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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之”。八国联军进犯那年逃到西安后，光绪帝经常“画成一龟，于背上写上项城（指袁世凯）姓名，粘之壁间，以小竹弓向之射击，既复取下剪碎之，令作片片蝴蝶飞”，“几以此为常课”。再者，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五年多时间里，野心勃勃，做下令载沣等满清王公贵族忌疑之事。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又身兼参预政务大臣等八项要职，志满意得，锋芒毕露，尤其在摸清慈禧太后已决意变革的底牌后，各项新政事事率先倡办，增练新军，创办巡警，整饬吏治，提倡实业，广兴教育，以至当时清廷革创之政，几乎全出于他之手。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政绩赫然。
特别值得玩味的是，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不久，就吹响了废除封建科举制度的号角。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二日（1903年3月10日），他与张之洞联衔，奏请递减科举员额，“专注学校一途”。指出“致治必赖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二日（1905年8月31日），袁世凯再次领衔上折，建议立即停止科举，推广学校。清廷同意其奏请，谕令自丙午科起，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中国一千二百年来以科名选拔官员的制度，终于在袁世凯振臂一呼之后敲上棺钉。袁世凯二试不中，是科场失意者；张之洞系殿试探花，是科场佼佼者。科举坟墓由袁世凯、张之洞之辈联手挖掘，实在耐人寻味。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1907年9月4日），慈禧太后调袁世凯担任外务部尚书，命他进入时有五人组成的军机大臣核心班子。袁世凯在政坛的得志，令载沣等满洲亲贵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
袁世凯在回籍疾奔的黄尘中回首京城，自然百感交集。岁月如烟，他记得十五岁那年，第一次随叔父到京读书，一心想从青灯黄卷中博得紫袍玉带，可是两度应试，都名落孙山，京城将他拒之门外，他只好另辟蹊径杀入官场。从那时到如今，一下逝去三十多年，眼看着过去想求的东西都得到了，过去不敢想的东西也得到了，终于进入权力核心层，爬上万人仰慕的高位，只要再往上蹿一蹿，几乎可以摘到月亮、够着太阳。可谁能料到，在这王朝末年，在最高权力更迭之际，宫廷权力逐角的狂飙竟会将他一下掀翻。然而惊魂甫定，他就冷冷地笑了。远眺着飞尘中愈来愈小的皇城，袁世凯暗忖：我会回来的，这个王朝已经少不得我袁某人了！
袁世凯带着两个姨太太，在河南辉县住了两个月，继而携全家迁居彰德城北门外的洹上村，住进早年购置、高大院墙周围筑有多个森严炮楼、题由慈禧太后手书“养寿”二字的乡村宅院。从此，袁世凯吟诗垂钓，一副闲云野鹤情调，好像真的看破红尘，决意属意田舍村野了。其实，他一刻也没放弃控制权力鸢子的线，设在家中的电报房整天嘀嘀嗒嗒响个不停，他的银子还源源不断地往掌握朝政大权的庆亲王府里送，农工商部参丞、长子袁克定和属僚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杨士琦等人的秘密情报还在悄然往这“养寿”园里飞，他的书信仍不断联络达官贵人、亲友故旧，他那双眼睛天天观察着风起云涌的天下局势。袁世凯隐逸恬淡的背后，仍是权欲熏心，他紧紧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到了节日和生日，他的北洋旧部，冯国璋、段祺瑞、张勋、段芝贵、赵秉钧、阮忠枢、杨士琦、梁士诒、杨度等人，都会成为“养寿”园里的座上客。北洋新军，这一进可攻、退可防的利器，是他耗费半生心血打造而成的，他到哪儿都不会撒手。先辈的经验告诉他必须这么做。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翌年进京陛见，西太后问他：“汝到直隶，何事为急？”曾国藩不假思索地答道：“遵旨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后，继承曾氏的衣钵，也“以练兵为当务之急”。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时，进士出身、时任直隶按察使的杨士骧向他献计：“曾文正首创湘军，其后能发扬光大者有两人，一为左湘阴（宗棠），一为李合肥（鸿章）。湘阴言大而不务实，故新回平定后，迁徙调革，即不能掌握兵柄，致纵横十八省之湘军，几成告朔饩羊，仅剩有一名词矣。合肥较能掌握淮军，频年多故，遂尚能维持因应于一时。今公继起，如能竭其全力，扩训新军，以掌握新军到底，则朝局重心，隐隐‘望岱’矣。”袁世凯听了频频点头，深以为然。他对人说：“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个半人，张幼樵（佩纶）、徐菊人（世昌）、杨莲府（士骧）算三个全人，张季直（謇）算半个而已。”杨士骧此后深受袁世凯倚重，一路保荐他升任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代袁接任直隶总督。一个人官能做得多大、能走得多远，往往取决于他掌控军队的质量，这是曾国藩、李鸿章的经验，也是他袁世凯的体悟。因此，袁世凯当上直隶总督后，把编练新军当做第一要务，说：“筹饷练兵，固期多多益善。”他将所练新军改称“北洋常备军”。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计划全部告成。为培养具有现代军事知识的军官，培训听从他调遣的将牟，袁世凯建立各种军事学堂。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02年6月），在保定建立行营将牟学堂；次年，开办陆军小学堂、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开办步兵、军医、马医、经理、军械、测绘各科，培养军事专业人才。他在小站兴办电讯学堂；在大沽筹建宪兵学堂；在保定成立军官学堂；在天津开办讲武堂和学兵营各一所。此外，他还从武卫右军学堂毕业生中遴选五十余人，派赴日本陆军学堂深造。北洋六镇新军编练告成，使袁世凯拥有一支八九万之众的近代化军队，成为大清国最强大的封建军阀。北洋六镇除第一镇外，其他五镇均由其当年小站所辖的嫡系将领统率。袁世凯所办军事学堂还向各地新军输送军官，使袁世凯的根系伸向全国，影响日益扩大。以致“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袁世凯因此成为清廷的重要决策人物。北洋是他的政治本钱。这些本钱无论如何他都会小心翼翼揣在怀里。退隐洹上村后，他牢牢控制着北洋军，仍是北洋集团公认的无冕之王。
乱中取胜（16）
高冕
袁世凯在“养寿”园里韬光养晦，偶尔稍不留神，会露出猫一样锋利的爪子。他在《登楼》诗中写道：“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他在另一首诗中还写道：“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甲兵，钓翁眼底小王侯。”他自信，伸张意志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宣统二年三月（1910年4月），日俄加紧侵略中国东北和蒙古，以庆亲王奕为首的朝廷大员，再次呼吁载沣起用袁世凯，让他出任东三省总督。同年下半年，唐绍仪借口外交棘手，请求起用袁世凯。朝廷内外要求起用袁世凯之声不绝于耳。但载沣深知，请袁出山就是引狼入室，他对请袁出山的喧嚣充耳不闻。宣统三年二月（1911年3月），袁世凯昔日部属曹倜赴洹上村拜访老上司，议论时局时说：“今朝政日非，大乱将至，前论平乱人才，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诸公相继逝世，只存宫保一人，倘再不出山，危机迫于眉睫矣！”这番话意在催促老上司赶紧出山，设法平息即将出现的天下大乱的国家民族危机。袁世凯听了，不紧不慢地说：“如大局不糜烂，起用决不及予；果糜烂矣，即出山恐亦不易收拾也。”曹倜听了大惊，不料退隐于村野旮旯的老上司对局势看得这么深透。
曹倜可能并不深知老上司肚里那几根蛔虫。老上司时刻都盼望东山再起的那个时刻，盼望着天下大乱、大局糜烂那一日的到来，只有到了政局不可收拾之时，他袁某人才可能乘乱而起，捞到他想要的全部东西。
备受心灵煎熬的洹上村“养寿”园退隐生活，一下就是两年多。农历辛亥年，也即宣统三年八月二十日（1911年10月11日），是袁世凯五十二周岁生日。这一日，洹上村“养寿”园宾客满座、觥筹交错，一片祝寿庆贺之声。正宴饮间，突然传来武昌起义的消息，众人“相顾失色”，袁世凯立即命人撤去酒宴，停止唱戏。众人议论纷纷，大多认为革命党人像以往历次起义那样，不过昙花一现，难以成功。袁世凯边听人议论，边锁眉思索。想着想着，紧锁的双眉舒展开来，不禁捋髯一笑。天下大乱、时局糜烂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有位部属问他有何高见，他说“此乱非洪杨可比”，决不可等闲视之。谈笑之间，意气风发，大有扶倾定危舍我其谁之概。
武昌起义枪声一响，清廷举朝惶乱。摄政王载沣忙令陆军大臣荫昌亲率陆军两镇开赴武昌，并饬海军提督萨镇冰率军舰会同长江水师前往增援。荫昌虽是名声赫赫的赴德留学生，但从未上过战场闻过硝烟，没有任何实战经验，而且开赴前线的都是北洋旧部，这些将弁心目中惟有袁世凯，根本不听他指挥调遣。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奕是个贪婪成性、财迷心窍、才具平庸的家伙，他的心早被袁世凯动辄数十万两的银子收买了，协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与袁关系至深，这三个实权派将武昌兵变当做向载沣施压、再次请袁出山的好机会，异口同声地对载沣说，非袁不可收拾这次变乱。载沣仍然不听，还对口气特硬的那桐大发脾气。那桐遂提出告老还乡，奕也不上朝议事。此时前线军情十分火急，一个又一个带着损兵折将、丢城失地坏消息的奏折雪片般飞来，载沣不知如何应付，只好将奕、那桐请来重新计议。奕坚持说：“此种非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