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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了。更为重要的是，我获悉，这些行动根本就不是南越的军事行动，也不是联合军事行动。所有军事行动完全由美国策划，代号为34A。麦克诺顿在国会作证时，曾详细描述南越军队的反渗透军事行动，可是南越军队的行动与这些军事行动根本就是两码事。北越遭到突袭后，河内曾公开批评美国。美国的快速巡逻艇（中情局从挪威购置）参与了此次行动，舰上人员亦由美国雇佣。突袭的各个方面由美军进行调控。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中情局还为舰上人员提供培训，雇佣船员。一些船员是直接从南越海军中选拔的，其他一些船员是中情局在台湾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精英”。这次军事行动原来由中情局筹划，后来由中情局和美对越军援司令部联合指挥。使用的皆是外籍人员。这些人一旦被擒获，也可“坚决否认”与美国有任何关系，但是该行动和美国海军驱逐舰德索托号巡逻任务一样，属于美国策划的军事行动。更重要的是，北越的认识没有错，这两个行动在不同程度上相辅相成。首先，34A号突袭行动之后，北越的海岸防御系统必定会全面启动，此时德索托号行动就可捕获到海岸雷达信号，截获北越军队之间的通信，从而坐收渔翁之利。
第一部分东京湾事件：1964年８月（4）
华盛顿的高官对一切行动了如指掌。他们会提前阅读作战计划。这些计划对预期军事行动的描述非常详细。随后，他们会签署审阅后的作战计划，送交实施。我很快了解了期间的内幕，因为当时我担任信使的工作，每天带着绝密计划穿梭于华盛顿的这些官员之间，交由他们签字。签字的官员包括副国防部长赛勒斯·万斯，副国务卿卢埃林·托马森，以及白宫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他们阅读文件时，我一般都站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中一位负责秘密军事行动的上校也一同站立旁边。这些文档最先由上校给到我处。
参议院外交关系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的联合秘密会议上，部长们向参议院所做的陈述与我在五角大楼工作一周以来的所见所闻有着天壤之别。参议员弗兰克·丘奇称，据他所知，“我国政府曾提供军舰”（可能是指向南越提供武器），用于向北越发动军事攻击。在参议员的追问下，国务卿腊斯克回答道，“大体上说，事情是这样的，但是具体细节，华盛顿一概不知。”其实恰恰与国务卿的矢口否认相反。准确地说，这些军事行动的细节华盛顿的高层个个都了如指掌，而且均由他们批准。我带着1964年9月的月计划，也就是８月突袭后的那个月，来到国务院，交由腊斯克的助手审阅，随后又交给白宫的麦乔治·邦迪过目。该计划包括以下行动：
两次大型的搜捕行动；隔离俘虏，进行３６到４８小时的审讯；设置配有防暴装置的饵雷，并且引爆；审讯后将俘虏押回；具体的时间视天气的情况和当时的情报而定……在火力部队的支援下，由渗透部队摧毁一线大桥，在桥墩和水阀上设置定时炸弹，在路口设置杀伤性地雷……用口径为８８毫米的迫击炮和４０毫米口径的大炮轰击观测站……在越南海军两个排的兵力的掩护下，由渗透摧毁部队破坏河内到荣士的公路，所有人员均乘坐快速巡逻艇，在一些地区放置定时炸弹和杀伤性地雷……
一些行动的细节，如设置杀伤性武器和８１毫米口径的迫击炮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微乎其微，按理说，还不足以引起白宫官员的关注，但这毕竟是我们惟一进行的一场战争。特别是因为上述军事行动的“敏感”——如行动的非法性和隐秘性，以及行动暴露和战争升级的风险性，使得官员对此都“矢口否认”——所以一旦提到了相关问题，高层官员就必须向参议院说谎，而且在撒谎之前，他们必须对撒谎的内容有个详细的了解，以便控制局势。
此后，南越与华盛顿之间的协同关系还远没有结束。上述计划批准后，美对越军援司令部司令员威廉姆·威斯特摩兰将军随即要求批准并执行几个海上军事行动。于是我再次拿着这些计划穿梭于华盛顿各个高层之间。华盛顿批准一个攻击计划后，下个月定会在越南筹划实施，具体的时间视天气状况和海事情况而定。在华盛顿批准下次攻击计划之前，军援司令部会向华盛顿通告上次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８月２日星期天的会议上，约翰逊总统获悉，美国驱逐舰麦道克思号在白天遭受到了北越军舰的袭击，而当时会议正在讨论７月３１日突袭的成果，而且总统个人已同意在８月３日到５日之间发动下一次突袭。
８月４日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总统曾问道，“北越军队袭击我东京湾舰船，是否有意挑起战争？”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回答道：“当然不是。我们对他们的近海岛屿发动突袭，他们自然会进行抵抗。（原文如此）为了尊严，也出于自身防御的考虑，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他自然是指７月３１日的军事行动，可他的回答也适用于今天早上所谓的北越袭击事件。就在昨天晚上，美国还对越南大陆发动了突袭行动。尽管如此，几天后总统仍然督促国会通过决议案，仍然一如既往地称：“我们是在回应挑衅的侵略行为……”
８月７日，国会通过了东京湾决议。该决议称：“总统，作为军队总司令，可以果断地采取必要措施，解除任何针对美国军队的武装攻击，阻止对美国的进一步侵略。国会对此表示赞同，并且会全力支持。当南亚共同防御条约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国或是协约国要求美国提供援助，来捍卫他们自由的话，美国会依照总统的决定，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为其提供援助，包括使用武力。”
由政府起草的东京湾决议案，不仅语句含糊，而且涵盖的范围相当广阔，所以参议院中有人对该决议案深表不安。参议员韦恩·莫尔斯称，东京湾决议案是对北越的提前宣战。参议员盖洛德·纳尔逊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希望可以继续避免美国军队直接介入军事冲突。一直在国会中负责东京湾决议的参议员富布赖特，也发现纳尔逊的修正案无可非议，而且按他的理解，正好表明了总统的外交政策。但是私下里，和富布赖特交谈时，约翰逊不断强调，他不会接受任何修正案。因为要解决白宫和参议院之间对议案的分歧，需要花上几天时间，这会延缓决议的通过，而且会破坏东京湾事件之后总统领导下的空前团结。就在这时，众议院宣布，通过４０分钟的辩论，全票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富布赖特希望参议院也可以全票通过东京湾决议。参议院投票的结果是８８比２，仅有参议员莫尔斯和欧内斯特·格里丁投票表示反对。富布赖特向参议院保证，在派遣地面部队之前，政府还会求得国会的批准。就他个人来说，是反对派遣地面部队的。政府也不想利用东京湾决议，改变美国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毕竟，总统曾保证，他不想扩大战争。
这周以来，所有听到的弥天大谎，我都可以在几天之内就理清事情的真相。唯有这个谎言，所花的时间却长了一点儿。
第一部分鹰派人物：守口如瓶（1）
自从1961年失望地发现越南问题以来，在此后担任国防顾问的三年时间里，我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而且做得很成功。其实要回避问题很容易。当时兰德公司分析家和华盛顿顾问工作的中心跟三年前的一样：亦即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避免大规模核战的爆发。自己南亚的简短之行也和上述工作中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艾森豪威尔时期，曾认为所有战争都要诉诸核武器。虽然上次南亚之行也同时对有限战争中常规武器的研制和发展进行了研究，可对我来说，那只不过是附带研究一下而已。我所关注的问题还是遏制苏联核打击和避免核战的爆发。从越南回来后，我再次投身到对核战的研究之中。尽管有些时候，华盛顿的很多官员邀请我参加政策讨论，就外交政策品头论足，但主要是针对核武器和核威慑的，没有人让我谈论对于越南政策的想法，那可不是我的专长。因此我也就不亦乐乎。
1964年中期，我接受邀请，离开兰德公司，加入了国防部，我的职责就是协助高层官员制订对越政策。这里需要着笔说明一下。并不是我对越南问题产生了新的兴趣，也不是我对越南问题的前景再一次充满了希望，恰恰相反的是，开始工作几周后，美国驻西贡使馆发来的机密电报令我对局势的发展更为失望。这自是在情理之中。但为什么如此多的政府职位，我偏偏选中了这个职位，每天还得应对这些压抑的电报？腐臭变质的鱼又是如何落入我手中的呢？
依我看来，罪魁祸首还是自己的研究工作。六年前，我所从事的有关避免核战的研究，再次把我带到了另一个极端。表面上看，两者似乎关系不大，实则不然。从越南回来后，我并没想到自己会在五角大楼一周工作70个小时，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工作使得国家陷入了这场战争之中。越南之行前，我一直在为大规模核战做准备。有鉴于自身的背景，研究核战实在是有违常理。从事核战领域的研究工作，是因为我——早在二次世界大战之时，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儿——就极为厌恶轰炸平民的行为，极为痛恨核武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我现在还心有余悸。上述观点并不是人过中年后的心得，它们一直在我的生命中激荡，推动着我最后对越战做出惊人的反响。
我１９３１年出生于芝加哥，父亲是位结构工程师。五岁那年，全家迁到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几年后，又迁往底特律。十岁那年，收音机报道日军空袭珍珠港的情景，我现在还记忆犹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