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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已有定论。据说，不管走到哪儿，他听到最多的声音是：“请停一停，壮士！”直到最后树立在他告别人世的沙丘上的那块纪念木牌，立牌者仍然毫不犹豫地重复了这个古老的称呼：壮士。
临时找来的木牌，一小罐鲜红的油漆，先放在地上，一笔一画写成这个以“壮士”开头的墓碑，然后竖起，大家一起用力，深深地插进沙漠，让沙漠的肌肤接受一次强烈的针灸。在这个拒绝生命的地方，从此有了一个有关生命的标杆。
中国的土地那么大，中国的词汇那么多，大家居然统一得那么准确，可见在文化人格的一些基本概念上，仍存在着稳固的共识。即便粗粗一打量，大家凭着直觉就可判断出眼前这个人的人格定位。壮士，能被素昧平生的远近同胞齐声呼喊的壮士，实在久违了。
华夏的山川河岳本是为壮士们铺展着的。没有壮士的脚步踩踏，它们也真是疲塌多时了。松松垮垮地堆垒着，懒懒散散地流淌着，吵吵嚷嚷地热闹着。突然，如金锤击鼓，如磐石夯土，古老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壮士，他来了。迟到了很多年，又提前了很多年，大地微微一颤，立即精神抖擞，壮士，他来了。
与一般的成功者不同，壮士绝不急功近利，而把生命慷慨地投向一种精神追求。以街市间的惯性目光去看，他们的行为很不符合普通生活的逻辑常规。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就以一种强烈的稀有方式，提醒人类超拔寻常，体验生命，回归本真。他们发觉日常生活更容易使人迷路，因此宁肯向着别处出发。别处，初来乍到却不会迷路，举目无亲却不会孤独，因为只有在别处才能摆脱惯性，摆脱平庸，在生存的边界线上领悟自己是什么。
领悟了自己还应该提醒别人。奥林匹克精神照耀下的各民族健儿的极限性拼搏是一种提醒，而始终无视生死鸿沟的探险壮士更是一种提醒：作为一个人，能达到何等样的强健。强健到超尘脱俗，强健到无牵无挂，强健到无愧于缈缈祖先，茫茫山川。
壮士不必多，也不会多。他们无意叫人追随，却总是让人震动。正如这几天介绍他的电视节目中一位年轻的新疆女司机说的：“我在车上看着这个上海男人的背影，心想，以前自己遇到的困难都不能叫困难了。”于是，这位女司机跳下车来，向他走去，与他同行了很久，很久。
“这个上海男人”——把这样一个称呼与一位视死如归的探险壮士连在一起，让全国都产生了诧异。“上海男人”一度是一个气味怪异的专用名词，影视作品中表现典型的上海男人则需要动用几个特型演员，动作、语气、声音、目光早已雕刻完成。但这个男人确实穿着写有“上海”字样的服装走了一程又一程，把一切远离上海而又在嘲笑上海的男人和女人们都闹糊涂了。上海？多半是冒充的吧？天下什么不好冒充，却去冒充一个上海男人！果然，在谈话录音中，我听到他在讲述这样的苦恼：“一路上很多人都不相信我是上海人，甚至要我说一句上海话作为测试，因为上海话很难冒充。”
对此，我不知道上海人能说什么，只记得纪录片里他与上海电视台的记者在沙漠深处告别，彼此用的是上海话，寥寥一两句，却十分道地，绝非冒充。余音刚刚散尽，背影已飘浮进沙海，不再回归。
不再回归，倒下时却面朝上海。
今天这个展览，是上海人与他的再度见面。他为这座城市增了光，上海人，特别是上海男人，理应来看看他，向他道谢。
一九九六年七月
（本文是为上海举办的《探险壮士余纯顺摄影遗物展览》写的序言，这个展览轰动了整座城市，每天都有数万人参观，人山人海。）
中秋
中秋理应有凉意了，但今年却不，居然热得一百多年所未有。这不能算秋天，而没有一个像样的秋天，整个一年都遗憾。
正这么懊丧着，收到了当天出版的《文汇读书周报》，看见我的忘年之交黄宗江先生有一篇文章在悼念一位今年刚刚亡故的女诗人。女诗人亡故时享年七十八周岁，但宗江先生一开笔就说：“你没见过她，不知道她人有多美，诗有多美。”宗江先生还引了这位女诗人临终前为自己写的一篇讣告，讣告较长，大意是：我有一间小木屋，仿佛是童话里的一朵鲜蘑菇，依附在百年老树上，撑着一把小伞，为我遮挡深冬的寒流仲夏的雨。我在小木屋里追忆、思考，假如人间的善恶爱憎无法分明，我宁愿飘浮在永恒冷寂的太空。
读完这篇自拟的讣告，我立即觉得烦热全消，堕身于一种深秋的诗意里。年迈的女诗人辞世前独住在小木屋里无疑是非常寂寞的，但她竟然寂寞得那么美丽，归去得那么典雅。我随即拿起电话筒，想把这篇讣告当作节日的礼物送给几位朋友，让他们在炎热的中秋分享一份冷凄高远的秋色。
我握着话筒慢悠悠地读着，突然串进来一个国际长途。外国一家著名的华文报社打来的，编辑小姐劈头就说：“余先生，您知道了吗，张爱玲死了。一个人死在美国寓所，好几天了，刚发现，发现在中秋节前夕。我们报纸准备以整版篇幅悼念她，其中安排了对您的电话采访。您知道，她的作品是以上海为根基的，因此请不要推托。发稿时间很紧，您现在就开始讲吧。”我说：“这事来得突然，请让我想一想，半小时后再打来。”
在这半小时，我想了很多。按我的年岁，没有资格悼念她，但我曾亲眼看见，国际舞蹈大师林怀民先生一到上海就激动地宣称：“我来寻找张爱玲的上海”，他的年岁也不大；林青霞也曾乐滋滋地告诉我，她对上海的了解和喜爱，大半来自张爱玲；今年上半年我独自在马来西亚一座座城市间漫游，每个城市的报社都安排了我与当地的读者见面座谈，读者们所提的问题中频频出现张爱玲的名字，这些读者就更年轻了；在国内，大家知道，北京一批刚刚学成归来的文学博士们自发评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张爱玲的名字排在很前面，评选这件事颇多是非，但张爱玲的排列却很少有争议……这一切说明，张爱玲享受着一种超越年岁的热闹，而她居然还悄悄地活着，与这种热闹隔得很远。
在中外文学史上，身前寂寞、身后热闹的故事很多，却很少有张爱玲那样，满世界在为她而热闹，她却躲着，躲得谁也找不到她，连隔壁邻居也不认识她。这种自我放逐、自我埋没式的寂寞，并非外力所迫，而是一种深刻的故意。深刻到什么程度，还需要凭借更多的材料来思索。
想到这里，电话响了。我拿起话筒说了这样一段话：“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颗敏感的灵魂，一种精致的生态，风韵永存。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这些天她的灵魂飘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上海。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我边说边听着电话那头操作电脑的声音，说完又听编辑小姐复诵了一遍。
挂断电话后我想，上海人也许会觉得她死得凄楚，其实这一切都是她自己选择和设定的，她的辞世方式，包括她的衣着姿态。她甚至会嘴角露笑，幽默地设想着拖延几日而终被发现时，朋友们和读者们的神情。她把一切都想过了，冥冥之中又有什么力量在帮助她，使她把这个仪式择定在秋天，又把尾声伸延到中秋节前夕。“我欲乘风归去”，这或许是她最终吟诵的诗句？就像黄宗江先生介绍的那位女诗人一样，自认为是从童话般的小木屋飘浮到永恒的太空去了。
与她们相比，真正可怜的倒是文坛上那种浮浅的得意、琐碎的企盼、无聊的激愤、颓丧的失落。可怜的人们一定还在倒过来可怜她们，在茶余饭后讨论着她们本该如何来改变这种可怜。也许，建议之一，是她们早就应该回归文坛，有一个喜气盈盈的晚年。但是，我们的老太太极有主见，不听这些。她们虽然衰疲却仍然高雅，心中只有两个点：要么小木屋，要么太空。其它地方，她们可以随意看看，却不会停驻。
此间情景，很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要么小木屋，要么大海，其它场所与他无缘。
老太太的小木屋空了，不必在别处寻找，她们只会去了太空。
正这么想着，天却骤然凉了下来，月亮也从浊黄变成冷白，不知名的秋虫长叫一声，像个秋天了。
琉璃
一条用黑色的木板砌成的长长甬道，里里外外全是竹子，杨惠珊女士和张毅先生找了这么一个地方和我见面，我一走进去就觉得飘飘浮浮，神秘得不知身在何处。
他们慢悠悠地告诉我有关琉璃世界的一个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有点不可思议。终于说到，有一次，他们得到一件汉代琉璃，小心翼翼地拂拭掉蒙封千年的泥垢，恭恭敬敬地捧在手上端详，突然，轻轻的喀哒一声，它断裂了。“为什么两千多年都安然无恙，偏偏就在这一刻断裂呢？”他们问得若有所思。
我说，它已等得太久太久，两千多年都在等待两个能够真正懂得它的人出现，然后死在他们手上，死得粉身碎骨。
我这么说，并非幽默。琉璃当然是有生命的，要不然为什么会吸引两位艺术家耗费自己的整个生命去悉心侍候？既然有生命，就必然等待知音、准备死亡，死亡在知音面前。科学家也许会说，它的破碎是因为出现了共振，那么，共振来自何方？来自两位艺术家急剧的心跳、紧张的呼吸，而这，正是知音的征兆。
在我们作这番谈话的时候，我的司机神情本然，一直定睛看着杨惠珊，最后忍不住悄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