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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备的。刘歆经过调查，得知这些本子有的来自民间的进献，有的来自考古发现，其中的一些，已经由先朝学者与今
文典籍作过比较。刘歆来了兴趣，他开始校勘，最后，他相信这些古文的文本要比今文的文本可靠得多，于是他提出将
古文也立为学官。在与博士官们辩论之后，刘歆失败了，因为他太幼稚了，仅仅将经学看成了一个学术问题。帝国已经
有这么多人靠经学吃饭，不能再容忍别人来抢饭碗了。再则，古文的文本尚未得到全部系统地整理，研究和传授系统没
有确立，古文又为秦李斯统一小篆前的六国书体，识者寥寥。更重要的是，帝国确立经学的目的，本不专为学术，而是
树立帝国的政教大纲，因此，经典的文本是否与圣人接近是一回事，而对经典的解释、宣传和活学活用则是更重要的事。
帝国所立学官，皆有一套能够指导现实政治之术，甚至以《禹贡》治理黄河，以《洪范》察知天变，以《春秋》判决案
件，以《诗三百》当作谏书。这种庸俗化的应用，在帝国拨乱反正、创设文教的过程中，却极具生命力。而古文经典，
则缺乏这种功能。
可是刘歆还是把一个麻烦给惹下了。
世祖光武皇帝光复汉室以来，今文经学的门派分得更细，争斗也愈烈，但作为官学，它的思想渐渐不能适应朝政与
社会结构的变化，开始僵化。一些士大夫在民间整理和传授古文经，解释古文经，甚至编出了识别和解释古文经的字典。
这个学派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不太注重从经典中发挥出实用的微言大义，而是注重学术化的考订文献、训诂章
句。二是更加复古，特别注重发掘经典中属于周代封建宗法和礼乐文化的内涵。这一点具有特别的价值，因为本朝中央
皇室的权力渐趋薄弱，而士大夫往往靠着世世传习经学而充当帝国公卿；同时，他们还靠着宗法制度聚族而居，组织起
一种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庄园经济，形成左右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世族或者豪强。在他们的心目中，现实中的帝国君
主和郡县制统一国家的地位，渐渐让给了儒学的理想和宗族门第。征辟和察举的途径，也受他们的影响。因此，门第道
德、名节、博学，就成了他们的标榜。从这个意义上讲，党锢事件，尽管是大是大非之争，也未尝不暗含了一点中央皇
权和地方士族势力之间争斗的意味。而大汉消亡后至隋唐间三百多年的历史，正是士族统治天下的时代，此间，古文经
学却被立为学官。总之，古文经学到这个时候，似乎开始适应起时代的需要了。
世祖皇帝本人出身士族，他有喜好古文经的倾向。肃宗孝明皇帝同样如此。因此，自世祖皇帝朝，就有人要求立古
文经为学官。不过，他们都遭到了刘歆的下场。孝章皇帝朝曾以扶植微学的名义，诏选天下高材生进京学习古文经。但
古文经未能争得学官。学术会议在本朝也开了好几次，最著名的一次是孝章皇帝建初四年（79）的白虎观经学大会。今
古文的重要派别都有代表参加，争吵的结果，仍以今文为主流，但古文经的一些内容也被吸收。今古文经学各自内部的
相互分歧，使得经典的文本更加复杂。本朝的太学生员大大超过前朝，他们都希望考试的经文符合自己学派的文本。加
之他们不太愿意专守一家之说，兼通并学，因而在试卷中杂引诸家的观点。因此，帝国不得不组织人力校订厘正经文。
蔡邕他们的校勘，已是第四次大规模的行动了。
其实，蔡邕和卢植等同事们都通古文，但作为官方经学的定本，他们仍决定用今文经典作底本。他们一起给天子上
书，要求公布定本，天子欣然同意了。这时，中官李巡对天子说：有的博士为了弟子在试场中争高下，竟然贿赂皇家的
写经手，改动官本简册上的文字，吻合于他们的私家传本。这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由蔡议郎亲
自用隶书写定经文，刊刻于石碑之上，立于太学。
这一年的三月，四十八块高一丈、宽四尺，正反面都刻有文字的石经矗立在太学讲堂前的东侧。计有《周易》、《
尚书》、《鲁诗》、《仪礼》、《春秋》五经及《春秋公羊传》、《论语》。蔡议郎一手好字，端庄浑厚中不乏清逸之
气。一时间，京师和从外地赶来观看、摹写的人众，络绎不绝，车马相继，填塞街陌。
蔡邕觉得，重新强调帝国的学术和礼乐制度，可能会再次树立帝国的威望，引导天子把握国家的大体，认识国家的
大政，或者，会保存帝国最有价值的东西。也许，大汉帝国这朵绚丽的花已经凋谢了，但这朵花结下的种子，却已经成
活、生长、壮大，成为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那就是合理的文教制度。今后可能会有无数个帝国相继出现，但只不过是
这棵大树上的花开花落罢了。
石经的树立，给蔡邕带来了一点信心。熹平六年（177 ），他又向天子建议恢复久已荒废的郊祀上天的祭典和在辟
雍举行尊慰老人、宣扬孝道的礼仪。这些，都得到了天子的认可和兑现。
天子的想法和蔡议郎大不相同。事实上，他喜欢各种典礼，因为从小，他就视各种朝仪为游戏。在蔡邕等大臣的指
导下，他举行了国家的几个大典。可他还不过瘾，马上自作主张，大加发挥。这一发挥，使得蔡议郎大失所望。
天子喜欢辞赋，这是大汉帝国特有的文学体裁，当初孝武皇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大人赋》，飘飘然有凌云之志。辞
赋的字句铺排骈丽，读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令人如痴如醉，回肠荡气。可蔡议郎却教天子一套什么辞赋为小技、道
德是根本；辞赋的修辞技巧是末节、以文载道方为鹄的的大道理，让天子感到生厌，或者说，让天子无法理解。天子欣
赏自己的才华，可蔡议郎他们却不以为然。这帮士大夫一天到晚就是经学经学，道貌岸然，面目可憎。于是，一个异想
天开的主意在天子的脑子里冒了出来。他马上找来侍中祭酒乐松和贾护，让他们召集天下善写辞赋以及能写奇字、缪书、
鸟鱼虫书等美术字的人，待制鸿都门下，建立了一座鸿都门学。和太学不同的是，这所新学府专门研讨辞赋和书法，俨
然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文学艺术学院，天子充当了这所学院的院长，将自己花了好大精力撰写的一部长达五十章，以上古
史为题材的鸿篇巨赋《羲皇篇》当作学院的教材。这下子开了帝国学术的先例，学界哗然。本朝的士大夫以经学为立身
之本，又以经学为帝国政教之本。可帝国的天子却立了一所以文学弄臣和俳优们组成的帝国学府，这实在是有悖大体。
可他们不明白，天子在这里找到了自我的位置。乐松和贾护本为文学侍臣，出身平民，以他们的名望绝对召不来名士级
的人物。于是，几十个无行趋势、擅长雕虫小技之徒成了鸿都门学院的生员，每天向天子形容讲述闾里市井那些东家长
西家短的事情，夸赞天子的辞章，卖弄辞藻和艺技。天子居于深宫，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新鲜和满足。他给了这些人丰厚
的赏赐，待之以不次之位。
蔡邕多次谏罢鸿都门学，天子的脸色不好看。作为帝国文化的维护者，蔡议郎感到帝国最后的一块圣地也被玷污了。
这年夏天，那位曾经给大将军窦武写信的涿郡布衣、现任帝国政府秘书长的卢植尚书，在东观编纂《后汉记》的闲
暇之中，将老友蔡邕叫到一边，对他说：“阁下可认识阳球？”
这个名字，让蔡议郎出了一身的冷汗。
“阁下提起此人，莫非有什么见教？”
“卢某知道，此人是阁下叔父大人的对头。前几天朝廷罢免一批在地方施行严刑苛法和贪污横暴的官吏，阳球被控
告，逮捕至京。可天子却以他任九江太守时讨伐山贼有功，特加赦免，并拜为议郎。阁下应多加提防。”
阳球属于严刑苛法的酷吏，与贪污无涉，因为他为官清廉，也有政绩才干，但性情严厉，睚眦必报。此人出身渔阳
泉州的大族，又娶中常侍程璜之女为二房，少习弓马，善于击剑，酷爱申不害、韩非子的法家学说；以孝廉被举入仕，
任尚书侍郎，精于朝廷法律和制度，所写奏章，为尚书台的样板。出任高唐令时，曾因执法过于严酷而被朝廷收捕，后
被赦免。九江山蛮造反，朝廷以卢尚书出任太守，用怀柔之策，山蛮宾服。可卢尚书不久生病辞官，阳球接任，设了圈
套，将山蛮殄灭殆尽。当然，阳球更明白山蛮造反的原因，是帝国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和残酷压迫，于是，他又杀了不
少奸吏。接着出任渔阳国相国，搞得郡中豪强权贵屏声息气。本朝以德治为本，故而像阳球这样的酷吏尽管整肃了社会
秩序，但口碑总是不佳。作为一个出了名的酷吏，阳球刻薄的性格和他所崇尚的以峻法理国的思想既相一致又相矛盾。
他对法律的无比执著，基于他刚猛狭隘的个性力量，他从来就没有畏惧过任何权势。但这一力量又使得他常常将法律当
成宣泄个人意志的手段：置人于死地而后快；或者，公报私仇，甚至犯法。他最初的声名来自于他对法律的公然对抗。
当时，有郡吏污辱阳球的母亲，少年的阳球纠合了十来个小兄弟，把那个郡吏家中杀了个鸡犬不留。
阳球和蔡议郎叔父蔡质有过节，这个过节完全出于个人的恩怨。可事情无独有偶，阳球还与蔡议郎的对头、大鸿胪
刘郃相善。现在这个酷吏来到了京师，对此事一定不会甘心。因此，卢尚书及时地将消息通报给老朋友。
可是，蔡议郎是个文人，他能有什么办法？只是出身冷汗，日日小心提防罢了。
不久，朝廷又拜阳球为将作大匠，掌管帝国的重要工程和器械制造。继而又拜尚书令。
次年二月，天子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