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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于律己，不可向其他政府部门官员泄漏机密——这一点已不消再说——还需要考虑周到，善于撒谎。这些是很多工作必备的基本能力。很多人，像我和约翰，都充分具备了上述能力。随之产生了一种保密机制。该机制建立在以往成功实践的基础上，有着行之有效的程序，可以确保官运亨通。正是因为这种机制，总统才得以执行自己的秘密外交政策。保密程度之高，可能就是那些消息相对灵通的人士，如记者和国会议员，也无法想像。
众所周知，“在华盛顿或是一个民主政权中，根本无法保守秘密”。“不论该机密何等敏感，你都可以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上看到相关报道。”这种说法纯粹是一派谎言。实际上，那些都是捏造的故事，是用来蛊惑和误导记者和广大读者，混淆视听，是保密程序的一部分。当然因为我们不是一个集权制的国家，这些机密最终还会昭示国人。有时候，政府各机构之间为了预算拨款，争风吃醋，导致机密泄漏。更重要的是，在一段特定时间内，了解机密的人越少，保密的能力也会相应降低。保密员常常会说：“两人保密死，三人来保密。”但是事实上，决大多数机密不会泄漏给美国公民。即使这些严密封锁的信息已为敌对国所知，即使需要国会授权动武，即使需要对外交政策进行民主监督，政府也不会透露这些机密。广大民众，国会议员和媒体对事实的真相毫不知情。即使这些跟他们息息相关，即使成千上万的政府幕僚已经获悉这些机密，政府也会稳妥地把秘密尘闭起来。通常一封就是十几年。
作为政府幕僚中的一员，我对这一切均未表示反对。当时政府内部风气普遍如此。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帮助国会、媒体或是公众了解总统即将采取的行动，也没必要自找麻烦。要是透露总统行动的话，那些目光短浅，思想狭隘的个人或是机构很有可能就会进行干涉，而这些问题他们根本就插不上手，也理解不了，只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这种做法的确助长了反民主气焰。（我估计，现在这一切已经有所改变）但是，我们现在谈的是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那些未经许可的人根本不可能在核战时代的冷战中发挥任何有益的作用。这属于国家利益。为了可以更好地服务总统，帮助他排忧解难，我们只要敷衍他们一下就可以了。
政府的政策漏洞百出，而且带有很大的误导性，在核问题上尤其明显。但是我并不希望通过国会，通过那些保守的南方各州议员领导的委员会来解决问题。作为政府中的一员，我亲眼目睹了国会、记者和大众是如何轻而易举的被愚弄，所以我一直对他们缺乏尊敬，也不认为这些人可以指导国家，采取更为有效的政策。正因如此，每每遇到政府散步谎言，继续愚弄大众时，我要不就保持缄默，要不就直接参与或是表示接受。总之，决策者们关心的真正问题，广大国会议员、新闻记者和公众一无所知。当时政府内部普遍认为，这些人愚昧无知，所以理所当然，应由我们来处理关乎国家安全的大事。
这就是当时政府环境中的一个特点。我们对外界观点和批评一律漠不关心，从不听取外界的意见，从不向外界学习。从担任顾问，到后来为政府效力，也许最惊人的发现就是一个人要马不停蹄，积极工作。前文中，我已经详述了那些需要处理的大量资料，以及高官们对信息的需求。一个高官需要有结构庞大的信息过滤人员，而我就是麦克诺顿过滤人员中的一名。
我的朋友阿兰·恩托文离开兰德公司之后，担任了国防部负责系统分析的助理国防部长，他告诉我，这就像是“引火烧身”。
引火烧身的地方还不止一处。作为一名助理国防部长或是帮办，需要担负许多职责。我每天看的１２英尺高的文件仅仅是有关越南的，而那只是麦克诺顿负责的其中的一个领域。尽管麦克纳马拉要求他对越南问题给予特别关注，可是他同时还得负责许多相关的问题。每天军事助理和帮办会将有关文件放在他的桌前。麦克诺顿建议我批阅任何与越南相关的文件，但那只是硕大的办公桌上，八九堆文件中的两三堆。还有关于欧洲、北约、亚洲或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文件，也有关于军援计划和听证会的文件，还有为总统和国防部长就某一主题拟定的演说词和听证会证词。
麦克诺顿以前一直在哈佛大学担任法学教授，曾编写过有关法律证据的教科书。他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要远远高于常人。我也一样，只不过我更习惯于对一专题进行长时间的研究。麦克诺顿要做的是不断集中注意力，一段时间处理某一方面的相关文档，而过不多久，就立即转向另外一个彻底迥异的主题。
第一部分鹰派人物：守口如瓶（11）
麦克诺顿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我以前不知见过多少次。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装模做样，那是一种不由自主的集中注意力的方式。他通常都会拿出35分钟，批阅有关特定问题的文件，然后做出裁断——助手会按照他的意愿，搜集背景资料、相关电报、分析和不同的选择方案。时而未经签署便同意某个方案；时而核对帮办或是部领导为他准备的材料，做出“批准”或“否决”；时而又会要求提供更加细致的信息或是进行更加深入的工作。３５分钟后，他会把这些文档都推到一边，张开双手，架住脑袋，歇息片刻，然后两手猛地一放，头一转，开始关注另外一个相关主题。有时候，他会抬起头，向我抿嘴一笑。没人在办公室的时候，透过房门，我常常可以看见他这样做。可能这样做，刚刚关注的问题，脑中的短暂存储，可以删除的一干二净，然后就可花上３５分钟，再全神贯注地审视另外一个全然迥异的主题了。
在五角大楼的任意一间办公室里，你都可感受到同样的压力：负责系统分析的助理国防部长阿兰·恩托文的办公室里，麦克纳马拉助理亚当·亚莫林斯基的办公室里以及白宫麦乔治·邦迪的办公室里都是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减压的方式。麦克诺顿喜欢握紧拳头，直至指关节泛白；一些人喜欢把指关节弄得啪啪作响。阿兰的习惯更是异于常人。冥思苦想时，他喜欢弹削尖的铅笔头，而且有时候，看都不看，都可以弹得很准。我对魔术一窍不通，也不善于玩弄小把戏，所以很难理解他们的举动。要是看着他们，你别指望可以思考什么。我曾经听说，有一次在和四星上将开会时，阿兰的举动差点儿让这些上将们发狂。
凡事都是危机。凡事都有个限期。发表演讲，在国会作证，定期参加记者招待会，对国家元首的提议和要求迅速做出回复，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经历政策的决断，并且和白宫的其他部门进行协调。古巴危机时，我曾担任国际安全事务部的顾问，当时的确有点不堪重负。连续几个晚上，只在约翰（后来是保罗·尼采）办公室的特大号皮沙发上睡了几个小时。但是，现在我才知道，几乎每天都有危机产生，而且常常会在同一时间爆发。1964年10月中旬，仅仅在48小时之内，就有一连串危机爆发。中国首次试射核弹，赫鲁晓夫下台，苏联保守党政府更替，由工党取而代之。在那段特别的日子里，这些震惊全球的大事，高层官员却并未在意。当时，我曾代表麦克诺顿出席国务院一次跨部门会议。会议对前两件大事所带来的国际影响进行了讨论。（第二件大事此前根本就没有预料到。）而当时我的顶头上司却并不在场，因为他正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国务卿腊斯克举行会谈，讨论美国是否应该支持法国和比利时即将在刚果发动的秘密军事行动。而约翰逊总统那几天正被性丑闻事件所困扰。该事件涉及他的亲密助理，有可能会影响他的选举。直到此时，我才理解古巴导弹危机中一位参与者所说的话：让人放心的是，现在面临一场如此重要的危机，我们可以在１３天内，摆脱干扰，专心致志，应付危机。
不可思议的工作节奏，以及相关的内幕信息，都会使你觉得自己举足轻重。整天全神贯注，会使你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而且导致肾上腺素分泌过多。政府工作的确是很容易让人上瘾。沾上这种工作的人，一周得工作７０个小时，而且没有任何家庭生活。要是因为政府换届，或是一些经济和个人的原因，离开了政府岗位，大部分人都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重返政坛：可以获得许可，再次批阅电报，处理危机。离开工作岗位后，如果你在非政府会议上或是大街上偶然遇到他们，会觉得他们个个都魂不守舍。你可以看到，政府工作给了约翰·麦克诺顿无限的动力。一次，我听到他在接听一连串的电话，不过就是想知道刚刚参加的会议内容。他看了看我，咧嘴笑了，然后一手捂住话筒，说道：“要不是我太喜欢这工作的话，我早就崩溃了。”
尽管存在各种缺点和错误，我们会竭尽所能，不断鼓励自己，今后的政府也不一定比我们做的更好——我想每个政府都是这样。
当我看到约翰或是（有时候），麦乔治·邦迪在不同的电话之间奔波，在不同的危机之间穿梭时，我就会想到马戏团的小丑。小丑在一些有弹性的长棍子顶端，放上十二个盘子，让其在空中动。当其中一个盘子开始晃动，马上要掉下来时，敏捷的把一个换到另一个上，转动长棍，让盘子再次旋转，接着转换另一个不受控制的碟子。这是一种杂技表演，需要不同寻常的能力和精力，同时还要有很好的自制能力，不能犯错误（在盘子掉下来之前，要试图抓住它，以防摔碎）。但是……我曾经多次问自己：政府官员在决策时，是否也可以这样？一连串问题同时爆发后（上述问题涵概了美国战后的“责任感”、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