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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望之余，菲尔比还同局长全面研究了这个案子的其它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他们的行动计划还要得到外交部同意的问题。
当他告别时，局长要他当天下午等着他，因为上午他还要去找局里外交部的那位官员和罗伯茨两人。 在午休期间，菲尔比一直在为昨晚局长同罗伯茨相遇而抱怨自己的坏运气。没有办法，只好静观事态的发展了。回到百老汇时，他发现局长正在等着召见他。局长似乎是一筹莫展，刚见面就谈起了他的想法。刚听局长一开口，菲尔比就知道他曾强烈咒骂过的运气已完全转而对他有利了：虽然罗伯茨无疑象别人一样勇敢，但他似乎有克服不了的毛病，就是怕坐飞机，他已经安排好下周初从利物浦乘客轮回去，甚至局长和外交部的官员都没办法使他改变计划。所以，菲尔比与局长的谈话只好又从早上谈过的情况谈起。 菲尔比原希望慢慢地把局长要谈的话题引导到使自己提出让他乘飞机去伊斯坦布尔上面，但罗伯茨的岔子使他采取了直截了当的行动。他说：“鉴于准将的缺陷，我只好建议由我替代他去。
因为我要向我的副手交代重要的工作并不需要多长的时间，只要把必要的出入境手续办妥就可以动身。” 局长欣然同意了他的意见。接着，他们一起到外交部要了一封给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的介绍信，要他提供一切方便，帮助完成任务。 从在百老汇等待伊斯坦布尔签发的证件到登上经开罗飞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共拖延了整整3天时间，在此期间，菲尔比除准备了一些备用密码外，更多的精力是用来考虑他未来在伊斯坦布尔的工作。 在飞机上，他身旁坐的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没有人来打搅他，正便于他思考。他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有一个令他迷惑不解的问题是：为什么英国大使馆、外交部、局长和军情五处都对伏尔科夫怕用电报联系这件事产生那样奇怪的反应？他们表现奇怪的地方在于没有用电报联系伏尔科夫的事，理由是事属绝密，且电报联系不可靠，但也有不少算作“绝密”性质的情报通过电报通讯在光天化日之下悠然地进行着！如果相信伏尔科夫的警告，那么应该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电报联系都是有危险的；如果不相信，就应该指示伊斯坦布尔情报站的人立即采取必要的行动。然而结果却是伏尔科夫提供的秘密耽误了两三个星期，对他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外交部已答应由佩奇帮助菲尔几何伏尔科夫重新建立联系，并安排见面。同伏尔科夫见面时，将由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作陪同和翻译。这位使馆秘书曾在莫斯科工作过多年，俄语水平是绝对没问题的。对菲尔比来说，关键的问题是由于使馆秘书在场，如伏尔科夫果真滔滔不绝地讲出在英国政府机构中苏联情报人员的姓名时，使馆秘书将会大吃一惊。菲尔比要做的事是设法使使馆秘书不要吃惊。但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 菲尔比认为，显然没有什么有把握的办法存在。但他确信，如果处理得当，他还是有一线希望的。他决定首先做的是稳住使馆秘书相信他的职权范围受到极严格的限制，他没权同伏尔科夫详谈他的情报；如果在伏尔科夫安全到达英国领土之前过早地揭发那肯走是危险的，而他到伊斯坦布尔的任务就是要用一切办法阻止伏尔科夫谈这方面的情况，把他弄到安全的地方去，然后再由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来审问他。如果伏尔科夫真露出什么惊人情报来，菲尔比则想暗示伏尔科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奸细，并警告如果在他们还没能对情报真实性作出评价之前就把它散布出去是极为不幸的，以期这样能把使馆秘书这位门外汉唬祝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由于遇上了雷暴雨，飞机不能正常飞行，菲尔比第三天后才到达他的目的地；又由于英国外交部和秘密情报局互相拆台，又过了三天，菲尔比才开始讨论伏尔科夫的事情。 那天晚上，菲尔比同英国秘密情报局伊斯坦布尔情报站负责人麦克雷详细地讨论了进行这次行动的计划。他们交换了偷偷带走伏尔科夫的好几个方案：有的需要土耳其人的配合；有的不需要，最后没有确定下来。看来很清楚，在同伏尔科夫谈话之前，很难决定哪个方案最好，主要还得看他自己的情况和具体条件——他的工作时间和他能自由活动的程度等等。菲尔比决定，第一步是要同伏尔科夫取得联系。
显然，他们最理想的联系媒介是总领事馆的佩奇，因为伏尔科夫最先是因他联系的。于是；第二天清早麦克雷就把佩奇请到他的办公室，由菲尔比详细地向他作了必要的说明，希望他当天下午某个时候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替菲尔比约伏尔科夫会面。菲尔比之所以选择下午，是因为他还要有些时间给使馆秘书作一番“说明” 。接着，他们研究了好几个可以见面的地方，但最后选定的是一个最省事最安全的地方——佩奇的办公室。因为佩奇同伏尔科夫有日常的领事事务来往，最自然的办法当然是由他请伏尔科夫到他的办公室来谈谈。最后，当佩奇拿起话筒时，开战的时刻终于到来。 佩奇给苏联总领事馆打电话找伏尔科夫，回话的是一个男人模模糊糊的声音。 菲尔比虽搞不清他断断续续他说了些什么，但他从佩奇那迷惑的面部表情知道准是出了什么事。佩奇挂断电话，向菲尔比摇了摇头。
“他不能来吗？”菲尔比问。
“真怪，真是想不到的怪事，”佩奇回答说：“我找的是伏尔科夫，来接电话的人说他就是伏尔科夫。但他哪里是伏尔科夫呀！我对他的声音很熟悉，我已经同他谈过几十次话了。” 佩奇又试挂了一次，但这次是由接线员来接的。“她说他不在”佩奇气愤地说，“一分钟前她还替我给他接过线呢！” 他们面面相觑，三人谁也说不出话来。最后还是菲尔比开了口：“可能是苏联总领事馆出了什么事，最好明天我们再试着碰一下运气。”他开始强烈地感到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发生了重大事情。当天下午，他只好自己给局长写一份简短的密码报告来打发时间。” 第二天上午，菲尔比、麦克雷和佩奇再次见面，由佩奇给苏联总领事馆挂电话。刚听到电话机里一个妇女微弱的声音，随即使是一声很尖锐的咔哒声，佩奇呆呆地望着手里没有声响的话筒说：“你是怎么搞的，我要的是伏尔科夫。”“伏尔科夫在莫斯科。”接线女郎说。接着便是一阵混乱和“砰”的一声，电话挂断了。佩奇仍不甘心，决心非把此事搞个水落石出不可，他毅然亲自去找苏联人。不到一个小时，他就从英国领事馆回来了，样子显得迷惑、气愤和沮丧。 “真糟糕”，他向菲尔比汇报说，“在那个病人院里我什么也没打听到。居然没有人听说过伏尔科夫！”
听到这个情况，只有菲尔比清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案子已彻底了结了。他对此确信无疑。 在回国途中，菲尔比草拟了一份给局长的报告，把这次任务的失败归咎于那“该死的邮袋联系”。
6．7死去活来
菲尔比以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一等秘书的身份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土耳其站站长，两年后他接到伦敦的指示；要他到美国去任职，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在美国的最高负责人，具体任务是“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进行联络，办理由截收电报引起的种种案子”。 这项命令对菲尔比充满极大的诱惑力，他可以因此仔细地看情美国情报机构的情况。但是，临行前反间谍方面的情况介绍和指示也使他深感不安，这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反间谍老手跟他谈的，其中谈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英美联合对苏联在美国情报活动进行的调查发现多起美国重要机构的泄密事件，大部分都是苏联人干的，其中最重大的一起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1944年和1945年的泄密。菲尔比把外交部的有关名单核查一遍后，对于谁是英国大使馆的泄密者已有所知，这使他的不安得到了一些缓和。 到美国后，菲尔比知道，联邦调查局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结果是一大堆废纸。他们的调查工作集中在大使馆的一些非外交人员的职工身上，截至当时为止，还没有发现牵涉到任何一个外交官，更别说职位相当高的外交官了。
菲尔比把与泄密事件有关的外交部人员名单一排列，就知道谁是真正的泄密者了。与此有关的人员有4人，其中最后一人是麦克莱恩。他是菲尔比在30年代结识的，但自那以后一直没有见过面，而现在他已是英国外交部美国处的处长了。毫无疑问，所谓的泄密者就是他。而与此同时，有关泄密者的几十份报告仍陆陆续续地给菲尔比送来，其中大量的是查问大使馆打杂仆人的没完没了的情况报告。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涉及使馆官员的调查就要到来。 菲尔比在华盛顿城外接头时跟他的朋友们商量搭救麦克莱恩的办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在罗网罩上麦克莱恩之前就把他救出去，但是他最好是尽可能长久地留在他的岗位上，不到必要时不采取行动。 正当华盛顿围绕英国大使馆泄密案调查日趋紧张时，盖伊·伯吉斯从伦敦调到华盛顿任使馆二等秘书，这使菲尔比大为吃惊，伯吉斯是他剑桥时的好友，从那时，他们俩人的事业就缠在一起了。菲尔比把伯吉斯作为可征慕对象推荐给了苏联情报机关，而伯吉斯后来则以帮助菲尔比顺利进入英国秘密情报局作为回报。俩人曾在秘密情报局一起共过事，他们之间的交往是人所共知的。看来，谁要是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就会露出一些不利的线索来。菲尔比认为，伯吉斯来得很不是时候。
伯吉斯到华盛顿没多久，就后悔不该到美国来。不是由于他受到了调查的牵连，而是他的脾气和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