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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反对，直到他被迫辞职而由梁诚接替为止；梁诚这名官员是刚卸职的驻
华盛顿公使。股东中间的派别活动随之产生。董事之间互不信任，结果只好
用互相制约和平衡的办法，以划分职责范围，这样甚至使总办无权对整个企
业进行协调，更说不上进行管理了。②
这一切都促进了股东们的战斗性和公众的警觉。当公司帐务管理不善和
高级职员中间贪污成风被宣扬出来时，省政府再次取得了控制的机会。到了
1911年，中央政府把所有私营和半私营的铁路都收归国有，部分原因是广州
铁路象另一条重要的私营川汉铁路那样也是一个失败。在移交的时候粤汉铁
路公司实收资本约一千六百万元，其中已花的大约一千万元只铺设了四十五
英里长的铁轨。象这样低的效率，再加上公开揭发出来的高级职员贪污之
风，就使商办公司的信誉完全扫地了。国有化引起抗议。但是大多数抗议者
之所以情绪激昂，与其说是因为私营企业的告吹，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收到偿
还的现金只有自己资本的六成。
在这几年期间，另一个商办的沪杭甬铁路公司的历史与此有惊人的相似
①
之处。 1907年后期，在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有时是很激烈的运动以后，浙
① 《华南晨报》， 1906 年3 月2、4、7、10 日； 4 月14 日。《华字日报》， 1906 年3 月3、5、10、19
日。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9 第46—47 、61、74 页。
① 关于这条铁路中的外国利益的大部分情况，见孙任以都：《1908 年的沪杭甬铁路贷款》，载《远东季刊》，
卷10 第2 期（1950 年）第136—150 页；马德琳·齐：《沪杭甬铁路贷款：恢复利权的事例研究》，载《现
代亚洲研究》，卷7 第1 期（1973 年）第85—106 页；以及李恩涵：《浙江绅商与北京朝廷官员关于1905—1911
年收回英国的苏杭甬路权的斗争》，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3 第1 期（1972 年）第223—268
页。关于当时的记述和文献，见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连载在《东方杂志》上；又宓汝成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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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地方绅商领袖收回了一家英国公司的筑路权，并且用出售面值五元的股票
（认购后五年分期缴清）的办法筹集资本。浙江铁路公司是建造一条横贯长
江下游南岸的铁路的两个省办公司之一：它也由于贪污腐化、工程质量差、
管理上的争吵和公众支持的日益减少，很快就受到了打击。以进步闻名的士
大夫汤寿潜由于他在收回利权运动中一向是直言无隐的领导人，所以在1905
年被选为修建沪杭铁路的总办。过去人们抱怨汤寿潜狡猾、固执和骄傲自
大，现在则转而赞扬他的提倡立宪运动的斗志，以及他抵抗政府侵犯的能
力。
1909年，汤寿潜为了对批评他的人让步，提出辞职。但是这一行动反而
为他的党人提供一个展开强有力的挽留运动的机会，来显示他们的力量。在
他这样被挽留住以后的下一年，汤寿潜再度突被清帝降旨免职，此事又引起
了对私营效率的怀疑，即效率是否只有通过群众所有制才能取得。有政治头
脑的股东购买股票是为了抵御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他们容易抓住新得
的股东权利去干涉公司的事务，特别在涉及私营公司和国家之间的事务时更
是如此。结果是使受到群众支持的私营企业带上了政治色彩。
1910年汤寿潜被免职一事，驱使为数众多的股东们集会于上海，他们通
过决议说，任何人，甚至是皇上，按照法律也不能把一个经过正式手续选出
的公司高级职员革职。他们援引北京前几年颁布的公司商律第77条，上面
规定，每个公司的董事会享有任免公司职员的权利。整个9月还继续开了几
次会，有些集会开成了群众示威活动。宁波的一次集会参加的人达万人以
上。该公司以这样的民意支持为奥援，便径直和浙江巡抚增韫及省谘议局打
交道。省谘议局认为，任何政府都不能忽视它自己所规定的法律，特别是在
清帝鼓励要实行宪政的时候。浙江巡抚增韫最后答应把这个决议正式转呈北
京。省谘议局曾以停止它所有的公务相威胁。
但是邮传部在9月24日已作出回答，重申张之洞的标准论点，即铁路
涉及国权，因此甚至那些处于商办地位的铁路公司也仍然要与政府保持一种
特殊关系。所以每个铁路公司的总办和会办在选出以后，得经邮传部正式任
命。邮传部的结论是，铁路公司是“官治公司”，因此免职的命令仍然有效。
①
浙江公司股东们的反应是派一个代表团去北京，邮传部侍郎坚持第 77
款不能适用，因为汤寿潜是在邮传部把公司股东们的意愿上奏以后最后经清
帝批准任命的。所以，皇帝也有权把他革职。至少就铁路来说，“商办”实
际上与“官督商办”并无不同，因为国家保留了选任高级职员的权力。
对广东和浙江两铁路来说，更加严重的问题是经营管理的作风问题。虽
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 册第999—1009 页。
① 《东方杂志》，“中国大事记”，第7 年第9 期 （1910 年）第67—70 页；第10 期第75—77 页；第11
期第87、94—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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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梁诚和汤寿潜两人的性格非常不同，然而两人都使公司最后陷进了官僚主
义的办事陋习之中。梁诚成为浪费和无能的牺牲品，后来窜改公司的帐目为
他私人谋利益。汤寿潜支持有关地方绅士利益的事业，使公司与中央政府发
生了冲突。关于这两个铁路公司经营不当的情形愈公开，就有更多的人逐渐
了解，商办不是一种为了公众福利而必须争取的权利，而是一种使公司的董
事和经理发财致富或授予他们政治权利的特许证。浙江铁路公司短期内保留
过有名无实的商办地位，但是到了1911年仍被国家所接收。这两条铁路没
有一条是真正由商人们经营的企业，这个事实反映清末的大工业几乎不可能
摆脱和官僚主义的联系而独自发展起来。
私营企业茂新面粉厂
有几个近代企业得以规避了官方的主办和买办的经营。它们由传统商人
的财力兴办，因为这些商人已经认识到机器能够被用来谋取更大的利润和提
①
高生产力。此种企业中第一个成功的尝试是茂新面粉厂。从1901年开始，
这个厂即由江苏无锡的两兄弟荣宗敬和荣德生开办。虽然荣家与官方有着某
些并不重要的关系，但荣氏兄弟却是非绅非官。他们的父亲只不过是政府的
一个主事，他送长子荣宗敬到铁匠铺当学徒，又送次子荣德生进学堂念书。
荣德生愿意学生意；最后兄弟二人都在上海两个钱庄里当了三年学徒。
满师后，荣德生在一个政府衙门里谋得文书的职务，荣宗敬则在一家上
海银行继续工作。在1897—1898年期间两兄弟都在上海的时候，其父亲带
领两兄弟决定邀约几个朋友开设他们自办的钱庄。钱庄开业以后不久其父即
去世，由于本小利微，其他投资者便把股票都卖给了荣氏兄弟。大约在1900
年，荣宗敬和荣德生开始对面粉厂发生兴趣。荣德生发现尽管面粉市场越来
越兴旺，但因为面粉被视为专给外国人消费的进口货，所以它仍然是免税
的。竞争是微乎其微的，全国共只开设了四家面粉厂：天津、芜湖各一家，
两家在上海。上海的两家中，有一家是美国人经营的，另一家则为军机大臣
孙家鼐的儿子孙多森所有。不过，荣氏兄弟搞近代工业完全是外行，他们不
知道需要什么机器，更不知道办整个厂得花多少钱。和他们打交道的面粉厂
都不让他们参观工厂。荣家兄弟询问一家进口美国机器的洋行，得知开设一
个小型工厂，单购机器一项约需八万两银子。最后他们找到一些英国造发动
机，带动四个法国造的石制研磨机。为此他们总共只花了不到两万两。
这笔巨款实非荣氏兄弟所能筹集。幸运的是，荣家的恩主朱仲甫前来过
问并给予帮助。朱仲甫刚刚弄丢了一顶不大的乌纱帽，正在找机会进行合适
的投资。他和一个朋友一起为这个新公司提供了三万两资本的半数。荣氏两
① 关于茂新厂早年的情况以及荣家的背景，见陈真和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 册第
372—376、381—3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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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提供五分之一，合六千两，他们的几个亲戚则出资补足剩下的九千两。
但是他们发现，甚至在工厂开工以前三万两资本总额也是不够的。在
1902年，荣氏兄弟实际上把他们钱庄的全部利润一万两都转给了面粉厂，从
而使他们自己成了最大的合伙人。1903年他们再增加自己的新股，因为这时
他们钱庄的新收益使他们能够买下所有朱仲甫的股份。朱仲甫当时已决定放
弃他的股权，因为他准备离开上海另就新官职。接着面粉厂改组。在其他朋
友帮助之下，该厂实收资本已增加到五万两。面粉厂的名字由保丰改为茂
新。这一切刚安排就绪时，日俄战争爆发了。面粉的需要量大增，茂新面粉
厂开始赚钱。
公司成功了，于是决定试用比原来石制研磨机更好的机器。1905年，它