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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黛莉和那位银行家太太站在我们左手边远处的女士开球区，所以现在只有我和那个银行家在一起。“该你了，马提。”他说。
我站上开球的位置，摆好了球。这将是我今天最重要的一击，我得好好打这一球。我回想着我的教练在上高尔夫课程时对我说的话。“把球对准你的左肩放好，头部保持瞄球姿势，把球杆慢慢向后拉高，不要打弯左手肘，直挥向球。”我把球放在对齐我右肩的地方，抬起头，把球杆胡乱向后举，打弯左手，然后猛力地挥向小白球。
咻地一声，我抬头一看，球飞进了树林里。好极了！打得好！“哇，真糟！”那个银行家说：“你能把球找到就算幸运了，马提。要我和你一起去找这颗球吗？”
“不，不，不用麻烦了。我想我知道那颗球飞到哪里去了。而且如果我真的找不到的话，只要再拿一颗球出来就好了，像我这种烂技术再多加两杆也没什么差别。”
我钻进树林里，躲在一棵树后面，拿出行动电话，拨了考林斯的电话号码。“汤米，轧平那五十口，现在就卖掉。”
我在那笔交易上赚了六万美元。没有人比我更聪明的了，至少兰迪斯就看得出来。“马提，”他说：“你知道吗？你真是一个不寻常的人。”
“寻常？”我说，“谁会想当一个寻常的人呢？医生，你得知道，从我五岁开始就一直想要与众不同，出人头地。心里想的只有前进、前进、前进。我是一个操盘手。没有任何一个操盘手是平凡无奇的。如果我想当一个平凡人，当初就会把钱放在指数基金里，然后安安稳稳地继续当我的证券分析师。全身上下我惟一希望能正常的东西就只有我的体温。
“马提，你就像一个酗酒成性的酒鬼一样。你已经对你的肾上腺素上瘾了。交易这项行为使你情绪亢奋而且精神狂乱，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拒绝这种感觉的诱惑。而你也因此变得筋疲力尽、情绪低潮，就好像是宿醉一样。你感到相当沮丧且情绪低落，而惟一能够让你从这种感觉中恢复过来的就是再度进场交易，这种恶性循环就这样一直下去，直到你病倒为止。你得要找出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才行。”
心理治疗师就好像矫正器一样。而这正是在接下来六个月中和兰迪斯努力的目标。我一直在尝试错误，直到我开始看出什么是我真正想要的。当我躺在手术台上为自己的生命而病魔奋战时，我就和自己约定，只要能够活着离开医院，以后就会花比较少的时间从事交易，并且花更多时间来陪陪奥黛莉和孩子们。
远离纽约
我现在已经拥有足够的金钱，而且我相信，只要我需要更多，随时可以从市场上赚到。这是上天给我的天赋。我知道如何在每天早上起床后，保持清楚的头脑，然后从市场里赚取二万、四万或八万美元。就算我在操作基金方面没有赢过波奇那又怎么样？我可以在别的地方击败他。在我从鬼门关走过一回、失去一个孩子，和奥黛莉一同面对乳癌的威胁后，该是我停止在外面和人一较长短，而开始享受人生乐趣的时候了。我决定要在人生的最高点时急流涌退。
但是下一步该怎么走呢？我得离开纽约。兰迪斯是对的，我已经对交易这件事完全上瘾，不可自拔了。如果我还留在纽约，保持原来的生活型态，继续和那些老朋友来往的话，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走回头路，继续沈溺在和波奇那种人竞争的状态里。除此之外，我对纽约那寒冷而灰暗的天气也感到厌倦，希望能够到一个温暖而风光明媚的地方去。我决定要把自己从谷底拯救出来，我要把全家搬到佛罗里达。
要改变我的生活型态，并且完全切断和纽约之间的关连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奥黛莉和孩子们都不想搬家。他们这一辈子都在纽约这个大都市中，对佛罗里达能有什么了解？佛罗里达是一个最适合退休人士居住的地方，而我才四十八岁而已。其实我心里也有一大半的成分是不想去的。搬家对我来说是一个大麻烦，我得把公寓卖掉，把公司和办公室也搬走，搬运塞满了十二个房间的家具，买一个新房子，重新装潢，在房子没弄好以前我没有固定的地方可以交易，我得再买几部新车，替孩子们找学校，办保险，开新的银行户头，还有其他几百样数不清的事要办。而且我真的很想念纽约，那些美术馆、博物馆、我那幢海滨别墅、华尔街的市场脉动、“内线”史基尼以及其他的老朋友们。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纽约，如果我出门想叫部计程车，当老天帮忙且不下雨时，或许可以叫到一部，否则就得等上一辈子的时间才叫得到。除此之外纽约市也充满了噪音、垃圾，随时有人会挡住你的路向你借个火，每个街角随处可见要饭的乞丐，警车的笛声整天在街上呼啸而过，而且除了砖块和柏油路之外你几乎看不到别的东西。砖块和柏油路，那就是纽约的代表性景观。
在一九九三年六月，我们卖掉了公寓，正式搬到佛罗里达，那里安静而且清洁。那里的驾驶人总是谦让有礼，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已经八十多岁的关系吧。在那里没有拦路的抢匪，没有满街的乞丐，没有水泥丛林，没有垃圾，放眼望去都是穿着轻松服装的老先生、老太太以及翠绿的棕榈树和湛蓝的海水。我没有办法适应这样的环境。奥黛莉有一幢新房子可以忙，孩子们有新的学校和新的朋友要适应，而我则搬进了一间明亮、干净，而且可以*'望大海的新办公室里，放下所有的窗帘，看着荧幕，继续打电话给芝加哥交易所里的汤米·考林斯。
这看起来好像不太对劲。我打电话给兰迪斯：“大夫，我这么大费周章，结果好像只是让我自己从纽约那个黑漆漆的办公室，搬到佛罗里达的另一个黑漆漆的新办公室而已嘛！”
兰迪斯给了我另一个心理治疗师的电话，他想这或许能给我一些帮助。我和这位新的佛罗里达医生约了个时间见面。经过几次门诊后，他对我说：“马提，你太严肃了，你的太太也很严肃，而你们也把孩子们教得愈来愈严肃了。你们现在是在佛罗里达。去打打高尔夫，到海边坐坐，读本书，放松一下吧！”
“我们当然很严肃，”我说：“人生本来就是严肃的。你知道，你可能赢也可能输，但是赢比输可要好得多了。你得取得胜利，才付得起钱找个心理治疗师来修理你。”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都在付钱、付钱、再付钱给心理医师来发掘我内心深处的问题。我从这当中发现到一个人没有办法在一天中同时当一个好儿子、好兄弟、好丈夫、好父亲，而且还同时当一个好操盘手。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而且希望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但是要照我的方法来从事交易的话，每天就得花十四个钟头在工作上。随着我年纪愈来愈大，我开始试着要用一些取巧的方法，例如找个助手来帮我画技术图、打专线电话，或是和结算公司查对我的部位，可惜这些取巧的方法都没有用。我拟定计划，建立了一个理想中的机制，并且调整它试图使它臻于完美，可是到头来我反而受制于它。
我也曾经试着把目标订得低一点，玩得更小一点，或者在身为操盘手之外也试着当一当投资人。我也参加了一支由一群靠养老金过日子的律师们所组成的软式棒球队。我每周至少花两个下午在高尔夫球场上，有时也会跑到海滩上，躺在椅子里看着海浪潮来潮往。常常，我会怀疑这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是不是做了正确的决定？然后我会想起二月时分曼哈顿寒冷的天气，以及当年为了和那些家伙一较长短而付出了什么代价，我知道离开纽约的决定是正确的。
天生操盘手
当“内线”史基尼参加了丹·多尔夫曼（Dan Dorfman）的婚礼回来后，他打了个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在那场婚礼中遇到了波奇。“这家伙的体重一定超过三百五十磅，”史基尼说：“他把那肥胖的身躯‘放’在一张自助餐台旁，根本连动都没办法动一下。其他的客人都得勉强从他身旁挤过去夹取食物。而他所能谈论的只有一堆接收、购并、融资购并，和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的案子，以及他如何从这些案子里赚到大钱，简直嚣张到了极点。多尔夫曼真怕波奇会被人在背后用枪轰出个大洞，然后惨叫着倒卧在现场。”史基尼说的是一个听来熟悉的老故事。
就在同一天，我早上刚和儿子打了一场高尔夫，中午和母亲享用了一顿午餐，下午和女儿一起去游泳，然后和我太太共进烛光晚餐。我压根儿没想到过交易这回事儿。嗯，或许这只是个特别的个案吧？从这个观点来说，或许我已经击败波奇了。如果我还继续操作我的基金并且留在纽约的话，我就会在那场婚礼中坐在他的身旁，因为每一个市场上的高手都会参加多尔夫曼的婚礼。想想和波奇一起吃饭，还得听他胡说八道，会是多么令人不愉快的一件事。
不过，虽然我尽了一切努力，还是沈迷在交易中。大约在一年多之前，当其他人个个都赚钱的时候，我正处在一连串的亏损中，情绪恶劣低潮到了极点。我当时确信自己是对的，市场是错的，但一如往常，市场根本不买我的账。我在佛罗里达的心理治疗师告诉我一定要冷静下来，并且至少完全停止交易一个星期。我同意了，但就在下一次门诊之前，我看到市场好像快要出现我已经等了好几个月的走势。我打电话给考林斯，买进了四十口史坦普指数期货契约，并且告诉他在市场反转时马上通知我。我把那支平常打高尔夫时随身揣带的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