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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不久，维维安就急不可待地问他：“现在，该对考吉尔怎么办？”显然他不能用过多的话去回答维维安那种不合时宜的问话，但他可以让他去找别的接近权力中心的人去说。当然，要他自己去与局长摊牌是不切实际的，他怕局长就象怕考吉尔一样。不过还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局长的耳目，或许局长还得听听他们的意见。
这些人中最合适的是局长的首席参谋官。当菲尔比刚加入秘密情报局时，他在海军科工作，为海军部处理涉及海外方面的情报。被局长任命为首席参谋官后，他的办公室就设在局长的办公室的对面。首席参谋官头脑清醒，具有在官场混乱的局面中保持有条不紊的非凡能力。他是菲尔比所遇到的最有勇气、最具责任心的男子汉之一。他经常带病工作，在他的办公桌面前总是放着一排装满稀奇古怪的药瓶子。
菲尔比认为，要是首席参谋官把脑子用在反谍报部门的长远发展上，他就很快会看出，秘密情报局反间谍科科长同军情五处老是作对这种局面是不行的。在战争的压力下，短时期内还可以容忍；但要让这种局面无限期地延长到和平时期，那绝对行不通。如果让首席参谋官知道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会对这件事施加压力。所以，当
十大超级间谍系列：间谍王子菲尔比（下）
当菲尔比正忙于招兵买马时，维维安跟他说，简·阿切尔已经腾出空来了。维维安认为，加上阿切尔，第九科里就圆满了。 菲尔比一听到这话就感到又腻味又吃惊，特别是因为他找不到什么象样的理由来加以拒绝时更是如此。 菲尔比清楚地知道，阿切尔是迄今为止军情五处所使用过的最有才干的情报官员。她把她精明的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对共严党在各方面的活动的研究上，她是处理这方面事务的著名专家。
1937年叛逃到西方的苏联红军情报局的官员克里维茨将军就是她审问的。她从克里维茨那里得到一个引人注目的情报，说苏联情报机关已把一名年轻的英国记者在内战时期派到了西班牙。毫无疑问，那位年轻的英国记者就是菲尔比。菲尔比避她都唯恐来之不及，而现在正是她来到了他们中间。 幸好，对菲尔比来说阿切尔是个称心如意的女人。她性格倔强、讲话严厉、富有幽默感，这使菲尔比大为高兴。他感到他们在一起还算不错，不然的话，她会成为一个很凶恶的敌人。但他对阿切尔从来不敢掉以轻心。
为了使阿切尔整天都把时间花在事务上，他让她负责处理科里当时所能搞到的共产党活动方面最可靠的情报，其中包括大量有关东欧民族解放运动的电报，从中可以看出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的实情，表明共产党人及其盟友在反纳粹斗争中有着何等的干劲和献身精神。 在科里的干部和房子配备齐全之后，菲尔比就开始做真正的情报工作。经过学习有关共产主义的基本知识，他们通过研究共产党报刊和监听共产党国家广播所得的公开资料来掌握他们现实活动的情况。同时也通过监视苏联和东欧的外交人员以及当地的共产党员和窃听大使馆的方法来获取情报。他的情报人员曾用在英国共产党总部安装窃听器的简单办法获取了英共的内部情况，但此事的效果与本意适得其反。窃听取得的证据一再表明，这个党正全力以赴地为作战效力，以致那些仇共透顶的人也找不到合法的理由来镇压它。
在菲尔比任职期间，没有一项针对苏联情报机关的预谋行动产生过效果，而这对菲尔比来说并非好事。就他的工作而言，一方面要保护苏联人的利益，一方面还得在英国人面前进行很好的掩饰，成就太少对这种掩饰是极为不利的。幸运的是有时候会从天上掉下些“馅饼”——苏联情报机关的叛逃者来，正是由于对这些“馅饼”的亲自审核，使菲尔比感到如坐针毡。
6．6化险为夷
在菲尔比担任新合并的第五科负责人之后，伏尔科夫案件发生了。这个案件不仅本身很有趣，而且它差点断送了菲尔比的远大前程。
这个案子开始于1945年8月，大约1个月以后结束。对菲尔比来说，那是他最难忘的一个夏天，因为它使他有机会第一次到罗马、雅典、伊斯坦布尔去观光，而且由于担心可能受到这个案子的牵联；又使得他对伊斯坦布尔的兴趣受到了影响。为了伏尔科夫案件的问题，他得去土耳其，这件事对他来说将是九死一生的事。
在8月的一个早晨；他还没在办公室坐稳，局长就把他叫了去，递过一扎文件给他看。文件的第一页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简函，要求部里注意所附材料并给予指示。
那些附件是英国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内传阅过的一些记录稿，里面所讲的是这样一回事：苏联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有一位名叫康斯坦钉伏尔科夫的副领事曾向英国总领事馆副领事佩奇先生提出，要求允许他和他妻子到英国政治避难。他说他名义上是个副领事，实际上则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他的妻子为此感到精神很紧张。佩奇认为伏尔科夫本人并不很坚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伏尔科夫答应详细揭露他曾为之工作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的情况，并详细提供苏联在国外工作的间谍网和情报员的材料。他特别声称，他知道在英国工作的三个苏联情报人员的真实姓名：两个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另一个是英国伦敦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
在提出了自己的货单之后，他强烈要求不能用电报向伦敦报告他的事情，因为苏联人已破译了英国的各种密码。附件的其它部分则没有什么重要性，只不过是大使馆里一些人的随便评论，有的甚至是无稽之谈。对以后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大使馆按照伏尔科夫的要求，用邮袋把材料安全而缓慢地寄回了伦敦。因此，在伏尔科夫同佩奇接洽后一个星期，只有能真正评定材料重要性的重要人物才能看到这份材料。 毫无疑问，菲尔比也在所谓的重要人物之列，但当他看到这份材料时思想上不免一惊：外交部有两位苏联情报人员；另一位是伦敦反间谍机关的负责人！为了使思想平静下来，他有意目不转睛地盯着文件。他放弃了指出要当心伏尔科夫是在挑拨离间的提法，因为那种提法在眼前没什么用处，日后说不定还会危害他自己。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大胆正视现实。 然后，他对局长说：“我们遇到了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希望有点时间来进行一下深入的研究，根据进一步的情况；提出适当的行动措施。”
局长同意了他的意见，要他第二天一早就向他报告，同时还严格限制只许他自己保管这些材料。 菲尔比把材料带回自己的办公室，并告诉他的秘书除非局长亲自召见，否则不许打搅他。他很想一个人独自呆一会儿，他那“希望有点时间来进行一下深入的研究”的要求实在是另有所指。 菲尔比相当有把握的是，秘密情报局还从来没有听到过付尔科夫的事。可能是为了提高他的身价，伏尔科夫才用这种含糊的词句编造他的货单，有意不提供可直接调查的线索。这使菲尔比信心倍增。当然，他必须要考虑到其它许多情况。对他来说，首先最重要的是时间问题。由于伏尔科夫反对用电报联系，案子过了10天才转到他的手里，这太慢了。他认为伏尔科夫的担心太过分了：由于他们的密码是一次性的，只要使用得法，应该是万无一失的，何况他们的密码制度也很严。可是如果伏尔科夫希望这样做的话，他也无可奈何。
还有其他一系列问题需要他立即考虑。局长竟坚持要他本人来办理这样棘手的案子，但是一旦外交部做出决定之后，所有的行动都会交给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的人去做。他不可能用缓慢的邮袋来指导他们每天、每小时的行动。要是那样的话，他掌握不住案情，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他越想越觉得有必要亲自到伊斯坦布尔去布置一下他将向局长提出的行动。行动本身很简单，只是去见见伏尔科夫，让他和他的妻子住到他们在伊斯垣布尔的一个秘密去处。然后不管能不能得到土耳其人的许可；都要把伏尔科夫偷带到埃及的英国占领区去。当他把材料锁进私人保险柜而离开百老汇时，他已决定他要向局长提出的主要建议是：让局长指派他到伊斯坦布尔现场去接着搞这个案子。当天晚上他工作得很晚，好象是紧急应付临时额外增加的功课一样。
第二天早上他向局长报告说，他们档案里虽然有好几个叫伏尔科夫的人，但其中没有一个与伊斯坦布尔的那个人的情况相似。他一再说，据他的看法，这个案子可能很重要。在谈到利用邮袋联系太耽误时间时，他有些犹豫不决地说：“应该把案情向一个人详细交代清楚，派他到现场去负责处理这个案子。”
“我自己也正是这样想的。”局长回答说。 菲尔比刚产生了一些希望，但这一小点希望随即又破灭了。 局长说他头天晚上在俱乐部里碰见了军情五处驻开罗负责远东地区保安情报事务的道格拉斯·罗伯茨准将。罗伯茨说他回国的假期就要满了。局长对这个人的印象很好，他对菲尔比说他打算要求军情五处处长直接把罗伯茨派到伊斯坦市尔去负责伏尔科夫案对局长的这项提议，菲尔比是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了。虽然他对罗伯茨的能力评价并不高，但他有一切名义上的资格来担任这项工作：他是一个有资历的军官；他的准将制服无疑会使伏尔科夫敬畏；他了解这个地区的情况，并同土耳其的秘密机构合作过；尤其是他能操一口流利的俄语，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有利条件。
在失望之余，菲尔比还同局长全面研究了这个案子的其它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他们的行动计划还要得到外交部同意的问题。
当他告别时，局长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