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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美、法两国科学家准备运用最先进的电脑分析仪来探测它绘制过程的奥秘。当时尚处在原始部落社会的印第安人不可能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绘制这幅令人惊讶不已的圣女像。那只有一种解释：这幅圣女像是否是地外文明的杰作呢？此谜的揭开尚待严谨的科学家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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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9429
Title ：我为什么喜欢读书
Author ：阿巴斯·马哈茂德·阿
Issue ： 总第 183期
Provenance ：世界散文精华
Date ：
Nation ：埃及
Translator ：伊宏译
当把这个问题提给一位从事写作的人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会这样说：“我喜欢读书是因为我喜欢写作！”
但实际上那个读书仅仅为了写作的人，不过是一个“邮差”，或者一个尾巴主义作家，而非真正地道的作家。如果在他之前没有别的作家，那就绝对不会有他这位作家；如果在他之前没有一位说过什么的人，那他也就不会有什么东西能说给读者听。
不，我决不是为了写什么才阅读，也不是为了增加估计中的年岁。我爱读书只是因为在这个世界我只有一个生命，而一个生命对我来说是不够的，一个生命不能把我心中的全部动因都激发起来。
阅读——而不是别的，可以给我比一个人的生命更多的生命，因为它从生命的深处增加了生命，尽管它并不能在岁限上延长它。
你的思想是一个思想。
你的感觉是一个感觉。
你的想象是一个想象——如果你限制了自己的想象的话。
但是，你若借助你的思想与另一个思想相会，借助你的感觉与另一种感觉相会，那么，事情就不止于此了：你的思想变成了两个思想，或者，你的感觉变成了两种感觉，你的想象变成了两个想象。
决不仅仅如此！由于这一相会，你的思想变成了数百个有力度、有深度、有广度的思想。
一个思想是一条被分开的小溪。
但许多相会在一起的思想，则是融汇全部溪流的大海。这二者的区别，正如广阔的天际和汹涌的波涛同狭窄的堤岸和有限的轻波之间的区别。
很多问题，也许表面上或标题上有所不同，但你若将其归到这个本源上来，那最遥远的也像最切近的了。
例如，昆虫的天性和宗教哲学有什么关系呢？
宗教哲学与一首抒情诗和一首讽刺诗有什么关系呢？
这首诗或那首诗与一段复兴史或一场革命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人的生平与一个民族的历史有什么关系呢？
从表面上看，许多事情风马牛不相及。
但实际上它们都是一种生命的物质，都是从一眼泉中涌出的溪流，还要归回到那里去。
昆虫的天性是对生命初始的一种研究。
宗教哲学是对生命永恒的一种研究。
抒情诗或讽刺诗，是一个人的生命在爱情和报复时的两块燃烧的木炭。民族的复兴或革命，是千百万人心中生命波涛的汹涌澎湃。伟大的个人的生平，是一个生命在其他生命的展示。
所有这些都在同一个大海中相会。它们把我们从溪涧引向浩瀚的大海。
在我阅读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寻求这一切，也不知道这一爱好是从这一愿望中产生出来的。
但是我喜欢阅读了。我从我们所读的东西中发现了这一广泛的联系。由于这一联系，阅读有关一只蝴蝶的书和阅读有关麦阿里※和莎士比亚的书这二者是彼此接近的。
我不喜欢书，因为我是生活中的一个隐修者。
但我又喜欢书，因为一个生命对我来说是不够的。一个人尽管可以吃，但他决不可能吃下比一个胃的容纳量还要多的食物；尽管可以穿，但他决不可能穿比人体所能穿的还要多的衣服；尽管他可以行走，但他不可能同时在两个地方落脚。然而，当他的思想、感情、想象增长时，他就能把许多生命集于一身，就能成倍地扩充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想象，正如彼此交换的那种爱情的成倍增长，亦如两面镜子间叠映出的那张像那样层出不穷。□
※阿布—阿拉·麦阿里（973—1057），阿拉伯阿拔斯朝著名哲理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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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9430
Title ：逢场作戏的悲哀
Author ：丁东
Issue ： 总第 183期
Provenance ：书屋
Date ：1996。4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考察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郭沫若是一个典型。郭老去世时，宣传中曾给予他与鲁迅并肩的美誉。现在看，这样的评价已经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郭沫若与鲁迅为人为文差别甚大。我无意全面评价郭老，只想通过他治学的某些失误谈一点感想。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天下没有完人，鲁迅也有失误。但有人的失误在治学的范围，有人的失误在做人的范围。有的是因做人的失误而引起治学的失误。在这方面，郭沫若与鲁迅显然是不一样的。
本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中度过的，除“文革”那一场运动对郭老有所伤害以外，郭沫若一直充当革命动力。一方面，他率先对诸如胡适派、胡风集团、右派分子等革命对象声讨、批判；一方面，他又写了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文章。那些白纸黑字，已经很难经受历史的检验。有些明显的过头话，甚至成为笑柄，比如王元化就谈到郭沫若有一篇《红旗跃过汀江》的文章：“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王元化评论道：“这话又说得何其肉麻！”的确如此。
我无意嘲笑郭老。明眼人一看即知，郭老晚年表面上地位显赫，实际上并无尊严。否则，年轻时曾经呼唤凤凰在烈火中再生，到暮年何必如此阿谀？
再说郭老晚年治学的两次失误。
一是专著《李白与杜甫》。且不说用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理论研究李杜是否牵强，就说此书对二位诗人态度的反差，一个是不遗余力地褒，一个是挖空心思地贬，凡有几分修养的读者看了都不舒服。原因也很容易推测，毛泽东偏爱唐代三李的诗，于是郭老自然要褒李。褒李倒也罢了，李白毕竟是中华文学的巨匠。问题在于，褒李何必非得贬杜？郭老以学术投权力之所好，做得也太过了！今天看来，学术无论如何是不应如此仰人鼻息的。
二是考古学论文《〈曼坎尔诗笺〉试探》。郭老对于中国文学的流变不可谓不内行，但在这份伪造的唐诗上，竟有当代的简体字。这种破绽本来是很容易识别的。无奈诗笺如能考订为唐代少数民族诗人所作，实在太能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了。郭老当时到底是无力辨别真伪，还是无意辨别真伪呢？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学者都被搞得晕头转向。郭老未能免俗，倒也不足为怪，况且几次险些大火烧身，不可过分苛责。
近读余英时所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12月初版），才知道郭老治学上的实用态度还可上溯到40年代，余书中收入一篇50年代所写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文章逐段比较了钱穆30年代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和郭沫若40年代所著《十批判书》之有关部分，说明“《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严重，但抄袭的痕迹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余英时认为，“本来《十批判书》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批判》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对先秦诸子进行了全面的考订。因此《十批判书》作者本可以坦坦荡荡地明引《系年》，承认自己的解释是部分地根据钱先生的考证。这样做完全无损于《批判》的价值——如果真有价值的话。但他不此之图，竟出之以攘窃，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郭沫若与钱穆历史观不同，郭对钱的研究成果，或肯定，或否定，或反其意而用之，均无不可。问题在于，一边袭用对方的成果而不宣，一边又蔑称对方“实在是薄弱得可笑”，这就有悖于起码的学术道德了。近年中国学界强调重建学术规范，要点之一就是先说明所论专题前人有什么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再谈自己的独到发现。这些规则于郭老来说，本属ABC，小儿科，是无须讨论的常识。但不知是政治需要先于学术规范，还是浪漫性格使然，郭老连这点规矩都不讲究了。此种失误，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找不到的。
就学术本身而论，郭沫若几十年尝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建立中国史学框架，现在已经证明有许多根本点站不住脚。顾准70年代就点出：“中国的历史学家闭着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的《奴隶时代》、李亚农的《史论》，觉得他们实在可怜。”郭沫若等史学家依据马克思对欧洲社会发展史的理论框架提出中国古代史分期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