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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们，一种比较地道的文化审视态度出现了。这种审视态度，并不仅仅是动用文史知识来诠释景物，也不仅仅是面对景物而浮想联翩，而是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一个充满着无数问号、极有感觉弹性的文化软体，与自然和历史周旋。
在他们的游记中我也发现了一些毛病。我对此略有担忧：这些毛病是不是我早先的一些散文传染给他们的呢？如果是，应该及早由我本人来指出。
我要告诉他们，旅途中的文化感受，不必如此拥挤、如此密集、如此迫不及待地表达出来。让自己的笔多描述一点自然景物本身，就会更大气，走在这样一条奇异的路上，我们的合适身份应该是惊讶而疲倦的跋涉者，而不宜是心思很重的读书人。
我还要告诉其他更多的读者，最有意义的旅游，不是寻找文化，而是冶炼生命。我们要明白，人类的所作所为，比之于茫茫自然界，是小而又小的；人类的几千年文明史，比之于地球的形成、生命的出现，是短而又短的；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环境的理解能力，是弱而又弱的。因此，我们理应更谦虚、更收敛一点。在群峰插天、洪涛卷地的伟大景象前，我们如果不知惊惧、不知沉默，只是一味叽叽喳喳地谈文化，实在有点要不得。如果这算是什么“大散文”，那宁肯不要。
——读《寻找太阳城》
人类两大动作
《华尔街日报》评论布尔斯廷的两部学术著作《发现者》和《创造者》“富有戏剧性”，这倒使我这个戏剧专业出身的人仔细想了一想。
想的结果是，不错，可以看成是戏剧。主角只有一个，人类；全剧只完成了两个动作，发现、创造。
布尔斯廷用如此简洁的方式来提炼世界历史，实在是器宇恢弘。全书史料丰富，大多数史料都包含着人情味极强的情节性，让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读完之后才明白，原来人类的光明面、人类的文明事业，确实都包容在发现和创造这两件事里面了。人类当然也于了不少坏事和丑事，作者不予理会，不是他学历不够，或疏忽大意，而是只想呈现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基本元素，以便把那些非人性的作为比照得琐碎可笑。无地自容。因此，这是一种充满喜乐之情的选择，让每一个读者都能感受到做人的自豪。
这种历史态度，不仅与实证主义史学判然有别，而且也不同于思辨的历史哲学。我猜想布尔斯廷一定受到过年鉴学派整体史学观的积极影响，读他的书总能联想到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的话：“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就像神话中的巨人，他知道只要嗅到了从人类血肉之躯发出的气息，也就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也能想到比利时历史学家佩伦的话：
“如果我是一个古董鉴赏家，我就会把目光盯住那些陈旧的细节不放，但我是一个历史学家，我热爱生活。”
与年鉴学派史学家相比，布尔斯廷有更多的文学气息，所以人们也喜欢把他归人文学派史学家的范畴。这里所说的文学派，当然不是指文笔和想象，而是指对人类抱有更大的慈爱，对历史采取更大的取舍，慈爱和取舍又都不违背历史的本真。以此为基础，再来发挥叙述的情节性和感染力，也就蔚为壮观了。
——读《发现者》、《创造者》
中国人
“中国人”这个称呼，现在大家叫惯了，以为自从地球上有了中国这么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么一种人，就自然而然地叫下来了。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在我记忆中，“中国”这个词在西周就出现了，内涵却一直在变化。秦汉以后，历朝都不以“中国”为国名，但大体上又都以“中国”通称。由于民族众多，战乱频仍，经常出现对峙双方都把自己说成“中国”，把对方说成夷狄的情形，如南北朝和宋金时期都是如此。
这还只是在内部进行着名号上的争夺和调整，真正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概念，只能在国际关系中确定。如果说，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排列体现了时间上的纵向关系；那么，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排列则体现了国际间的横向关系。中国古代，纵向关系远远强于横向关系，因此很难有明晰的、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概念。直到清代，边界吃重，外交突现，“中国”才以一个主权国家的专称出现在外交文书上。
同样的道理，“中国人”这一概念在整体上的明晰化，也应该是在与不同属类的人的较大规模地遭遇之后。使之明晰化的光亮，可能来自于外国人看中国人的目光，也可能来自于中国人在了解外国人之后所作的比较和反思。据我披阅所及，明清时期欧洲来华的几批耶稣会传教士的书简，一七九三年英国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记录，是较早由西方人士探视中国人的书面材料，后来值得注意的便是一些西方人类学家研究中国人体质形貌特征的科学论文了。
我本人对“中国人”这个概念产生震动性的反应，是在翻阅一批美国早期漫画的时候。这批漫画由长期关注美国西部开发史的胡恒坤先生收藏，几年前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漫画是十八、十九世纪美国报刊杂志不可缺少的一种报道形式，因此也就留下了中国人从在美洲立足谋生开始的种种经历。画家是美国人，因此对中国人的体型面貌和生活方式产生强烈的好奇，画得既陌生又夸张。随着美国排华浊浪的掀起，漫画中的中国人形象越来越被严重丑化，丑化成异类，丑化成动物；不仅形象恶劣，而且行为举止也被描写得邪恶不堪。而这，恰恰正是当时许多美国白种人心目中的中国人。这种漫画作为一种形象化的文化判断，既是排华浊浪的结果，又反过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一边翻着那些被画得不忍卒睹却又依稀相识的面容，一边读着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清季中美外交关系简史》和《书中人语》等著作，不能不一再地遥想被唐德刚先生呼唤过的“我先侨的在天之灵”：你们究竟在哪些方面使西方人害怕了、讨厌了？除了洋人的偏见，你们自己也有很多不检点的地方吧？其中哪一些是根深蒂固的，难以改进？你们究竟又在哪些方面与遥远的祖先和今天的我们一脉相承？是啊，我们，我们的血液里有多少是稳定的遗传，今后还会遗传多久？
这就躲不开“中国人”这个隐潜着不少历史感情的概念了。历史感情又与现实思考联结着，因为在世纪之交，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共存和对峙就在眼前，而任何一种文明的基础，都是群体人格。那么，中国人，极其老迈而又受尽欺侮的中国人，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你有没有可能再变得年轻？从漫画走进油画或其他什么画？
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这个问题也被认真而痛切地思考过。但是那些思考往往不是情绪太激烈，就是学理太艰涩。更严重的是参与者太少，明明在讨论中国人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却并无知觉，致使思考从深刻沦为低效。这次世纪之交，至少应该让更多普通的中国人一起投人有关自己的思考了吧？但愿如此。
———读《中国人》丛书
明天的功课
读这样的书，我又变成了一个学生，不断地为自己的空缺而惶恐。
并没有老师在催逼，事情的紧迫性在于：其一，这些学问早已不仅仅是科技知识，而分明是一种谁也躲不开的文明形态，自以为在从事文明工作的人焉能讳避？其二，这种文明形态已经大规模地出现在眼前，而且扩展的速度极其惊人，过不了多久必成八方包围之势，时不我待。由此我常常想起上一个世纪下半叶，无论是我家乡的浙东学派还是我妻子家乡的桐城学派都还余绪未尽，蕴藏着不少深厚的学人，但由于他们中很多人拒绝新世纪的文明冲激，终于孤寂潦倒，烟消云散。
当然，任何时期的文化都会留存它永恒的一面，但这个部分不会很大，我们千万不能对自己已懂和已做的一切给予过高的期许，以为可以进人永恒的层面。很多劳作，连“过眼烟云”也说不上，因为烟云总有不少人看见，而有些劳作除了作者自己，根本没有其他人“过眼”。我们的文化讨论常常以既存的文化范型和学者范型做坐标，说了千百个应该不应该，其实许多公认的应该，也由于时代的高速发展而变成低效和无效的文化陈迹，由应该而沦为不应该。那些争执，风声雨声，你来我往，都在做昨天的文章，真不如省下一点精力放在学习上，认真准备一点明天的功课。
作者尼格洛·庞帝是第一流的未来学家，是自己研究领域内的权威，以这样的身份来写入门性的普及读物有点让人诧异。其实，这样做，既可保证一门新学科在人门当口上的初始准确性和结构弹性，也可显现这门新学科在本质上的普及性。因而，大权威在谦恭地“礼贤下士”之时，正表现出他最傲然的学科自信。
——读《数字化生存》
文化陌生人
在国内几个重要的文物拍卖会上，他毫无表情地坐在一角，泥土色的便衫清瘦的脸，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他，却又能引起最有经验的拍卖对手的警惕。果然，在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紧张时刻，他缓缓地举起了手。第二天报纸报道，某件重要文物被一位不知名的人拿下了。这位不知名的人用一张旧报纸包了文物，放进一个手提的旧布包，选一条最不引人注意的通道，慢悠悠地离去。不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