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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中国经济学家主张的各种产权改革形式，俄罗斯推行私有化过程中都曾广泛尝试，包括出售国有股权和法人收购股权，银行直接贷款给企业家购买股份，用政府提供的企业抵押贷款购买股权，向国内外私人资本出售国有企业，破产兼并和各种产权重组，通过股市并购和多层次间接并购，各种持股基金会购买国有企业股权，向企业经理廉价出售或赠送国有股权，等等。倘若按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的说法，俄罗斯也根本没有推行私有化，因为，出售的国有资产变成了货币形态。但是，这种产权改革造成了灾难性的恶果，企业经理不关心改善经营提高效率，他们更关心通过复杂的产权重组交易，将资金转移到完全属于自己的账户，特别是更加安全的海外私人账户上。由于种种原因俄罗斯的私有化企业，往往仍有３０％左右国有股尚未出售，但是，根本无法制止腐败官员经理肆意掠夺。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我国的企业产权改革实践中，也广泛采取了上述出售拍卖和产权重组形式，各地推行股份合作制普遍强迫职工购股，还纷纷廉价出售或直接赠送国有企业，河南、山东等地为了“卖光国有企业”，要求银行贷款给企业领导购买产权，许多地方借公司改制和破产兼并之机，暗中侵吞国有资产和蓄意逃避银行债务，也出现了种种“化公为私”的掠夺现象，造成了国有资产和银行贷款的重大损失，少数经理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之后，严重侵犯广大职工的各种合法权利，剥夺职工的工作、医疗和养老保障权益，造成了社会财产和收入的两极分化。正如江泽民同志在９９年７月１日讲话中批评指出，“我们有的同志也产生了错误认识，结果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现了某些偏差。我们的国有资产已达八万多亿，这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财产。如果头脑不清醒，随意地加以处理，比如不加区分、不加限制地把国有资产大量量化到个人，并最终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那样我们的国有资产就有被掏空的危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经济基础”。
尽管出售国有股权不是直接“分或送”，但是，这种产权交易和重组的过程中，能够为掌握权力的政府和企业领导人，提供大量暗中谋求私利的合法机会，创造出名目繁多的“化公为私”形式，打着改革的高尚幌子进行强盗般的掠夺。斯茨格利茨总结俄罗斯的教训时指出，各种形式的出售国有股权和产权重组，“表面上虽然腐败也不那么直接，程序比将国有资产直接送给朋友还要不透明，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由于整个程序被广泛地认为是不合法的，这种“强盗贵族”式的私有化使市场资本主义更加名誉扫地”。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实践都证明，产权改革非常复杂尚无成熟经验，搞不好会产生不可逆转的负效应，特殊利益集团特别是腐败官员经理，会有强大的谋私动力推动这项改革，国家和职工利益却可能遭到严重侵犯，因此，我们不应轻信各种官冕堂皇的产权改革理论，而必须长期谨慎试点反复观察正负效果。
值得警惕的是，早在改革初期，美国就非常重视向中国推荐私有化改革，遭到中国领导人的拒绝之后，就采取各种形式包装私有化，如将私有化改称为社会化，主张通过股份化和产权多元化，来隐蔽地、渐进地实现私有化。中央情报局曾积极赞助专家学者，研究如何在中国推行隐蔽的私有化。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是主张国有企业股份化，但后来却急剧地滑向了全面私有化，其原因在于依据的“科斯产权理论”，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公有制的信心，的确，既然公有产权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为何还要保留而不干脆推行私有化呢？由此可见，科斯产权理论乃是美国攻心战的利器，其厉害之处在于能够“四两拨千斤”，先从根本上动摇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进而摧毁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厦。
我国推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必须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依据，彻底肃清西方“科斯产权神话”的影响。近代史上，旧中国早就有股份制、公司制企业，私营、外商企业也遍布中国大地，但是，却始终未能实现工业化挽救中国。正是所谓产权模糊的国有、集体企业，发挥公有产权的一系列独特优势，创立之初就向人民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迅速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事实说明，国有、集体企业等公有制企业，正是挽救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公有产权归全体人民所有是非常明晰的，新中国正是凭借这一独特的优势，才能形成团结全体人民的凝聚力，动员全社会资源投入关键性产业，建立强大的民用和国防工业体系，实现振兴中国的艰巨时代使命。
事实证明，全体人民所有的公有产权不仅能管理好，而且已创造了比私有产权更高的效率，正因如此，中国才摆脱了解放前的悲惨命运。至于进一步改善公有产权的管理制度，应该是“明晰责任”而不是“明晰产权”，下放经营权的同时创新协调监督机制，这样才能避免美国利用科斯产权理论，作为隐蔽经济战的厉害暗器，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公有制的信心，误导产权改革滑向隐蔽的私有化。因此，我国推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中，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而不是西方大肆宣扬的科斯产权理论，明确公有产权乃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优越于私有产权的明晰产权制度，进行股份制、公司制改造的目的，乃是进一步发挥公有产权优势，通过广泛筹集资金促进社会化，巩固和加快公有制企业的发展。
股份制、公司制改革的产权多元化，目的是吸收社会资金补充公有产权，而不是代替公有产权来搞私有化，这样才能保证股份制、公司制改造，不滑向用多元化包装私有化的错误道路。因此，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绝不应该出售国有产权搞私有化，国有股权一般应保持绝对控股的地位，集权分权矛盾应通过完善经营责任制，明晰政府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来解决，这样既能保持政府计划协调的优势，又能调动企业灵活利用市场的积极性。相对控股的界限模糊、操作弹性很大，很难保证有效的控制、协调和监督，制止股东、经理相互勾结掠夺资产，先通过各种复杂交易“化公为私”，然后再进一步“化大私为小私”，隐蔽地转移到完全属于个人的腰包，俄罗斯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的公司制改造试点仍然不理想，现在尚不具备大规模推广的条件，强迫推行只能用行政办法“拉郎配”，违反经济规律干扰正常经营秩序。各种持股基金会难以形成有效监督主体，正如俄罗斯、捷克的实践所证明，各种投资基金比它们所拥有公司，本身还存在着更大的‘公司管理’问题，投资基金不仅难以完成监督的任务，而且本身也是高度权力滥用的工具。由此可见，产权多元化虽然有一定监督作用，但本身也会产生众多复杂的问题，如暗中相互勾结掠夺企业资产，容易造成矛盾摩擦干扰经营秩序，还有各种腐败和滥用权利的问题，因此，产权多元化吸收法人资金入股，只能作为国有控股监督的必要补充，而不能代替国有股的协调监督作用，否则可能失去控制出现腐败泛滥成灾，重蹈俄罗斯误中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企业产权改革遭到惨痛失败的覆辙。
警惕隐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
八十年代，我国大多数工业领域中，国有、集体企业占绝对的优势，能较好服从国家的计划指导，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国有企业效益一直稳步增长，亏损面保持在１０％左右的低水平，从未出现职工下岗等社会问题。９２年经济过热中，私营、外资企业数量迅猛增长，所占比重三年猛增了三至五倍。私营、外资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涌入市场饱和的加工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工业结构和经济效益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日趋严重，社会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
当前，我国扩大社会基础建设启动内需，克服通货紧缩增加社会就业，加快关键性、支柱性产业的发展，加强国防工业抗衡美国霸权威胁，国有企业都必须发挥主力军作用，因为，国有企业才能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单纯追求狭隘的产权利益，勇于采取力挽狂澜的‘反周期’行为。无论从工业产值、投资和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机械等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能够通过广泛的产业间联系产生强大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摆脱经济疲软的困境。因此，当前的任务不是降低国有企业比重，而只有大力发展国有企业才能摆脱困难。我国进入局部的动员经济状态，不仅能动员闲置的社会资源，迅速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困难，还能提供大量新发展机遇，促使国有企业重振昔日雄风。
有些人认为当前必须依靠民间资本，但实际上，民间私人资本属于敏感的跟进资本，经济繁荣时可能导致过度投机，而通货紧缩时则纷纷撤退加剧萧条，如３７年美国经济一有风吹草动，私人投资立即下降了５０％。因此，当面临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战争和自然灾害威胁的困难时期，无论是任何国家都必须依靠国有企业，扩大公共投资来克服经济困难，这正是大萧条、二战期间，西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