人们的探询欲望。例如，一位颇有声誉的官员可能产生婚变；一部大家都喜爱的作品可能会遇到著作权的麻烦；一个公认的漂亮姑娘也许发生了丑闻；一项造福于大众的科研项目说不定是一个骗局……这样的谣言只要一露头，就会烈火干柴，立即烟雾腾腾。
这是由显到隐的吸引力。反过来，也可以由隐到显，一个妓女决定了一场战争的胜负；一颗纽扣连接着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身世；一座荒村古庙的地窖里，埋藏着一个已逝政权的大半财富……这样的消息刚刚传出，很多人的判断机制立即就瘫痪了。
美国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总结出一个谣传的公式：
R=I×A
R是Rumour，谣传；I是Important，重要；A是Ambiguous，含糊。这就是说，如果一个谣言所针对的内容，完全不重要或完全不含糊，即任何一方是零，其结果也是零，完全成不了谣传；如果有足够的重要性又有一点含糊暧昧，或者稍稍有点重要却又具有很大的含糊性和暧昧性，都传得起来；如果两头都很充分，谣传就更强大了。当然此间所说的重要是相对的，如前所说，即便一个公司里哪个女职员长得漂亮一点，她在那里也就具有了重要性。含糊也相对，可以是国际谍情，也可以是秋波一闪。
麻烦的是，世间一切重要的人和事，都无不带有隐秘性，即使不是这样，在不重要的族群心目中，他们仍然是隐秘而含糊的。因此，谣传的机制几乎总是生生不息。
似爱似恨。
对于重要而含糊的谣传对象，传播者的心情非常复杂。带着纯粹的仇恨所展开的谣传也是有的，但那是一种特殊的批判方式，与一般的谣传有所不同。一般的谣传大多包含着或多或少艳羡和嫉妒的成分，即便用无稽的故事、鄙视的口气在数落被谣传者的时候，也挟带着某种趋近情态，甚至某种爱意。爱他的权位、名声或外貌，爱得既隐秘又执著。完全参破红尘的无欲之人很难进入谣传系统，也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所爱的一切自己无法享受，又不按自己的心理轨迹运行，于是也就产生恨。谣传，就是爱情之间的徘徊物。能契合人们这种爱恨需要的谣言，就传得起来。
把这种似爱似恨的情绪扩而大之，我们可以看到，谣传其实是反映了人们在社会参与上的欲求和不满足，是人们关心社会、关心他人的一种变态方式。谣传中没有中立者和旁观者，只要竖耳谛听、张口传递，自身的态度和情感也就投注在里面了。因此谣传也就是一群人对社会问题的一种发言，一切关注社会思潮的研究者都不应该忽视。
与现在流行的商品传销相比，谣言的传播不需要考虑作为过程起点的成本和作为过程终点的消费，一个传谣者只顾完成自己的爱情表达而不必顾及来龙和去脉。他是谣传群体的一员却无须依赖谣传群体，因此在被动的表象下有独立的主动性；与商品传销员无法改变商品不同，他还可以在自己的环节上适度改变谣言的内容，所以即便是一次偶然的参与也很能表现出他的内心爱恨，暴露出他的情绪兴奋系统和关注系统。一个谣言广泛流传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被很多人自发的情绪兴奋系统和关注系统选择了。
似假似真。
容易传播的谣言还需要一种似假似真的品相。假的部分，为含糊和暧昧留出了余地，为情绪投入让出了空间；真的部分，为求真的欲望找到了许诺，为进一步传递提供了拐杖。显而易见，其中最值得探究的是真的部分。
谣言中的真，既可以是本质性的，也可以是技术性的。具有本质真实的谣言，即便表现形态再怪诞，历史也不会对它们投之以鄙夷。如果水平较高，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已近乎于文艺创作，只不过文艺创作是坦示自身的假定结构的，取得了人类早已签署的契约，而作为民间谣言则毫无规范可言，有时也会产生诸多的负面效果。至于技术性的真实则正好相反，倒往往是为了掩盖本质上的虚假面层层加添上去的包装。
被真实包装的谣言很具有蛊惑力，原因不言而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件事情的验证从来就不会是全方位的，只可能作“抽样调查”，而且大家也不讲究“抽样”的主动权，只要稍露真相，“抽样”也即完成。因此，一个半真半假的谎言远比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厉害，它不仅容易招来信赖，而且很难遭到辩驳。受到谣言伤害的人批斥谣言的最激烈词句莫过于“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其实这样反而把那个谣言的等级降低了，也反映了受害者最害怕谣言的半真半假状态。如果真是彻头彻尾，那个谣言的力量是有限的。很多谣言被终于揭穿之后，人们总会纳闷当初受害者为何不站出来澄清，除了不正常的政治压力之外，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真假掺半，澄清起来颇费口舌，反而会遭致人们的疑惑。中国人习惯于单向思维，要么纯白，要么纯黑，要么彻底受诬，要么活该受罪，你若要细细剖白加在你头上的谣言中七假三真，听的人早已没有那般耐心、那般同情。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