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史分期问题，为此论证、争鸣了几十年，形成了六派以上学说，郭的观点占得上风，进入了中小学教科书。但今天学术界已经弄清，马克思本人压根儿就没有把东方国家放在这个框架之中，而专有“亚细亚的”范畴，是斯大林取消了“亚细亚的”范畴，把人类历史简单化了。因而所谓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问题本来是个假问题。顾准说郭沫若“可怜”，但与前述三例相比，这一问题上的失误就不算最丢人的了。
郭老生前一直是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身居科学、艺术两界首席，他的治学方式、创作方式和做人方式对中国知识界都起着表率作用。在此期间，中国知识界的整体状况令人汗颜之处颇多。其主要责任自然不在郭老。但从郭老身上，后来的知识分子就不应总结出一些教训么？
需要说明的是，以郭沫若的学问和聪明，他对自己的尴尬处境不是没有自省。9年前有过一篇题为《无花果》的报告文学，里面记述了郭沫若生前与陈明远的一番对话。郭沫若对陈明远说：“做人有两种，一种叫逢场作戏，那样，很快就能成功。另一种，叫自然流露。也很容易倒霉，甚至毁掉。我的诗，最早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自然流露。譬如我写《女神》，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靠写诗混稿费，更没有想到，要靠写诗去争地位。那时候，我在日本留学，时常穷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好在有几个好朋友，田汉、郁达夫，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天。我写的《女神》里面，有不少是和田汉交往过程中写出来的，陆续寄给了在上海的宗白华。宗白华是个好编辑，是他把《女神》发表了出来。由此，我就成了名。北伐开始之后，我的地位渐渐高了，就免不了学会逢场作戏了。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谈话，是有什么谈什么，我不会作戏。可是一转眼，我跟别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这是很悲哀的。凡是逢场作戏的人，写出来的东西，都会遭到后人的嘲笑。”他在1963年5月5日给陈明远的信中也说：“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从小就敢对我说真话，所以我深深地喜欢你，爱你。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景应制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这是他的自知之明，郭老毕竟是史学家，明之视今，如同今之视昔。所以，他连后人对他的耻笑都预料到了。郭沫若这段话，实在是研究他心态底蕴的重要线索。
他在与陈明远通信中，还吐露过不少真言。
比如写于1963年11月16日的信中说：“来信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我跟你有同感。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你的文章，是否先放在我处保存起来，不要急于发表。凡事要先冷静地看一看再说。有时候，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可能招来不必要的麻烦。”陈明远当时22岁。他给郭的信里说了什么我无从知道，但可以推测，议论的是大跃进一类国事。郭老对他一是认同他的看法，二是替他担心。须知，大跃进中，郭曾与周扬合编《红旗歌谣》，也算为之添柴加薪。但他真实的看法，竟与彭德怀相近！
写于1965年9月20日的信中说：“在我看来，批评有每个人的自由。你说得很对：一切都要实事求是，对于别人要实事求是，对自己更必须始终要实事求是！但你太年轻，太天真，目前你把世界上的事物看得过于单纯了。现在哪里谈得上开诚布公。两面三刀、落井下石，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甚至不惜卖友求荣者，大有人在。我看不必和那些无聊无耻的文人去纠缠了。因此，我劝你千万不要去写什么反驳文章，那不是什么‘学术讨论’，你千万不要上当！”把学术讨论搞成知识分子箕豆相煎，几乎成为当时学术界的通例。在多次所谓的“学术讨论”、“引蛇出洞”中，郭老唱的都是红脸。不看这一番私语，会以为他真是像胜利的将军一样洋洋自得。其实，他心里并不以为然！
1965年12月22日的信说：“我早已有意辞去一切职务，告老还乡，上个月我满73周岁了。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在世的日子，所剩无几了。回顾这一生，真是惭愧！诗歌、戏剧、小说、历史、考古、翻译……什么都搞了一些，什么都没有搞到家。好像十个手指伸开按跳蚤，结果一个都没能抓着。建国以后，行政事务缠身，大小会议，送往迎来，耗费了许多精力。近年来总是觉得疲倦……我说过早已厌于应酬、只求清静的话，指的是不乐意与那帮无聊之辈交往。至于你，什么时候来我都欢迎。我的房门永远对你是敞开着的。”这封信写于“文革”前夕，郭老还未受冲击，心境却已十分悲凉。
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郭沫若只对陈明远一个人口吐真言？我想，原因应当从两 方面找。在郭老方面，高处不胜寒，周围有公务关系的，很难成为交心者。他要是真在周围营造一个说真话的气氛，早就殃及自身了。郭老自己也知道他穿的是“皇帝的新衣”，而别人不管是出于需要，还是碍于无知，都争着夸他的衣服漂亮。只有陈明远，从孩提时代就与他相识，进入青年，有了批判能力，仍然童言无忌，敢于揭出真相。郭沫若也是人，虚伪的氛围他也感到窒息。于是，陈明远这个忘年之交，成了他呼吸新鲜空气的唯一窗口。
自古以来，文人由士而仕，都难免以出让自我为代价。明代海瑞就说：“一仕于人，则制于人，制于人则不得以自由。制于人而望于人者，惟禄焉。”郭老的悲剧在于：他不是没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无力自拔。“文革”中，其子被抓，危在旦夕。于立群让他在当晚的宴会上向周恩来求救，他竟未能发一言。不几日儿子便命归黄泉。他内心世界其实极为痛苦，性格中软弱的一面，又加剧着这种痛苦。给陈明远的那些信，不过是内心世界的巨大冰山露出了一个尖顶。但其余部分，也许永远无法浮出海面。
知道自己逢场作戏，又不得不逢场作戏；知道逢场作戏会遭到后人嘲笑，又无法不让自己被后人嘲笑。随波逐流，随遇而安，放弃自我，迎合时尚。郭老内心的这种苦味，极为耐人深思。巴金晚年有《随想录》问世，真话公开说出，灵魂可以稍安。郭老临终也没有公开道出真话，不知灵魂可得安宁否？□
����
Number ： 9431
Title ：中国面积有多大
Author ：竹范
Issue ： 总第 183期
Provenance ：科技潮
Date ：1996。6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中国的国土面积有多大？答案似乎是清楚的，人人都可脱口而出，而且确信无疑。
1949年9月21日，一代巨人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以震撼五洲的湖南口音，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就是在这篇载入史册的光辉文献中，一句“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成了中国国土总面积的第一次公开宣布。之后，从呀呀学语的幼童到鹤发童颜的寿星，都在沿袭这一说法。教科书是这样写的，广播影视中是这样说的。几十年如一日，人们已经习惯这样的“常识”：960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国土总面积；中国的国土总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
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和数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失误。其实960万平方公里仅仅是中国的陆上国土面积。而一个国家的领土不仅包括陆地、河流、湖泊和内海，还应包括领海及其大陆架。
1949年之后的20多年中，在缺乏实测数据的情况下，我国大陆的海岸线长度一直沿用“1。2万公里”这样一个数据。那么，中国大陆的海岸线究竟有多长？197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把寻找这个答案的任务下达给海军。经过数年的实际测量，答案找到了——18000公里，这一令人振奋的新数据从1975年6月7日开始被正式采用。
海岸线一下子长出了6000多公里，也就是说原来使用的数据误差之大超过了1/3。那么，同样是在缺乏精确测算的情况下粗略统计出的国土总面积，会不会也存在令人大惊失色的误差呢？
我们说“960万平方公里”，这个数字充其量只是我国的陆地面积，没有包括辽阔的海洋国土。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沿海国不仅对12海里领海，而且对24海里毗连区、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享有“主权权利”。按照此公约，中国管辖下的海域面积应为3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陆地总面积1/3的这300万，与陆地一样，是中华民族神圣的国土。所以，隶属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的国土总面积的正确数据应该是1260多万平方公里。
人类的未来海洋，现代的蓝色“圈地”运动在日趋尖锐复杂化中已令人难以驾御。
岛屿可以同陆地领土一样享受同样的权利，它既可以拥有自己的领海、毗连区，也可拥有自己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是群岛制度中的明文规定。如按照这个制度去划定海域的话，那么一个小小的岛屿，甚至一个礁盘就可获取1500平方公里的海域。于是，钻群岛制度空子的精明之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