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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听完总统的新闻发布，大部分国会议员都松了口气。尤其是总统并没有征召预备役，增加的兵力也是此前披露的一半。但实际上，此前披露的数字确系属实。
当时，一些军官正在动员预备役，积极备战。他们均认为，几天前已获得总统的许可，所以这些人的反应和国会议员截然不同。总统的新闻发布会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在马克·佩里有关参联会的专著中，读到了参联会中其他一些人的反应，更让我辛酸不已。陆军参谋长约翰逊将军——他当时也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观看直播——认为政府有必要，而且应该义不容辞地提醒民众，总统的决定意味着，摆在美国人面前的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漫长战争。参联会认为，总统的声明中应该包含动用预备役。现在要做的，就是获得美国民众的支持，这样军方才能贯彻落实各项计划。参联会主席威勒后来说：“我们认为有必要征召预备役。征召预备役，就是让美国大众知道，美国现在所进行的是一场战争，而不是无谓的冒险。这场战争，不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算是无谓的冒险。”
两天前，参联会已经获悉总统不会向国会和民众透露征召预备役一事，这让他们极为沮丧。看完新闻发布会后，他们才知道，总统还要误导民众，隐瞒事实。总统并不打算告诉民众美国正面临一场波澜壮阔的持久战。
一些人认为，自身的职责以及公众的支持都表明，总统的所作所为实在危险，但是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样做有违宪法，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布鲁斯·帕尔默将军就是其中的一名，当时他负责制订作战计划，是哈罗德·约翰逊将军的副手。后来担任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副参谋长。他激动地告诉我，他和约翰逊将军对此的反应不谋而合。在佩里的书中，描述了约翰逊将军对此的反应。帕尔默看过后，认定所有描述都千真万确。
五角大楼内，（哈罗德将军）约翰逊神情沮丧。总统演讲完毕后，他关上屋门，换上自己最得意的军服。然后打开门，告诉随从，备车，他要去面见总统。在去白宫的路上，他抬起手，摘下肩膀上的将星，轻轻攥在手中。到达白宫大门时，他让司机停下来，看了看手中的将星，然后摇摇头，又装了上去。多年后，回想起此次事件，他总是十分后悔：据传闻，他曾告诉一位同事：“我应该去见总统，应该摘下自己的将星，应该辞职。我竟然做了一个这么无耻的决定。”
第二部分加入外交使团
春天的华盛顿，百花争艳。杜鹃花，山茱萸争奇斗艳，珊珊来迟的樱花也不甘示弱。每天我都会去看望帕特里夏。早晨，我从帕特里夏在哥伦比亚特区的住宅出发，驱车穿过姹紫嫣红的花丛，穿过茂密的树林，然后从高速公路直奔五角大楼。换了工作后，我的日程不再受麦克纳马拉和麦克诺顿的限制。我可以晚上八点回家，早上五点出发。晨曦中的华盛顿，夜幕中的华盛顿，我都可以一览无遗。
不过，有时也存在问题。有一次我们在一起时，她问道：“为什么我讨厌你的工作，却对你这么着迷？”当时我真是茫然不知所终。我记得，自己想了想后，回答道，你应该很快学会尊重我的工作，否则的话，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她知道我对五角大楼的各项计划反响不一，但是这些计划对她却没有任何影响。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提到过这件事，我们也很少一起谈论战争。
与此同时，越南战况一发不可收拾，简直跟两年前一样糟。（实际上，２０年来一直如此。）威斯特摩兰将军发回的电报称，越共要把越南一分为二，他们正对高地和海岸发动进攻。当时还不清楚，越共要击退美军，夺取海港，需要多强的兵力，但是存在一种不祥的预感——“南越要一分为二”——这会给美国人以沉重的心理打击，就像奠边府事件一样。
威斯特摩兰希望立即派遣更多的美军参与越南战争。在该问题上，我一直飘忽不定（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认这一点）。私下里，我对麦克诺顿说，自己强烈反对轰炸北越。麦克诺顿私下里也向我透露，他对轰炸计划也极为反感。但是一旦轰炸开始，我们都觉得应该尽职尽责。我们现在在进行战争，美国不能输得很惨。因此，轰炸开始后，我支持（没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自己也不能对轰炸行动产生任何影响）向越南派遣地面部队，保护空军基地、港口和主要城市。采取上述行动，至少我们可以防范敌军，避免民族解放阵线使用军事手段占领南越。让我羞耻的是，自己当时对参与的美军数量及调遣的方式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改变帕特里夏。她不会希望我参与越战。我发现自己对这份感情越来越失望。尽管我们情投意合，可是我想去越南，想去参军。美国现在正面临一场战争，不管结果如何，我知道，呆在华盛顿，自己根本无法获取全部的信息。要想真正了解战争——我深知这一点——就是投身军旅，与游击队进行短兵相接。我从以前参军的经验得出了上述结论。我想回到海军陆战队，虽然年级大了点儿，无法担任排长一职，但是如果幸运的话，说不定还能领导一支队伍。如无人在背后作梗，我一定可以利用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让我担忧的是，如果海军陆战队知道我过去六年来所做的工作，尤其是后两年的工作，他们可能会让我呆在华盛顿总部，继续安排作战计划或是为高层起草演讲稿，但这并不是我想做的。
周六早上，我出席了国务院越南问题跨机构小组会议。会议由助理国务卿比尔·邦迪主持，我代表国防部文职官员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参联会、美国情报局、国际发展署、中情局、国务院越南问题小组以及其他处理战争问题的机构代表。此前的会谈中，我们各自都已经很熟悉对方。
会议的议程告诉我们，会议结束时，埃德·兰兹代尔将军将会向小组作报告，因为总统约翰逊已任命其为跨机构小组组长，赴越南协助越南政府处理政务工作。当时还不清楚该小组的组成人员，但是参加会议时，我一直抱着一种想法，一定要向兰兹代尔表明自己的心迹，不过要视他在会上的发言而定。
兰兹代尔是一名空军少将，现已退役，大部分时间一直在中央情报局任职，是反暴乱领域中的一位传奇人物。我曾听说过，在对抗共产主义时，他坚持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并举，同时不断督促进行政治和民主改革，呼吁发扬爱国主义，平息叛乱。这也是他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在菲律宾平息叛乱时的杰出贡献。1954年，他被派往越南。在越南期间，与当时的总统吴庭艳交往甚密。1955年，尽管越南问题前景暗淡，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劝说美国政府继续对越南政府提供支持。1961年的时候，我发现越南前景的确令人担忧，而且要比兰兹代尔所说的严重得多。
和其他与吴庭艳打过交到的美国官员不同，兰兹代尔对其极为信任。但是后来我怀疑，兰兹代尔主要是希望吴庭艳会采纳他就政治问题所提的建议：亦即政治透明，吸收各利益集团参与内阁，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反对党。吴庭艳对兰兹代尔的建议并不感兴趣，不过后来这些主张对吴庭艳的弟弟产生了一定影响。兰兹代尔离开越南后，吴庭艳和他弟弟都在美国支持的政变中遭人谋杀。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兰兹代尔领导的中情局小组成员卢西恩·科奈恩正是政变策划人和美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之间的联络人。洛奇大使当时极力主张发动政变。
在此前的春季会议上，兰兹代尔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曾批判美国对南越进行狂轰乱炸，建议与共产主义者展开竞争。他在《外交》杂志上写道：“共产主义者在越南散布了政治观点，炸弹和大炮根本无法将其击跨。”
现在洛奇准备回到越南，取代泰勒将军，再次出任大使。洛奇邀请兰兹代尔随同前往，同时还召集了他以前机构的一些成员，如与他一起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卡奈恩。
一切准备就绪，兰兹代尔马上也就要走马上任了。中情局驻西贡主任比尔·科尔比说：“我要告诉他们，兰兹代尔并不是来代替我们的。虽然他曾为中情局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可是现在已经退役了。他从事的工作也和我们不同。他会从这的许多机构中挑选人手，包括中情局，但是这是个跨机构小组，他并不能代表中情局领导我们。”考虑到他发言的对象和方式，我相信，这都是他的心里话。
兰兹代尔在会议上简要介绍了他希望在越南从事的工作。他说，随他一同前往越南的人，大部分都是他以前在菲律宾和越南工作过的同事。等到其他人离开后，我告诉他，希望可以考虑一下让我加入该小组。我简要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背景。我谈到自己虽然为麦克纳马拉工作，可是极为反对轰炸南越，反对依赖军事行动，对这一点，他非常感兴趣。我说，自己并不符合该小组的条件，而且是个新手，但是我对他从事的政治工作充满信心，我想从他和其他人那里学到一些东西。
第三部分越南：兰兹代尔小组（1）
十月份，到越南后的第一个月，我给美国的朋友写了封信。在信里，我写道：
在华盛顿读了一年电报后，我来到了西贡，但是还是无法去除困扰我的不详之兆。报童，行人以及沿街叫卖的小贩，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吗？靠近美国使馆的哨所，全为重混凝土筑就，足有３英寸厚，而且后面还有铁丝网拦在当中。荷枪实弹的军警对过往行人进行轮流检查。在车辆放行前，他们会用一根大长棍，绑上一个镜子，检查车上是否有炸弹。法国风格的城市里，满是军警，给人一种极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