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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军营，她一定会欣喜若狂。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1953年夏天，我从剑桥大学回国，报名参加了海军预备军官培训课程。但是直到1954年春天，才正式开始授课。所以在这段时间，我又去哈佛大学选修了一个半学期的经济。因为我在本科阶段已经修完了经济学专业的硕士课程，于是很快得以参加博士学位的口头测试。就在参加测试的当天，海军通知我去匡迪科参加培训。几个星期之后——1954年5月8日——清晨，我笔直地站在训练场上，教官命令我：“把枪搁好，奠边府已经沦陷了！”
在新兵训练营集训的第一个月，我没看一份报纸，因为这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总之，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枪准备好。我没能够关注艾森豪威尔总统著名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亦即，如果北越“沦陷”，亚洲绝大部分地区将会落入共产党手里。1954年4月7日，正值我23岁生日时，总统发表了上述理论，而当时我刚刚奔赴匡迪科不久。4月16日，集训开始后的第二天，尼克松副总统宣布了试行方案，因为当时在集训，所以也错过了。副总统说：“因为越南缺乏实施战争和管理自已国家的能力”，美国应派遣部队前往越南，以挽救法国军队的溃败：“要是美国政府无法避免战争的话，就应该面对一切，派遣部队。”
尼克松的演讲，激起了大众的强烈反应。尽管民族主义力量由共产党领导，大量的电报和信函还是涌入白宫，反对美国干预越南问题和支持法国的殖民主义。民主党参议员埃德温·约翰逊在参议院说：“我反对美国大兵陷入印度支那的泥潭之中，美国人浴血奋战，却只是为了维持殖民主义，确保白人对亚洲的盘剥。”更重要的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在他的朋友参议员理察德·拉塞尔的影响下，向艾森豪威尔表示，如果没有英国的参与，美国一定不能单独采取行动。丘吉尔首相和外长艾登没有响应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号召，他们认为胡志明给英国带来的挑战，远无法跟莱茵兰和慕尼黑的希特勒相提并论。战争最终没有打起来，所以我们的军官培训班失去了一次参加印度支那战争的机会。而如果入侵印度支那北部的话，战斗要比在南越时激烈得多，也许还不得不使用核武器对付中国（尼克松副总统完全支持使用核武器）。三年后，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为了回敬艾登，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拒绝做相同的类比——即把埃及总统纳赛尔比作希特勒，以至于我们军团，虽然已随美国第六舰队赶往苏伊士运河执行任务，可是再次错过了参与殖民战争的机会。
在匡迪科受训时，我对这一切毫不知情。教导我们的军士说，现在要知道的是，我们是总统卫士的预备队。那个时候，我想，在印度支那地区应该也有两栖作战舰艇，应该也有海军。要是训练允许的话，我很乐意前往助战。特别是当我想到因为我们的加入，而使核武器再无用武之地时，就有点儿欣喜若狂。一年之后，我成为了北卡罗莱纳州勒梅营排长。当读到海军司令员在国会面前所做的陈述词时，很是自豪。“正是海军三个师的奋不顾身，才得以避免核战。”这也是我在海军服役的绝佳理由。
第一部分鹰派人物：守口如瓶（4）
刚参加军官函授课程时，我表现并不好，而且差点被除名。但是，后来通过刻苦学习，我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海军步兵军官。能够担当海军步兵排排长，我很高兴。而且重要的是，我可以指挥美国海军第二步兵师的一个连——对于一个和平时期的中尉来说，已经是很难能可贵了。如果我一直都可以担任军队指挥官的话，我会永远留在海军中。不幸的是，1956年夏天，我的现役期结束了，我不得不离开了连队。离开部队后，我希望再次回到哈佛继续学业。正好我的儿子罗伯特·博伊德出世了，哈佛大学也给我提供了三年的奖学金。所以虽然我所属的军团要随同第六舰队前往地中海执行六个月的任务，可是我并不因错过执行任务的机会而后悔。
当时，每天都会传来战争的警告，因为埃及总统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所以很有可能爆发中东战争。我所属的军团收到秘件，要求我们参加战斗。我实在无法忍受，自己所领导的战士将训练中所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而我却只能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袖手旁观。我给海军司令员发了封电报，希望可以把自己的现役期延长到地中海任务结束后。获得批准后，我立刻把自己的决定告知了哈佛学会。
几个月之后，我临时获得了一个参与高级机密的许可，首次开始处理机密文件。这样我就可以依据第六舰队的秘密应急计划，为我们军团制订登陆作战计划。当时，我们军团和第六舰队的长官都不敢确定是应该对埃及还是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尽管情报显示，情况不妙，但英法还不想发动战争。）危机升级后，我们的舰船一直在地中海的南部待命。我接到命令，要求起草海法两栖登陆计划，其他军团的指战员助手负责制订亚力山大港登陆计划。考虑到当前的敌对力量，要是采用我的作战计划，并不符合当时战场的实际情况。（最后我们一个作战计划也没有采用，但还是从亚力山大岛上救出了1000个美国公民。而当我们的救援行动圆满结束后，英法的战机还在头上盘旋，轰炸港口。）。其实不论总统选择哪个作战计划，我都会毫无怨言地加以实施。总统需要的时候，我很乐意为其献上自己参加海军培训时所学到的知识，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战争的对错。
直到后来，我才认识到，我们的盟国打了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当时，军团指挥官命令我向各官员简要介绍一下当前的形势。于是当年夏天，我阅读了旗舰收到的所有情报分析，并在舰队图书馆通读了几本百科全书，对运河历史和埃及关系进行了研究。我惊奇地发现，尽管英国政府对纳赛尔的行为大为恼火，可是埃及政府有权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点毋容置疑。采取任何军事措施重新夺回运河，都是很明显的侵略行径。这也正是我陈述给舰队指战员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我提出的观点很值得关注，因此命令我到其他军团进行巡回讲演，但这并不能解除人们当时存在的疑虑。我和所有的听众都不知道美国会采取什么政策，也不知道我们会扮演什么角色。我现在已然忘记，当时我们是如何表示担忧的。
尽管演讲时，我认为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但是美国选择反对其盟国，还是着实让我吃了一惊。用冷战时期的术语来说，简直就是不可思议。艾森豪威尔总统强令美法停止军事冒险，当时我很吃惊，但也很是为之自豪。该事件让我再次确信，我们的国家一直致力于维护国际正义，打击侵略的行动，不管是谁，即使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也决不姑息。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参加保卫韩国战争的原因；这也是在朝鲜战争中，我响应号召，履行军事义务的原因；这同时也是我参军的原因。当我拿起欧洲杂志，看到的是盟国战机轰炸运河发源地赛德港的图片。让我欣慰的是，美国人不会把这些当成是我们的杰作。
总统反对殖民主义的政策，我很是赞同，我会以自己的方式，全心全意执行总统的命令。那时候，我所关心的是战争的胜负，而不是作战的对象和原因。这种观点，是二战和冷战的遗产，当时广为人们所认可。直到1969年，我才摆脱了这种观点，后来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惊人的转变。
退役后，我回到哈佛大学，成为了哈佛学会的年轻研究员，继续在我大四时所钟爱的领域单独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在我的导师建议下，我的专业领域从工会转向了经济理论，致力于“写一篇好的论文”）。我开始执迷于决策理论这块新领域，亦即对不确定的情况下决策的流程进行抽象分析。我的专业是经济学，当时已完成了经济学硕士论文，后来又撰写了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阐述和解释了人类在对自己的行为后果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选择的方式，并提出了改善的意见。战争形势也涵盖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在战争中，不确定因素部分主要是视敌对方的选择而定。这也是所谓的游戏理论或是谈判理论的研究范畴。
第一部分鹰派人物：守口如瓶（5）
所有的研究都与军事决策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可能是出于上述原因，兰德公司对决策领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数学家们曾为兰德公司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兰德公司同时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兰德公司是一家非赢利性机构，成立于1947年，设在加里福尼亚州的圣莫尼卡市，主要为国防部，特别是空军，进行基础研究和机密分析。1957年夏末，在简要参观了兰德公司之后，我接受了兰德公司经济部的邀请，担任了兰德公司的顾问。那时我还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三年的海军生涯使我对军队和军事战略情有独钟，而且如果能运用自己的学术思想解决军事问题，不失为一件快事。但无论如何，在去兰德公司工作前，我希望成为一个经济理论家，继续在学术领域进行自己的研究。当时我正值27岁。
1957年，正好在我考察圣莫尼卡市不久，苏联将人造卫星送入了地球轨道，这表明苏联已拥有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而且要早于美国。1958年夏天，我加入了兰德公司。当时机密情报断定，苏联在部署洲际弹道导弹方面占据绝对的优势，美国与苏联之间存在“导弹差距”。其实兰德公司四年前所做的绝密研究已经显示，与苏联精心策划的突袭相比，美国战略空军运用战略轰炸机B－５２ｓ、B－４８ｓ和B－５８ｓ进行报复的能力实在让人担忧。兰德公司的同事都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