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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绅商不得干预政府事务，指出在君主立宪的各国，主权是属于君上的；虽
②
然“庶政公诸舆论，而施行庶政，裁决舆论，仍自朝廷主之”。 1908年，
梁启超的政闻社被政府下令封闭。由此可见，即使在改革帝国专制主义的时
候，清政府仍力图限制思想。
其次，所有参与制订改革方案的人都各谋私利。1901年以后各项改革主
要是由满族军机大臣荣禄和几名汉族总督张之洞、刘坤一以及袁世凯等所提
倡。1903年荣禄死后，庆亲王奕䜣接替了他的职位。此后，在中央政府中提
倡改革的主将就是奕䜣，协助他的有其同盟者——在天津的袁世凯，他在北
京有兼职——以及地方上迎合汉族士绅改革要求情绪的张之洞等人。1902
年，当张之洞的同僚刘坤一死后，张之洞的影响也下降了；几乎可以这样说，
在1909年以后，一些改革是由庆亲王和袁世凯联合进行的。然而，大约在
1906年行政改革时，出现了一个有势力的反对庆亲王和袁世凯的满人集团。
这个集团由陆军部大臣铁良和学部大臣荣庆领头，后台是光绪皇帝的兄弟醇
亲王载沣。荣庆原是蒙古人，但他把自己看作满人。在1906年以后的两年
时间中，两个集团争夺改革方案，但形势逐渐不利于庆亲王和袁世凯。最后，
在1908年当皇帝与太后相继去世后，醇亲王成了摄政王，袁世凯被迫退隐
河南。1909年，醇亲王控制着局势。铁良对他不满而离开了政府。代替他的
是醇亲王的两个兄弟载勋和载涛，其他宗室人士都簇拥在醇亲王的周围。①
满洲朝廷实行改革方案的目的究竟何在？清朝统治者是否真的相信需
要改革？义和团事件之后，不仅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立宪派人物要求改革，就
是各省督抚和外国人也都有此要求。为了防止反满势力的壮大，并要保持督
抚们和外国人的支持，不管清朝统治者喜欢与否，除了改革别无选择余地，
实际上，政府原先本无自己的改革方案。它只需要保持改革的门面，而对实
际内容则毫不关心。
因此清政府开始搞改革时姿态很消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在日
俄战争之后，它对改革的活动就越来越认真了。可是在这时候，改革并不如
② 《大清德宗实录》，卷583 第4 页；《大清光绪新法令》，卷2 第25—32 页。
① 参看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 册第2501—25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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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和梁启超所主张的那样是为了富国强兵以防御列强的侵略。改革的目
的勿宁说是为了保卫清政府不受汉人与外国人两者的攻击。换言之，改革是
为了保住清王朝。因此，皇帝必须有统率陆海军的大权，必须万世勿替地统
治帝国，必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汉族督抚们也需要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就是他们与慈禧太后、醇亲王
以及满洲的高级官员合作的原因。然而，他们想保存这个王朝的愿望并非只
是出于他们对皇帝的忠诚或对清朝的热爱。那是因为他们感到如果没有清王
朝，他们的权势也会化为乌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朝廷力图削弱汉族督
抚的权力而把它集中于满人手中时，他们自然要大力反对。使形势更加糟糕
的是，在1908年以前，汉人督抚都是西太后的臣仆，然后醇亲王接替了她，
也行使控制帝国官员的特权，但他的威望远不如西太后，而且他的权力也越
来越靠不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汉人督抚们对满洲政府的不满就空前地表
现了出来。愚不可及的满洲统治者正在毁坏中国的儒家君主政体。
在清朝末年，绅士给了督抚们以社会的和经济的支持。原来绅士是反对
改革活动的，但是一旦决定了要进行他们最反对的取消科举和宣布立宪政体
这两件大事，他们却一反故态，转而积极支持改革。毫无疑问，他们这样做
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有爱于清政府或整个中国。对他们来说，新
式学堂和旧式科举考试一样。通过开办学堂，他们能够把他们的绅士特权传
给子孙。此外，未来立宪政体的基础应该是地方自治制。而这种地方自治正
是他们所希望的。因此，他们乐意与各省督抚合作进行这一改革，而当后来
政府企图集中权力时，他们也与督抚们一起起而反对。可是每当督抚采取任
何似乎不利于他们的行动时，绅士们就要反对督抚。因此，各省督抚和谘议
局常常发生冲突。①
改革方案要求有大量资金。政府开始它的各项改革时并没有足够的经
费。它必然要从各省榨取必要的资金。在各省，以强制捐献形式出现的额外
税收却用种种名目强加到公众头上。普通老百姓都感到这是最不堪忍受的负
担。对他们来说，采取立宪政体也好，专制政体或是其他什么形式也好，这
都无关紧要；他们说到底只需要轻徭薄赋、鸡犬不惊的生活。反映人民这种
绝望处境的民众起义，在清末的很多地方几乎连年不断。与此同时，政府一
方面强迫督抚们对财政改革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逐步削弱他们的权力。不
言而喻，督抚们对所分派的任务或者加以拒绝，或者有意留滞。结果，政府
只好借外债来实行它的改革方案。
1911年，政府与四国（英、美、德、法）银行财团签订一笔一千万英镑
贷款的借约，作为开发满洲和币制改革之用，另外还举借六百万英镑贷款作
为建筑粤汉铁路之用。前者用来实现1910年已计划好的币制改革，后者是
① 关于对它的进一步的讨论，参看市古宙三：《试论绅士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
297—3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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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私人建设或发展的铁路收归国有。这笔粤汉铁路贷款结果成了点燃辛
亥革命燎原烈火的火炬。在1898年，美华合兴公司已获得建筑粤汉铁路的
权利。然而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收复利权运动的风暴在全国兴起，特别是席
卷了广东、湖北和湖南各省。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作为这几省的代表与
合兴公司谈判，成功地收回了路权。结果，湖北部分的铁路归该省管理，而
①
湖南和广东部分则交给私人经营。 此后铁路的建筑非常缓慢，最后北京以
私营公司不能有效地经营铁路这一并非站不住脚的理由，决定把川汉和粤汉
两铁路统统收归国有。为此目的，政府力图从四国银行团借得必要的资金。
因此，在四川、湖北、湖南和广东四省的绅商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这
几个省的督抚被责成去镇压反对这次政府行动的骚乱，但甚至连他们也对绅
商颇表同情。这种骚乱一直没有平静下来，最后竟发展成为触发革命的引火
线。绅士和督抚们是否真的反对这种外债，这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他们自
己能够得到这些贷款，他们也许就不会反对了。
概括地说，如果不是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那么也是在最后五、六年
中，它的改革方案可以被看作是满洲统治者及汉族督抚和绅士企图保存、甚
至扩大他们势力的尝试。但这些人的行事往往各有打算。结果，这些改革反
而促成了王朝的灭亡。
（刘坤一译）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最近著作是李恩涵的《1904—1911 年中国争取自办铁路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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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业 ①
关于商人和现代企业的再评价
当清朝在公元1911年覆灭的时候，大约有六百个中国人自己兴办的使
用机器的制造业和矿业企业。已经铺设的铁路约5，600英里长。中国人在
②
这些现代的商业冒险事业中的投资总额大概达到160，000，000元。这个
数目相当大，但只合农业投资的百分之六、七。
虽然在清朝的最后十年，这些事业的发展步伐都加快了，特别是在兴建
铁路方面，但是，这几种工业没有造成任何持续的经济发展。主办人和经理
方面没有制订出计划去注意各种工业发展本身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经济部
门（如信用设施、资金筹措、市场销售、税收结构等）的职能上的结合。无
论如何，许许多多必要的变革必须在全国范围进行，因此都非控制现代工业
的地方官吏办得到的。 （甚至在1918—1922年之间大得多的经济大发展也
无法造成一种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趋势。到了1933年，由制造业、矿业、银
行和运输业组成的中国现代经济部门，也只占全国国内纯产值的大约百分之
十二。）①
① 本章摘自陈锦江著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现代企业》。作者对刘广京和麦金农所提的宝贵意见，以及
洛杉矶的西方学院和海恩斯基金会提供的经济帮助表示感谢。
② 此处及下文引用的元（■）是墨西哥银洋，亦即中国银洋，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时期约值0。72 两银子，
或者等于两个英国先令。银子和银元二者都是记帐的单位。
① 见刘大中和叶孔嘉合著：《中国大陆的经济：1933—1959 年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